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清末的义和团

文︱综合

义和团的真相

长期以来，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义和团运动”，一直被包装美化成抵抗西方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来源：毒善天下）

今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话题。

纵观满清末年这场席卷中国北方的运动，被杀多数多是教民和无辜的百姓。实际上，“义和团运动”，是一场打着所谓爱国旗号的“杀汉奸卖国贼的群众性运动”。

根据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统计，被义和团杀死的洋人数目仅为231人，其中多数是积德行善的传教士。

而被义和团杀死的中国教民与无辜百姓，却有数十万，仅仅是北京地区就有四万多教民被杀。另外有一些并不信教的百姓，也被杀了。原因是与洋沾边的，都会被当成汉奸、卖国贼杀害。

义和团把所有与洋人沾边的人，都视为汉奸，信洋教的、在洋人企业做事的、读洋书的，甚至用洋货的人，统统都被当成汉奸卖国贼，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杀无赦。

当时，义和团甚至还宣称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

所谓“一龙二虎三百羊”，就是指光绪帝，李鸿章、张荫桓，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派。当时，一些留在朝中的开明大臣，先后被杀。李鸿章事后庆幸，如果他在北京可能也难以保命。

一句话，凡是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凡是跟洋沾边的人，哪怕仅仅是用了一支洋货铅笔，在义和团运动期间，都成了需要被肃清的汉奸。

当时的北京街头，到处都是尸体，很多妇女儿童，被剁成肉酱。

整个北方，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发生的惨案非常多。我们这里仅举其中三件惨案，从这三件惨案中，完全可以看出这场所谓的爱国运动，背后的真相究竟是啥。

第一件：朱家河惨案

朱家河惨案，又被称为朱家河教堂惨案，在西方广为人知，几乎与北京的西什库教堂被围攻一样出名，但在国内却被掩盖了，鲜为人知。

朱家河村位于今天的河北省景县大约十公里处，分为东西两个村子，其中东朱家河村很早就有人信教，村中的百来户人家大多信教，因此，朱家河教堂也成为这个地区的第一堂口，设有男女学校、育婴院、医院等

朱家河村周围的教民受到义和团的攻击后，纷纷扶老携弱，躲进了朱家河教堂，一时间，朱家河教堂成了当地教民们唯一的避难所，当时，景州、吴桥、阜城、故城、交河、武邑等七八个县的教民们纷纷来到朱家河教堂避难，聚集在这里的教民多达三千多人。

但很快，朱家河教堂也受到一伙义和团暴民的围攻。这伙义和团的老大姓王。这位王老大在闹义和团前，是一个无业游民，他曾在朱家河村因调戏一个信教的村姑，被几个教民教训了一顿。他当上当地义和团的首领后，第一件事就是攻打朱家河教堂。但由于躲在教堂里的村民非常多，这位王首领担心又像上次那样吃亏，不敢轻易发起攻击，只是围而不打。

这时，出现了两个关键性人物——蔡氏兄弟，他们是当地的读书人，一个是举人，一个是秀才。这兄弟俩早就看洋教堂不顺眼，现在觉得机会来了。

两人跑去告诉带兵路过景州的清军指挥官陈泽霖，说朱家河教堂是洋人和汉奸聚集地，经常欺负乡民，请求陈派兵攻打。陈泽霖在蔡氏兄弟的忽悠下，连夜带领军队来到朱家河教堂，在用大炮进行一番狂轰后，两千多义和团和三千多官兵们，向“汉奸”发起了英勇的进攻，他们迅速冲进教堂，不分男女老少，进行杀戮。

这是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战斗，屠杀结束后，躲在教堂里的三千多百姓，只有极少数人侥幸逃生。

在这场杀戮中，教民被杀的场面简直惨不忍睹，有被枪打死的，有被烧死的，也有从屋顶上跳下来摔死的，但更多是在逃生中被乱刀砍死的。

后来，陈泽霖在现场发现，被杀死的绝大多数是妇幼老弱，哪里来的汉奸，外国人也只有两个！他非常气愤，拒绝了义和团请他帮助攻打下一个教堂的要求。出于赎罪的心理，陈泽霖将几个死里逃生的教民一路护送到北京。

