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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二十四日，金国派遣的尚书右司侍郎张通古、明威将军萧哲所谓的诏谕江南使到达临安，以左仆射府作为下榻之所。
高宗和秦桧已经商定，准备接受金国提出的一切条件。
诸如，宋向金称臣纳贡；高宗北面拜受金国皇帝的诏书；高宗以客礼接见金国使臣等。消息一经传出，文武臣僚和军民人等义愤填膺，时出不平之语，街头巷尾，还常常出现反对和议的揭帖，有的揭帖还说“秦相公是细作”，甚至有人倡言，如果朝廷一意孤行，他们将聚众闹事。
临安城的老百姓通宵达旦不睡觉，聚集在街头巷尾打听消息，议论和议的是非，常州、镇江、绍兴的老百姓也惶惶不安。因此，朝廷上自大臣，下至百官，朝夕惴惴不安，担心高宗一旦接受金国的条件，向金国诏书行跪拜之礼，会变生不测。
1、谁去接收诏书？
如何接受金国的诏书，成为当时议论的焦点。
一天，宿卫临安的将领主管殿前司公事杨沂中、权主管马军司公事解潜、权主管步军司公事韩世良(世忠弟)到都堂质问秦桧：
“主上受金书，欲行屈己之礼，万一军民汹汹，将若之何？”
秦桧不敢回答，他们又到御史台去问勾龙如渊，勾龙如渊认为，事涉大利害，不可掉以轻心，便入奏高宗，并建议说：
“今日和议，实陛下以徽宗、显肃皇后梓宫与母兄之重，在入国中，宸心朝夕不遑宁处，遂遣王伦奉使请和。今日金人既遭报使赍书而来，倘若不受，必至归曲于我，一日兴师，彼则有辞，此和议不可坏。而礼文之间，动辄过当，若不度利害，勉而从之，则堂堂中国，一旦遂为敌人屈己。如臣愚见，必遣王伦与使人反复商议，取得敌书，纳入禁中，则礼不行而事定矣。”
高宗接受了这个建议。
于是，高宗、秦桧等人一面令尚书省张榜晓谕军民说：
“大金遭使前来，止为尽割陕西、河南故地，与我讲和。许还梓宫、母兄、亲族，余无须索。虑士民不知，妄煽惑。”
借以欺骗舆论，稳定人心。一面又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两次于都堂商议对策。
针对勾龙如渊的建议,秦桧说:
“若王伦(与金使)商量不听,则如之何?”如渊说:“正恐(王)伦未能办此,亦尝率易入文字。请相公参政亲见使人与议,庶国事早济。”
意思是,曾经轻率地书面答复,接受金人提出的条款,现在反悔,王伦与金使可能商量不好,最好是宰相与参政亲自与金使商量。
最后决定还是由王伦去与金使讨价还价。可是,第一轮商谈,金使没有让步。
勾龙如渊、李宜去见高宗说明情况,高宗声色俱厉地说:
“士大夫但为身谋,向使在明州时,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
建炎三年,他被完颜宗弼(兀术)的军队从杭州赶到越州,又从越州赶到明州(宁波),无路可走,遣散百官,带着少数人逃到海上,当时想投降,金人都不接受。他这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像当初在明州一样,百官各自逃生,我一百次向金人投拜,也没有人顾得上来说三道四,现在却来指责我这,指责我那。
如渊说:“今日事势,与在明州时不同。”
李谊说:“此事莫须召三大将来,与之商议,取具稳当乃可。”
三大将中的韩世忠、岳飞是坚决反对和议的,如果回朝,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
秦桧再次求去,显然是因为反对者太多,怕高宗动摇,他一撒手,事情就不好收场。
果然,高宗担心秦桧一去,和议不成,金人要找他麻烦,或者如勾龙如渊所说的,金人要兴师问罪。牢骚归牢骚,从说话的口气中还可以听得出,高宗的屈己求和没有动摇,对秦桧的信任度并没有降低,只是在接受金国的诏书上找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既能保住作为宗主国金国皇帝的尊严，使金使没有话说；又能保全一点小朝廷皇帝及其臣民们的面子，不致激起祸端。
有人建议，既然北面接受金人诏书，已成为不可改变的礼仪，那就供出祖宗的“御容”，把金国的诏书置于“御容”中间，皇帝装作礼拜祖宗“御容”而行接受金国诏书之礼，在外间也可以掩饰过去。这个建议被否定了。
2、楼炤的馊主意
秦桧打算代表皇帝接受诏书，又苦于找不到借口，便问计于给事中楼炤，楼炤告诉他，《尚书》上有“王宅忧，亮阴三年”的说法，皇上现在正居徽宗皇帝忧，由宰相代受诏书，是个极好的借口。
