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初，从欧洲归来的桂永清和郭汝瑰二位将军很兴奋地向蒋氏汇报了一件大事：英国主动提出要与中国长期结盟。
这件事，确实令蒋氏没想到。
在蒋氏看来，英国就是个不死心的没落“帝国”，丘吉尔就是这个没落“帝国”可恶的管家。为了他们在东南亚地区那点可怜的利益，屡屡给远征军设置障碍。
若非如此，远征军也不至于在滇缅战事中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可战争还未结束，英国却突然要求长期结盟，他们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难道丘吉尔突然变好了？
见蒋氏表示很疑惑，二位将军做了进一步解释。
原来，英国人虽然认为丘吉尔在保卫英国利益方面立下了大功，可这是他作为一个英国人应该做的。
为了避免战后丘吉尔由一个人变为“神”，就准备在战争结束之后赶他下台。
当时，英国颇具实力的英国工党认为，战后会出现美、苏两国主宰世界的局面，英国将被进一步边缘化。
为了与美、苏抗衡，英国工党私下里联络桂永清和郭汝瑰，承诺，如果工党在接下来的大选中获胜，就将香港归还中国。
作为交换条件，中国在战后既不能与苏联结盟，也不能与美国结盟，而是要与英国结盟。
英国工党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在美、苏之外兴起第三势力。
蒋氏听完两人的汇报后，并没有表现出过于兴奋，而是陷入了沉思。
几天后，蒋氏召见桂永清和郭汝瑰二人，令其转告英国工党方面：中方不接受此建议。
在蒋氏看来，二战之后，英国昔日的所谓“荣光”将一去不复返了。即使与中国结盟，也无法与美、苏抗衡。
况且，即使丘吉尔被赶下了台，可又有谁知道他不会卷土重来呢？
如果在下次选举中，丘吉尔又上台了，有谁能保证英国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呢？
因而，蒋氏放弃了和英国结盟，坚持继续和美国绑在一起。
在蒋氏看来，这既是做人“有情有义”的表现，又是一个盟友应该坚持的“忠诚”。
可蒋氏错了，而且错得还很离谱。
在世界大国的纵横捭阖中，哪有永远的朋友，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
就在蒋氏拒绝与英国结盟不久，驻美“大使”魏道明发来一道密电，内容让蒋氏大吃一惊。自己甘愿舍弃与英国结盟和香港的利益也要与其绑在一起的美国竟然把他“卖”了。
原来，在1945年的2月上旬，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召开了一次由英、美、苏三国首脑参加的会议。
虽然在对外公报上说，雅尔塔会议讨论的是欧洲战场问题，但实际上，对亚洲战场的讨论也同步进行，并且还秘密订立了一个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条约。
《雅尔塔协定》涉及到损害中国利益的条款有：
其一、承认蒙古国。
其二、大连为国际商港，苏联有优惠权利。
其三、苏联租借旅顺为海军基地。
其四、中东、南满铁路由中、苏共管。
抗战胜利在即，自清朝时期开始丢失的国土即将被收回，这既是举国振奋的大事，也是中国全民抗战的动力。
可丢失的领土还未收回，《雅尔塔协定》又要把占地面积15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出去，这不是往中国正在流血的伤口上撒盐吗？
大连、旅顺和中东、南满铁路虽然没有被割让，但这意味着东北将沦为其他国家的势力范围。
如果答应了这些条款，那14年的抗战岂不是白打了？
那么，《雅尔塔协定》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危害中国利益的条款呢？
老生常谈的观点是中国战场的豫湘桂大溃败，使盟国，尤其是美国认为中国已经无力与日军抗衡，因而，把打败日本的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
可事实是这样吗？
应该说，豫湘桂大溃败确实给抗战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这其中的原因有四个：
其一、蒋军内部腐化，部队缺编严重，部队的战斗力不高。
其二、盟军加入战场后，蒋军高层普遍对战争前景抱有不切实际的乐观心理，认为可以“坐等”胜利。
其三、大批精锐部队调往云南参与打通滇缅公路的战事。
其四、日军在1944年大力扩军，兵力已经由过去的69个师团扩大到101个师团。
去除前两个原因之外，后两个原因也是豫湘桂战役失败的很重要因素。
但在南太平洋战场上遭到日军顽强阻击的英、美部队却并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他们之所以遭到日军的顽强抵抗，就是因为中国部队没有有力地牵制住日军。