第二件：北京惨案

陈泽霖原本是从山西带兵，准备来北京勤王的，那时的北京，早已变成了人间地狱，惨绝人寰。

北京之所以失控，也是因为两个关键性人物，两个大人物：一个是慈禧老太婆；另一个是端王。

慈禧一开始其实和历代统治者一样，对义和团这样带有迷信色彩的社会组织，采取残酷镇压剿杀的政策。

比如，袁世凯当时在山东当巡抚，对义和团一点也不手软。他假意请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来赴宴，然后说你们既然刀枪不入，今天就请证明一下。证明的结果就是大师兄二师兄被一阵乱枪打死。所以，义和团在山东根本没法混下去，只好纷纷跑到北京、天津、河北一带。

那么，慈禧为什么改变了对义和团的态度？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顽固守旧，一直想要废掉光绪皇帝，另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帝。但此举不仅受到张之洞等洋务派的反对，连西方列强也反对。

端王眼看自己儿子难以坐上皇帝的宝座，对洋务派以及洋人简直恨透了。于是，清朝统治集团中形成了以端王为首的排外集团，主张对洋务派和列强采取强硬态度。

慈禧本意想与列强讲和，但端王载漪等人利欲熏心，居然伪造西方列强逼迫慈禧还政于光绪帝的照会，这让慈禧大为震怒：老娘怎么能失去权力呢？

于是，要不惜一切决定和西方开战。

但清朝在甲午战争以后，国力、军力大损，既无力镇压义和团运动，也无力对付列强军事行动，所以便有了以义和团抗击列强的做法，以期坐收渔人之利。

于是，慈禧老太婆做出了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绝无仅有的举动：以一国之力，同时向十一国宣战的愚蠢行为。

而且这十一个国家中，绝大部分，都是当时的世界强国。

这样一来，义和团相当于奉旨造反，名正言顺。而那个一心想让儿子登上皇位的端王觉得，机会来了，他想利用义和团杀掉光绪和洋务派大臣，“杀一龙二虎三百羊”的主张就是他提出的。

在他的指使和鼓捣下，数万义和团暴民涌入北京。就这样，作为当时的首都，北京成为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受害最烈”的城市.....

根据《庚子国变记》中的记载：

“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妇人之尸，往往乳头割去，阴处受伤，男妇大小，怆形万状，不忍瞩目。气味恶臭，终日掩鼻”。

不仅是平民百姓遭受此大难，朝廷官员中，凡是涉及洋务的，比如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内阁侍读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等人，一律被砍头，被抄家。

如果不是慈禧有意控制态势，义和团甚至可能冲进宫谋害光绪皇帝。

当时的北京城，如果在身上搜出了洋玩意，哪怕是一张洋纸，都足以让人丧命。这种人，义和团叫他们“三毛子”。

洋人是“大毛子”，信教的是“二毛子”，用洋货的排第三，义和团发誓要从“大毛子”一直杀到“十毛子”。

但是根据一个叫王大点的日记记载，义和团在北京大开杀戒的时候，他们剿出来的洋货，并没有砸毁了事，而是全部拿走了。

比如，王大点记载：

“某日，冰窖胡同义和拳将长香（巷）四条照象（相）馆张子清俱家三口剿办，剿得自行车、话匣子、洋物等物不少，解送南横街老团。”

剿到的这些洋货，最后全部送给了义和团的领导们享用。

义和团在北京，可谓是烧杀抢砸坏事干尽。在焚烧“老德记”西药房等洋货铺时，连带北京南城最繁华的大栅栏商业地区，1800多家店铺和7000多间民房被焚，其火势之凶猛，连巍峨的正阳门城楼都被殃及，最终全部烧毁坍塌。

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说：

这次大火“焚正阳门外四千馀家，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

真是人间地狱！

第三件惨案：山西太原惨案

北京变成了人间地狱，那全国的情况又如何呢？

端王载漪出任首席大臣后，发布了诛杀各地洋人的密令。

这里需要特别说一下，当慈禧变得无比疯狂时，官员中还是有一些清醒者的，那就是张之洞、李鸿章他们这些长期从事洋务的封疆大吏，他们联合起来搞了一个“东南互保”，简单说就是，东南几省联合起来，不听从慈禧这个疯子的。

他们单独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互不侵犯的条约，这才为国家保住了一丝命脉。在大一统的专制国家，这是绝无仅有的。这样的举动，其实已经是公然与朝廷分裂，已经是抗旨不遵了。