秦桧恍然大悟，便由王伦去同金使交涉。张通古在馆中多日，知道南宋朝野反对和议的情绪十分激烈，勉强同意由秦桧代高宗到馆中接受诏书。但又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秦桧接受诏书之后，必须安置在“玉辂”中，由文武百官护送到朝堂。“玉辂”，是用玉装饰的“御辇”，皇帝也只有在重大典礼时才乘坐。秦桧唯命是从，一一照办。
秦桧这时还是右仆射，不能算冢宰。十二月二十八日，秦桧以代理冢宰的身份代表高宗到左仆射府，进见张通古和萧哲，行跪拜礼，接受金国“诏书”，安放在事先准备好的“玉辂”中，命三省和枢密院的属吏穿着朝服，装扮成文武百官（可见，当时的文武百官大多数耻于参加这种仪式），前呼后拥地护送到朝堂。
路旁围观的人，无不为这种有伤国体的行径而愤慨叹息。
由秦桧导演的这幕丑剧，其实是自欺欺人。高宗虽然没有出面，秦桧作为高宗的代表，在他一屈膝之际，金国作为宗主国的地位就确定了，南宋只是代金国守土的藩国，而高宗赵构只不过是金国皇帝的藩臣，至多不过是在金国控驭下的儿皇帝。
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金国诏书的完整内容，在《系年要录》的夹注中节录了这样几句：
向者建立大齐，本以休兵，欲期四方宁谧，奈何八年之间，未能安定，有失从来援立之意，于是已行废黜。况兴灭国，继绝世，圣人所尚。可以河南之地俾为主。
就这几句话，也可以看出居高临下，杀气腾腾。显然如许多反对和议的人士所说的，是“以刘豫畜我”，把南宋降到“伪齐”的地位，废立皆由金人；至于说到承认南宋是为了“兴灭国，继绝世”，也只不过是把南宋作春秋时的一个诸侯国看待。
这个仪式一举行，就标志着宋、金和议告成了。具体条款大体包括：
1、宋对金称臣纳贡；2、金将侵占的河南、陕西地“赐予”南宋，归还徽宗、显肃皇后梓官，放回高宗的生母韦氏；3、实施“南人自南，北人自北”的方针，各自将寄籍的官吏、军民遣归原籍；4、金国原来任命的河南、陕西官吏不得随意废置。
高宗、秦桧对于他们这种倒行逆施，违背民意的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认为他们完成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为了庆祝他们投降的成功，于绍兴九年正月初一，下的第一道诏书，就是“大金已遣使通和，割还故地，应官司行移文字，务存两国大体，不得辄加诋斥。”
深恐官方文书中有对金人不敬的言语，影响和约的执行。正月初五，又下诏大赦天下。接着要百官上贺表，表态拥护和议；又给文武百官加官晋爵，普施恩泽。
翻来覆去为他们的屈膝投降行为作辩护，说这是“睦邻修好”，说这是“和众安民”，自此“南北绥靖”，“国家安宁”了。极力营造安定、祥和的假象，好像和议一成，真的天下太平了。
真不知人间尚有羞耻二字！
3、岳飞的直言敢谏
其实,对于这样一个丧权辱国、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许多人是深恶痛绝的。
和议达成不久,金使张通古等人回国复命,京东、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命令部分士卒头裹红巾,扮成义军,准备在洪泽湖拦路劫杀,使已成的和议流产。
有一部将叫郝卞的把消息透露给转运使胡昉,张通古等人已过扬州,临时改道由淮西走脱。郝卞若不是弃家出逃,韩世忠非把他杀掉不可。不少官员上贺表都语含讥刺,以为和议非计。
前参知政事徐俯上表说:
“祸福倚伏,情伪多端;恐未尽于事机,当复劳于圣虑。”
言辞最为激烈的是岳飞的贺表,他指出历史上的盟约,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金人无信,殷鉴不远。如果把和议当作权宜之计还可以,要是当作强国安邦的长策是万万不行的。
这与其说是贺表,不如说是对主和派的声讨。
表示要收复两河,驰马云燕,报仇雪耻,誓令金人俯首称臣。真是激昂慷慨,壮怀激烈!无怪乎秦桧读到这篇贺表,大为震怒。
还有时在川陕的右护军都统制吴阶,接到朝廷的赦书,幕僚打算代拟贺表,他很不高兴地说:
“在朝廷休兵息民,诚天下庆。瑜等叨窃,不能宣国威灵,亦可愧矣。但当待罪称谢则可!”