以英、美两国的情报侦察能力不会不知道日军扩军达到101个师团的这个事实，也不会不清楚豫湘桂战役失败是一个综合因素，并非仅是中国部队作战不利。
但是，他们依然以此来指责蒋氏，在他们看来，他们在南太平洋遭受日军的阻力就是中国战场失利，让日本把大批部队调往南洋作战所致，以至于让他们损失惨重。
可是，他们士兵的生命是生命，难道中国士兵的生命就不是生命吗？
凭什么他们的胜利要建立在中国对他们的全力配合上。难道他们自己就没有单独击败日军的信心和能力？
诚然，既然是盟军，互相之间配合作战是应尽的义务。可是，依靠盟友付出巨大牺牲来换取自己的胜利，仁者不为也。
总而言之一句话，英、美两军就是害怕死人。
可这些话是无法对外明说的，因而，他们也只能牺牲中国的利益。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利益才是首要的。
斯大林很清楚这其中的玄机，你们不是害怕死人吗？那我就“狮子大开口”。
就这样，《雅尔塔协定》出炉了。
蒋氏自然不敢背着国人接受这个条款。他派宋子文去见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表达了中国拒绝接受雅尔塔会议有关中国部分密约的态度。可无任何结果。
1945年6月12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面见蒋氏，提出要兑现《雅尔塔协定》中给苏联的那些利益。
蒋氏自然不肯答应，就委派宋子文和小蒋赴苏谈判。可仍然无果而返。
蒋氏终于明白了，无论他再怎么活动，对于想要牺牲中国利益的英、美而言，都是无济于事的。
因而，蒋氏放弃了自己之前许下的不与日本单独“媾和”的承诺，派人到上海谋求“媾和”。
负责接待蒋氏代表的是日本大特务船津辰一郎。
蒋氏代表提出三点意见：
其一、中国和美国的同盟是牢不可破的，但中国认为中日合作对东亚的和平至关重要，因此，愿意与日本合作。
其二、日本在盟军的打击下，即将面临灭顶之灾，拯救日本非中国莫属。蒋氏愿意不计前嫌，准备在合适的时机为日本人说话。
其三、中、日部队要互相克制，不要再扩大战事。
冈村宁次根本就不相信苏联会在此时进攻日本，认为蒋氏的话都是危言耸听，是口出狂言，不予理睬。
见冈村宁次根本不接受“媾和”，蒋氏就让何应钦出面，再次派出谈判代表。
冈村宁次不但没有接待何应钦派去的那位叫余万青的代表，甚至还给何应钦下了一封战书。
在战书中，冈村宁次口气狂妄，大言不惭地表示要率领百万在华日军与中国部队作战到底，不接受调和云云。
1945年2月底，日本内阁有意寻求结束战争，汪伪中与重庆有联系的缪斌作为中间人与日本谈判。
1945年3月16日，缪斌抵达东京，带来了蒋氏对和谈的六条意见：
其一、归还东北。
其二、日本从中国全部撤兵。
其三、重庆在南京设置看守府，三个月内还都回南京。
其四、南京看守府由重庆派员组织。
其五、取消南京汪伪，头面人物由日本收容。
其六、日本与中国“媾和”的同时，与英、美“媾和”，共同防苏。
就在缪斌与日本会谈的时候，蒋氏再次发来指示：前述六条不容变更。
如果日本接受了这六条，很难想象会出现一副什么样的场景。
诚然，如果日本接受了这六条，《雅尔塔协定》中关于损害中国利益的四条内容将作废。可是，蒋氏是否忘了，在《开罗宣言》中，明确规定的日本归还中国的海峡对岸和澎湖列岛到哪里去了呢？难道是要送给日本吗？
难道中国抗战的14年就白打了吗？
不仅白打了，而且还要把海峡对岸和澎湖列岛拱手送给侵略者，天下哪有这种道理！
蒋氏此举，看似为国为民，但除了进一步摧毁民族自信心和荣誉感之外，毫无用处。
同时，这件事还反映出蒋氏的另一个短板，那就是仅具有陆权思维，毫无海权思维。
自清末开始，大清就是因为连续丢掉了琉球、海峡对岸，才一步步在战略上被压制。
现如今，蒋氏心目中在意的还仅是陆地上的领土，对澎湖、海峡对岸等能够制约日本向东南亚发展的海上战略要点弃如敝屣。这就难怪在开罗会议上，他曾两次拒绝罗斯福要把琉球归还中国的提议了。
时任日本首相的小矶国昭算是当时日本一个难得的“明白”人，他对蒋氏提出的条件非常热心，力主按照这个条件缔结合约。
1945年4月2日，小矶国昭对日皇汇报时指出，这是日本结束战争难得的一个良机，千万莫要错过。
可是，日皇对此不感兴趣。
日本陆相、海相和外相在听取了小矶国昭的情况通报后，均表示反对，主张力战到底。
4月3日，日皇再次召见小矶国昭，以陆相、海相和外相均表示反对为由，令小矶国昭停止与蒋氏的和谈，让蒋氏的代表缪斌立即回国。
就这样，日本终于还是没有逃过品尝两颗巨大的美味“糖果”。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就像小蒋与斯大林谈话时，斯大林说的那样：
“倘使你的国家有力量，自己可以击败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话虽刺耳，但却是一番道理。
打铁还需自身硬，弱国无外交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