当然，也有跟着慈禧一起发疯的，比如山西的毓贤。

根据学者马勇的研究，山西素来是欧美传教士的重要活动区域之一。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早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就进入山西传教，以及做慈善事业。明朝末年，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去到太原。

到了清末，太原地区已经有六十多座教堂，这些教会组织还在那里创办不少修道院、孤儿院、教会学校、教会医院以及教会公墓等。实事求是的说，西方传教士在那里数十年如一日辛勤工作，为当地民众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

在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期间，专门成立了教案局，负责处理与教会有关的事务，所以山西地区的民教关系素来比较融洽。山西的传教士以及教民们，在赈灾、慈善、教育等方面的良好形象，赢得了山西人民的尊重，民教和睦相处，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冲突。

可惜，这一切，因为毓贤的到来，毁于一旦。毓贤的极端排外，仇视西方文化，在当时的地方官员中，是出了名的。

“当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者居多……将洋人尽数擒捉，以链锁之，均在抚署处决。其漏网者，惟有一洋女人割乳后逃走，藏于城墙之下，其后查得，已死”。

这是毓贤为了表功，在奏折中自述的内容。

据统计，“山西教案”席卷全省79个州县，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有1万多人被屠杀，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多间，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后果之严重，可谓全国少见。

翻阅这些资料时，让人心情非常沉重……

尤其是一些亲历者留下的记载，让人触目惊心！

比如，太原一个当铺的掌柜作了这样的记载：

当教堂被焚时，一个英国传教士从中逃出，哭号于众人面前说：“这些年我在山西花了五六万银两，救活数千人，难道这还不够换条性命吗？”最后还是被砍头。

（G. B. Farthing夫妇及三个孩子，1900年7月9日在太原被杀）

有一位英国妇女携带婴儿逃出，跪在地上哀求：“我在这里行医治病有几年时间了，被我救活的有数百人，今请饶了我母子性命吧。”话没说完，就被那些义和团民众推入火中，这个英国女医生奋身逃出，仍被推入，与其子一同被活活烧死……

（SUSAN ROWENA BIRD，1900年7月31日在山西太谷被杀）

（Ernest Pond Atwater与Jennie Pond Atwater夫妇的孩子，1900年在太原、汾州先后被杀）

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后来，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进入山西赈灾，义和团运动中所表现出的中国人的愚昧、无知和残暴，使得李提摩太坚持要在太原开办一所高等学府，以启迪教化民众。

在与英美等国公使协商之后，他跟李鸿章提出，向山西罚银五十万两，用这笔资金“专门开导晋省人民知识，设立学堂，教育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惑。”

通过李提摩太与岑春煊的多次协商，中西大学堂在第二年开办，并与刚刚成立的山西大学堂合并，成为全国继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之后的第三所大学。

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启的，实在让人感叹！

最后，我们从政治、文化方面，简单分析一下义和团运动背后的真相。

一、权力之争，政治操弄

如果读慈禧发表的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匈十一国列强的宣战书，也许你会被慈禧为国为民、慷慨激昂的陈词所感动。

但事实上，慈禧也好，端王也好，他们都是因为权力，才不顾一切地发动战争。

所有的专制统治者，他们最怕失去的，就是手里的权力。

为了权力，不惜把几亿黎民百姓绑架在他们的战车上；为了权力，哪怕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天下大乱，也在所不惜。

而这一切，却被包装在抵抗侵略的民族大义中。

其实，所谓的“敌人”，不过是为了愚弄煽动百姓而树立起来的。

二、底层民众，愚昧残忍

义和团成员绝大多数是最底层的民众，他们可能是二十世纪前后中国最愚昧的一群人。

各地义和团领头的，往往是一些无业游民、无产流氓者。

这些人中间，也有非常聪明的人，他们自己才不信什么刀枪不入呢，打战的时候，都是叫弟兄们往前冲。

一旦有了战利品，不管是女人，还是收缴的洋货，他们首先享用了再说。

除了这些狡诈之徒以外，大部分义和团成员，是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风往哪边吹，他们就往哪边倒，完全没有思考能力。