干脆拒绝上贺表。
给将帅们晋爵,岳飞、吴阶都拒绝接受。
岳飞三次上表辞谢,说:
“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以训兵饬士，谨备不虞，而不可行赏论功，取笑夷狄。”
4、金人的背盟
从秦桧来说,他的胜利是巨大的,他不仅征服了高宗,而且打败了比他强大得多的反对派。南宋朝廷在须布大赦诏书之后,紧锣密鼓地作履行和议的准备工作,派遣韩肖胄至金作报谢使,派遣王伦作迎奉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派遣方庭实宣谕汴京和西京洛阳、南京归德、北京大名诸地,派遣周聿、郭浩宣谕陕西,派遣郭仲荀为汴京守臣,派遣赵士 、张焘至河南“恭谒祖宗陵寝”,派遣楼炤至永兴等路“宣布德意”。
然而,就在这时,金国政局开始发生变化,上层对和议的严重分歧逐渐公开化。
当时金国的上层是承认与宋的盟约,也准备执行这个盟约。但真正执行起来,却遇到反对派的抵抗。
原来决定将陕西、河南等地归还南宋,以换取南宋称臣纳贡的,是左副元帅完颜昌和宰相完颜宗磐的主张,但反对的人很多,特别是右副元帅完颜宗弼尤为激烈。
完颜宗弼是金太祖第四子,故称四太子。
建炎三年(1129),宗弼率兵追逐高宗,一次在建康,一次在明州,高宗两度乞降,他都不接受。
一心一意要消灭南宋,统一天下。这次,完颜昌力主归还河南、陕西,与南宋讲和,他也是坚决反对的。甚至宋金两国已经订下盟约,他仍然当着都元帅行府下属的面,公开攻击完颜昌有“异谋”。
天眷二年(南宋绍兴九年)正月,被完颜宗磐排挤出朝的完颜希尹复左丞相兼侍中,宗弼因为朝中有人支持,更加有恃无恐。
当时,完颜昌在燕京行台,宗弼在汴京主持东南事务,金国皇帝告河南吏民诏书他一直扣着，直到正月十五，才发到州郡。
后来在与宋使交涉过程中，又故意刁难，处处设置障碍。二月间，王伦到汴京，进见宗弼，提出交接地界事宜。宗弼首先指责南宋在履行和约之前，就擅自接纳金国任命的知宿州赵荣和知寿州王威，是无视大金；南宋的大赦诏书用“上穹开悔祸之期”一语，是“不归德于金”。
接伴使乌陵噶思谋到馆中也指责南宋不该接纳赵荣和王威，并且要求南宋一定遺返二人。原来，在和议达成之后，赵荣于正月十三日以宿州城归宋；嗣后，王威亦以寿州城归宋。宗弼深以为恨。
对于这件事，王伦不敢回答，而对于“上穹开悔祸之期”一语则极力加以否认。
这句话典出《左传·隐公十一年》,意思是：
天要降祸给许国，鬼神对付不了许庄公，而假手于我。如果我寿终正寝了，就是老天爷特别礼遇许国，撤除降给许国的灾祸。岂但止此，许庄公还可能复其君位。就是说，只要我一天不死，许庄公就别想复位。
楼炤在起草诏书时，用这个典故，意思是：
金人南侵，连年杀伐，是老天爷假手金人加祸于宋，现在金人许和，是老天爷撤除降给大宋灾祸的期限快到了。并不特别包含有贬损金人的意思。
宗弼却抓住这句话，说南宋不感谢大金的恩德，只归功于老天爷，没完没了地纠缠。王伦无奈，只得删去这句话，送给宗弼看，说宗弼原来看到的传抄有讹误，这才是正本，才算把事情搪塞过去。交接手续一直拖到三月十六日才开始办理。
在这之前，宗弼把应该交给南宋的州、军官物，十分只留二分，其余全都送往河北金人占领区内。这等于又进行了一次大洗劫，留下的只是一座座残破不堪的空城。
随后，完颜宗弼又与太师完颜宗干、左丞相完颜希尹告发完颜宗磐、完颜昌私通南宋。
