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和贫贱是一种人们的客观生存状态，在此状态上以什么态度对待别人，是一种主观意识。富贵者才可以骄傲、自大、嚣张，这是常理；贫贱者就要低声下气、逢迎、委屈，你还想骄人，凭什么？这是自古以来大多数人的认知。
我们来看看一位古人的观点。
战国时一位在魏国任职的士人田子方，在应对魏国王子对“田子方不向其行礼”的行为，提出“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的责问时，发出这样一段议论：“自古以来，只有贫贱骄人，那有富贵骄人之理？国君而骄人，则不保社稷，大夫而骄人，则不保宗庙。楚灵王以骄亡其国，智伯瑶以骄亡其家，富贵之不足恃明矣。若夫贫贱之士，食不过藜藿，衣不过布褐，无求于人，无欲于世，惟好事之主，自乐而就之，言听计合，勉为之留。不然，则浩然长往，谁能禁焉？武王能诛万乘之纣，而不能屈首陽之二士，盖贫贱之足贵如此。”
这段话放在现在，也足以令人惊讶。老子说：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王者降人以心。《三略》说：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治国安家，得人也。
战国时此类思想还是比较多的，《孟子》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不但是在思想上如此，而且实际中士在与君王贵族相处时，也能够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对待。《齐宣王见颜斶》一文即是记述了这样一段故事。文章开篇即呈现以激烈的语言矛盾冲突：“齐王让颜斶上前”，这是正常的；而颜斶的行为则出人意料，令人惊愕“颜斶也让王上前”。这个行为放到现在，不论在何种组织里，都会被打入“目无尊长，不服领导”的黑名单。
颜斶的这个行为让齐王及左右不悦，因此就责问他：“王是人君，你是人臣，王让你上前可以，你怎么能让王上前呢？”且看颜斶的应对：“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
这个说法让齐王更加生气，于是进一步责问：“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齐王对此回答有些疑惑：这有什么说法？颜斶说：“当然有。从前秦国进攻齐国的时候，秦王曾经下过一道命令：有谁敢在高士柳下季坟墓五十步以内的地方砍柴的，格杀勿论！他还下了一道命令：有谁能砍下齐王的脑袋，就封他为万户侯，赏金千镒。由此看来，一个活着的君主的头，竟然连一个死的士人坟墓都不如啊。”
然后进一步论述说：“从历史各朝代兴衰的现象来看，都是由得民而兴，则失民而衰。”所以，《易经》上说：‘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如果不尊重人民，善于运用他们的才能，做些踏踏实实的工作，只是一味地喜欢弄虚作假，标榜虚名，他们必然走入骄傲奢侈的岐途；骄傲奢侈，灾祸必然随之而来。所以没有实际效用，却只喜欢空名的，国土将日益削减，国力将日益衰弱；没有好的德行，却希望幸福的，必然处境困窘；没有建立功勋，却只图享受俸禄的，必然蒙受侮辱。这一切必然招致严重的祸害。所以说‘好人喜功者，必定不能建立功业；空言而无行者，终究不能实现他的愿望。’这都是爱虚名、好浮夸，无治国爱民实效者的必然下场。”
自古至今，如果不得到人民辅助而能建功立业的，从未有过。所以国君不应该以经常向人请教为耻辱，不应该以向别人学习而感到惭愧。
齐王听了这番话，感到很惭愧，并进行了自我反省。
这番对话所表达的思想，在两千多年前的阶级差别严重的时代，都为人所接受。作为现代全面讲求平等、自由、独立的时代，任何的管理者，既不要以富贵骄人，常以此为警醒；被管理者也无需委曲求全、低声下气，可以此为保持自我的思想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