关于他们无知的史料，今天读来，恍如段子：

“有黄飞虎附体者，问与黄三太是何族属，辄悍然曰：吾兄弟也。一市哄然。”……

他们不仅愚昧，还很残忍。

学者张鸣先生研究，义和团最恨中国女子信教，对女教民更是仇恨，但凡发现一个女教民，众人就冲上去把她砍成肉酱。而在山西太原教案中，他们甚至连婴儿也不放过。

这样一群既愚昧无知，又残忍野蛮的底层民众，是非常可恨的。但他们最终的下场，又是非常可怜、可悲的。当统治者利用完他们以后，立马反过来将他们牺牲掉。

最后出现的场景就是，政府军和西方军队一起，屠杀义和团。

学者陈寅恪说“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那么，在这样一种“下愚而上诈”的社会结构中，知识阶层，或者文化精英阶层应该怎样做，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呢？

我们先来看看，1900年的文化精英阶层是怎样的。

三、“士绅文化，极端狭隘”

实际上，无论是身居庙堂的徐桐这样的大学士，还是民间的士绅，他们表现出来的，都是非常极端狭隘的文化意识。

朱家河惨案中，带领政府军去屠杀信教同胞的蔡氏兄弟俩，就是典型。可以说，义和团运动的滥觞，当时的士绅阶层要负很大的责任。

在查阅义和团的资料时，在各地都出现了士绅们到处煽动百姓，抵制西方文化的情况。有到处演讲的，有写揭帖污蔑西方文化抹黑洋人的。

比如，到处造谣说洋人教堂里专门挖小孩眼睛，类似的揭帖简直是满天飞，什么“劝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睛都发蓝。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

社会本来就“下愚而上诈”，这些知识阶层又这样跟着浑水摸鱼，所以就导致整个社会完全失去了理性、失控的时局，悲剧也就成了必然。

那些士绅，那些当时的文化精英们，除了顽固自私、不肯接受西方文化，更多的原因还是为了一己之私。

新的文化挑战着他们的话语权，挑战着他们的社会地位。西方文化进来之前，无论是文化的解释权，还是道德裁判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所以，他们面对西方文化时，一时间进退失据。

在惶恐不安中，出于自保的本能，他们对西方文化群起而攻之，试图保住文化的垄断地位。

也正是他们的自私和狭隘，他们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和顽固的既得利益者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最终给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依然要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如何面对西方文明？

这一百多年来，虽有许多惨痛的教训需要我们借鉴，比如义和团运动、文化大革命，但也有正面的例子，比如清末的洋务运动、近代的改革开放，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通过梳理这些历史，我们要知道，最适合的中国的道路一定要——中西结合。

不管怎样，今天的我们，至少应该记住一个教训：极端民族主义，害人害己，害国害民！

但令人遗憾和担心的是，现在一些国人好了伤疤忘了痛，包括一些无良媒体，为了迎合民众、迎合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正在重复着蔡氏兄弟、以及徐桐们的老路。

在社会上，在网络上，在各种媒体上，他们大肆宣扬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甚至一边享用着西方文化所造就的现代文明，一边各种抵制、抹黑、污蔑西方文化，大搞学术义和团。

实际上，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已经坏到透顶。前车之鉴，有识之士不可不察也。

义和团是怎么形成的

所谓的“秘密结社”，是我国民俗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组织结构，拥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其作用是在高压的社会网络中，为无依无靠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其实，中国历史上的秘密结社，按照其组织形态和行为方式，可以分为：秘密会党和秘密教门，两大系统。

这两大系统中，前者是用结拜异姓兄弟的方式建立组织，以江湖义气、帮规家法和其他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来维系内部团结；后者则是用师徒传承的方式建立组织，以被曲解、改造的儒、释、道三教教义、学说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工具。

据研究，清朝晚期北方地区活跃的所谓的“义和拳”组织只是我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支系。他们大多数归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于满洲的“异族”执政，因此，这些组织结构在清朝早期，从事“反清复明”的政治活动，大部分都是民间力量。

来到清代中后期，民族意识在长時期的消磨中慢慢缺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变出来的所谓的“义和拳”组织，事实上，已演变成以强体健身、自卫身家为服务宗旨的民俗传统武术娱乐团队，他们的政治需求，通常来说非常的简单实际，因为，他们不再以满洲人为抗争目标。

鸦片战争后，大批传教士随战舰涌进国内，他们在向中国传送西方国家近现代文明的同时，也因为对我国国情欠缺掌握，而在无形中支持或者利用了某些无良中国人。初期，教民中有很多虔敬的中国人真心实意向教，但同样初期的教民中也有一些黑心之人乃至地头蛇蛮横无理。