六月，郎君吴十谋反，被诛，事连完颜宗磐等人；七月，宗磐、宗隽、宗英等再以“谋反”罪被诛；完颜昌被撤去左副元帅，降为行台左丞相，完颜宗弼进为都元帅；八月，又以“谋反”罪诛杀完颜昌于祁州。
至此，主战的势力重新把持金廷的朝政。
宗弼在完颜昌被杀之后，又兼领行台尚书省，军政大权集于一身。他处心积虑的就是，撕毁与南宋的和约，重新夺取已经归还给南宋的河南、陕西地。
5、金人的南侵
王伦上次出使金国，被羁押云中（山西大同）期间的一个属吏，后隶宗弼帐下，随宗弼在汴京。一次，秘密来访，告诉王伦宗弼正在密谋除去完颜昌，有撕毁和约，重新占领陕西、河南的意图。王伦遣人密报朝廷，建议早为之备。
秦桧却封锁这一消息，催促王伦尽快过界，赴金国议事，落实和约的其他条款。七月间，王伦一到中山府，就被金人拘禁起来。
八月间，韩世忠得知金国上层发生内变，奏告朝廷说：“金人诛戮大臣，其国内扰，淮阳戍卒及屯田兵尽勾回”，建议“乘虚掩袭”，以挫金人。韩世忠以他高度的爱国热忱和特有的敏感性，确实捕捉到一个反击金人的极好战机。
这年年底，新从敌占区归来的张汇、王辉、刘炎三人，报告了金人有渝盟的消息，分析了金人的内部情况，主张先发制人，渡河打击金人。
可是,高宗非但不接受韩世忠的建议,反而批评说:
“世忠武人,不识大体。金人方通盟好,若乘乱幸灾,异时何以使敌国守信义。”
唯金人之命是从的秦桧，按照宗弼的要求,强行遣送先前以宿州、寿州来归的赵荣、王威返金。韩世忠致书质问秦桧：
“荣、威不忘本朝，以身归顺，父母妻子，悉遭屠灭，相公尚忍遣之，无复中原望耶！”
秦桧虽然感到于情理有亏，但仍然一意孤行。担心由淮东过境，韩世忠会出面阻挠，甚至截留二人，便令赵荣、王威自六合转道淮西出境。事后，慑于朝野的种种指责，又奏请高宗下了一道诏书，榜谕中外，说赵荣、王威“屡抗官军”，“驱掠两州”，罪恶多端，不能收留，以欺骗舆论。当然，这在客观上也起了保护赵荣、王威的作用。赵荣一回到金国，宗弼又派他作领兵将领。
这实际上是堵塞不满金人残酷统治的广大军民的来归之路，帮助金人稳定内部局面。
十月,王伦、蓝公佐才在御子林见到金熙宗。王伦转达宋廷有关履行和约条款的意向,熙宗一条也不回答,等二人回到客馆,熙宗又派耶律绍文来指责王伦说:
你当年被拘留在云中,没有回南的希望,后来放你回去,你不思图报,反而离间我君臣!
所谓离间君臣,是指王伦说服完颜昌与宋讲和事。随后,又提出增岁币,奉正朔,进誓表,受册命,以及尽快遣返在南宋辖区内的河东北的士民等苛刻条件,放蓝公佐回朝转达金国提出的这些新条件,拘留王伦作人质,等待宋廷的答复。
王伦此后再也没能回到南宋,居河间六年,因拒绝接受金国任命为平滦三路都转运使,被金人缢杀。
金熙宗这样做,很显然是有意挑衅,制造再度南侵的借口。
金人渝盟的迹象愈来愈明显,南宋内外臣僚都很忧虑,而高宗、秦桧等人却置若罔闻。
高宗也感到和议有些靠不住了。绍兴十年(1140)正月初，右正言陈渊对高宗说：“闻金人尽诛往日主议之人，且悔前约，以此重有要索。臣谓和战二策，不可偏执。”高宗说：“今日之和，不惟不可偏执，自当以战为主。”
话虽这么说，但还是抱着侥幸心理。
金人在内部稍事平定之后,于天眷三年(南宋绍兴十年,1140)五月,由都元帅完颜宗弼率领四路大军渡过黄河,一场南侵的战争又开始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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