这种黑心之人运用传教士作为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我国民俗社会发展的中西方文化矛盾，西方国家赴华的传教士无故替这些黑心教民承担了责任。久而久之，民俗力量与“新异族”教士的分歧持续加重，他们慢慢将教士作为关键的抗争目标和围攻对象。

因此，民间“秘密结社”就变成清朝晚期中国抵御外地人入侵，尤其是参与抵制国外教士抗争的中坚力量。在甲午战前，我国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抗争尽管层出不穷，但是，从总体上看，这类抗争既沒有产生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全国各地因一些恶性事件而产生的抵制传教士、抵制教民不法行为的“教案”而已。

甲午战争后则不然，帝国主义瓜分我国步伐的加速，中华民族的危机日渐加重，并且，随着很多国外洋货的输入，近现代新型工业生产的盛行，民间组织存活情况以及生存环境，都产生了较大的转变。这种情况，相较于战前并没有明显改善，只是在逐渐恶化。中国人特别是乡村老百姓，在将这种状况归罪于清廷软弱无能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这些倚重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及其他们手下的这些教民们，基本上没什么好东西。

所以，他们的恼怒毫无例外地指向了这些洋教士和教民。就传教士自身来讲，他们原本是担负起传播“福利”的使命赶到我国。传统意义上来讲，在甲午战前，除个别传教士抱有一些政治野心，不安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之外，大部分教士还是在我国众多地域特别是在乡村地域，尤其是在偏僻的乡村地域，做了很多有益的公益慈善、文化教育普及等工作。殊不知到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瓜分我国的步伐的加速，在我国土地上的国外教士也产生了一些分裂。

这其中，一部分传教士不再安心于本职工作，开始直接或间接为其国家主权服务，违反了其为造物主散播“福利”的最初的服务宗旨。比如：德国天主教会的圣言会，在山东省的主教安治泰，他始终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权益提供积极且强有力的支持，因此，当“巨野教案”发生后，他马上向德国外交部提议：应当运用这一大好机会，出其不意占有胶州湾，并将此变成德国在远东的一个关键产业基地。

这类具备显著政治色彩的言行，显而易见不符传教士的性格角色，不符合传教士赴华的原心原意。他们要以宗教信仰从事政治活动，这自然造成了大量中国人的抵触。

可以说，像安治泰那样的教士，在那个时候尽管并不具备普遍意义，但是，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教士樊国梁、美国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尽管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起过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央政府与欧美国家，特别是在与他们自身的国家产生某类矛盾或外交关系紧张时，他们都是在某种意义上背叛了原有的宗教信仰，而屈从于更实际的政冶，都曾向其原国竭力鼓吹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部门动手创建自己的侵略基地。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在我国角逐租界地盘、抢占势力范围，妄图根据战斗力或非战斗力的方式瓜分我国的诡计，始终有教士在其间起着重要的作用。像：樊国梁、丁韪良、李佳白这些教士在我国很多年，精通我国国情和日常事务。如果，不是他们的国家主义与煽动行为，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瓜分我国的阴谋与行动也许不会那么严重。

更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人民抵制传教士和国外教会的抗争，在甲午战争后便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环节，抵制教会与传教士的抗争，便自然地与抵制帝国主义瓜分我国的抗争，紧密的联系了起來。

二战结束之后，就中国各地遭到国外入侵、蹂躏的水平而言，山东省的状况好像更严重。德国于1897年强制攻占胶州湾后，便开始把山东省视作自身的国土在发展，把民众视作自身的殖民，他们在山东地区大张旗鼓修建铁路线，采掘矿山开采，强占民田民房，毁坏水路坟茔，给山东省的老百姓，特别是公路沿线的住户，带来了沉重灾祸。

尤其是依照中德双方达成的修建铁路的有关协议，明文规定：占有本地住户的农田，应当给予相应的赔偿和优惠待遇。但是，事实上这种被占农田的农户，根本没有赔偿，或者获得的赔偿很少，这必然造成被占农田的农户的强烈不满，从而，引起了一连串的突发事件。依照中德彼此承诺，如果，产生这种突发事件，应由中国地方官衙从重惩办，并沒有德国出兵的明文。

殊不知，因为中央政府特别是当地政府行政效率太过于低下，当这种突发事件暴发后，当地政府往往思维迟钝，乃至有放任民间组织向德国殖民政府闹事之嫌。所以，长此以往，德国殖民政府就不顾及中德彼此先前达成的和解事宜。所以，如果某省产生动乱，殖民当局往往避开我国当地政府，快速出兵立即镇压。

结果就是：尽管将这种以反对侵吞自身农田为主要宗旨的动乱镇压下来了，但是，毫无疑问则激发了山东省民众对德国人极端霸道行为的抵触。

为了平复民怨，参与解决这种纠纷的山东省地方官吏，曾向清政府明确提出过一些提议，期待由政府部门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政府的关系，遵守原条规中的承诺，但凡租借地外产生的纠纷案件，仍归中国地方政府解决，以防各方争吵不休而起争端。殊不知，这样的提议却不被清王朝所重视，也不被德国人所接纳，結果，分歧愈来愈深，部分斗争就演变成规模性军事抵抗。

其实，侵吞瓜分山东省的不仅仅德国，别的国家也尝试在山东省创建自身的势力范围。甲午战争之后，威海卫被日本军队侵占达三年之久，以后又被英国强制租借。英国还强制圈占文登、荣城等县，迫使农户交粮完税。山东省在沦为德、英、日等国殖民地后，社会经济发展遭到了破坏，南北方大运河的交通运输业，也因国外资产的垄断而大幅度没落。

以往凭着大运河之利，足以维持生计的船夫、挑夫、装卸工等，在高效率低成本运载工具和运送手段的冲击下，大批下岗，到处漂泊。

当然，人祸以外还有自然灾害，广东地区自1895年起不知为何自然灾害频繁，大河年年决口，受灾面积达50州县。1899年，黄河流域又碰到历史上少见的旱灾，山东省地区饥荒比较严重，灾荒满地，流民遍野，大量的人民流离失所，社会发展动荡。处于挨饿、死亡线上的人们更容易被影响、被煽动。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秘密结社”义旗一张，便马上获得了众多乡村群众得大力支持，并最后演变成盛况空前的人群骚动。

骚动的主体就是这些民间秘密结社，他们在底层社会错综复杂世代相沿，有着极大的阵营和复杂关系网络。他们的活动出现了波动，直接体现出政治统治的治乱情况。通常情况下，在政治统治比较巩固的時期，这种民间“秘密结社”的活动较为低迷；相反，当外患比较严重或统治较为混乱时，民间“秘密结社”就较为活跃。

综合各种参考文献的记述：1895—1899年里在华北地区的秘密结社至少存有武圣教（金丹道支派）、如意教（儒门教）、大刀会、红拳、义和拳、诀字、红门、弥勒教、梅花拳、铁布衫、金钟罩、红灯照、八卦教、离卦教、黄洋教、在理教、混元门、六合拳、圣贤道、一炷香、白莲教、江湖会、仁义会、红枪会、天地会、哥老会等。

假如，从人员构成展开分析的话，这种“教派结社”的主体，主要是游离在传统的农牧业社会经济结构以外的社会发展成分，如：和尚、道士、拳师、术士、游勇、流民、民间艺人（如耍猴的、架鹰的、耍武把式的）等。他们浪迹江湖，博学多才；行迹诡秘，飘忽无常；身无所有，敢于抵抗。因此，在社会动荡期，他们往往充当抵抗官衙活动的急先锋或组织者角色。

至于这说到的“义和拳”，其来源复杂，演化坎坷。

1899年，曾任吴桥县令的劳乃宣，根据有清一代相关白莲教的上谕、奏疏等有关材料，所著《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评定：义和拳乃是十九世纪初，信奉太平盛世说的白莲教的一个关键教派。劳氏这一观点影响挺大，很多学术研究就采纳了这一观点，评定：义和拳的起源与这一以反朝廷为中心思想的民间秘密组织相关。

但是，之后的一些学术研究好像并不完全认可这一观点，他们认为：

义和拳来源于一种由官方倡导和组织的，以勤王为目的的民团机构，即：担负着村落防御作用的民团；或认为大刀会和神拳会在华北地区的动乱中饰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直鲁边界地区的义和拳，是此次群众运动的关键来源；或认为义和拳的盛行和散播，主要是因为鲁西地域独特的文化环境，最具核心作用的是其代表性的仪式，即：民间艺人中那些耍武把式的人所表现出的“刀枪不入”和“降神附身”。可以说，这类仪式便于接纳，又与其自身来源于华北地区乡村的文化艺术和风俗人情密切相关。

综合每家的研究能够看出，之后的义和团成份非常复杂，其机构组成，并不仅仅以白莲教为主导，而是以金钟罩（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神拳、红拳等为核心。这种拳会在十八世纪末就已经变成了秘密教门的羽翼。至1899年华北地区动乱初起，以刘士端为先的大刀会或称金钟罩及红拳会，已与坎卦教、离卦教混合；赵三多为先的梅花拳更名为义和拳，后又改叫为“神助义和拳”，也与教门紧密结合；以朱红灯为先的神拳亦以离卦教为依托，显而易见，他们也具备教派特点。

他们并不是通常的拳会，实系所属或融合以八卦教为主体而区分于文武场的“拳教”机构。这种拳教机构，因此通过揭帖、坛谕、传闻等方法，传扬民俗宗教信仰的所谓“劫变”意识，声称：义和拳是顺应天时，解救劫难，有菩萨保护的团队。以此，作为动员群众、组织民众、扩张影响的工具和手段。他们在习拳练功外，兼习法力，举办各种荒诞的宗教仪式，渲染各种刀枪不入的非凡的超自然本领。

虽然，这种方式在吸引民众、鼓舞士气、提升战斗能力等层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非理性色彩，自然很容易遭受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的质疑，因此他们除了可以忽悠乡村众多农户外，很少可以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可。

作为众多乡村中下层民众的自发性抗争，义和拳、大刀会等民俗秘密结社，不太可能产生明确的政治需求和政治理想。他们往往坚决反对国外教会，除洋教士和教民的不法行为激怒了他们外，就信念方面而言，显而易见的是：西方国家天主教的意识与中华传统宗教的意识之间的矛盾，是当地文化应对外地强势文化的压迫，而采用的一种非理性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斗争。他们顶多不过是我国民俗自发性的“反西方国家文学思潮与势力”而已。

他们要想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反西方国家思潮”与势力，就务必与官方紧密结合，不然，其本质还是不能影响到大局意识。

而官方反西方国家的思潮，在戊戌新政完毕后也在萌芽，戊戌年的政治变化，特别是慈禧再次出园训政，大清王朝政治理念的确踏入了一个“变法维新的反动時期”，凡新政中明确提出或推行的措施，基本上一律废止。而新政的基本价值观，趋于学习西方国家，因此，这一政冶上的反动，便在价值观念上毫无疑问的激励、放任了各式各样的反西方国家势力的产生，也启迪了中国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生。

明显的排外观念，是戊戌后各界人士的基本共识，那时候，朝野好像一致厌烦西方国家，抵制西方国家，最上者如慈禧。她尽管是近代中国中较早了解西方国家近现代发展趋势的领导人，但是，在戊戌变法后，出自于权益的考虑，也使她对西方国家的观点有所改变。她搞不懂自己如此固执地劝导中国人学习西方，而西方国家为何还是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宣称：戊戌年间的政治变化，主要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几人的犯上作乱，而西方诸国根本不相信大清王朝的再三宣称，反倒是轻信康、梁的妖言，鼓励、支持康、梁等人肆意攻击污蔑我天朝上国。

所以，慈禧不管怎样，都不能理解西方国家发展的价值观念，这是她在戊戌变法后，一下变为了西方文明的反对者的直接原因之一。

慈禧的转变影响了朝中重臣和传统士绅，以前参加过新政的这些重臣，已在政变后受到了相应处分，而新任重臣原本也不满意于戊戌年间的政治改革，或者是因为慈禧心态的转变，继而，对西方文明较为抵触。他们以往也许一度敬仰并赞扬过西方文明，但是，他们实在搞不懂西方国家为何总是欺压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觉得：西方人以及西方国家往往支持中国的政治转型，可能与他们的整体“阴谋”相关。

所谓的这个“阴谋”，便是：避免与我国真的强劲，阻拦中国经济发展，甚至，最后完全弄垮中国，从而，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

基于这样一种很繁杂的心态，当某些朝中重臣发现义和拳也具备反西方国家的倾向时，自然看起来就很亲近，一改大清王朝对民间“秘密结社”素来镇压的严苛姿势，采用容忍或视而不见，听任这种“秘密结社”做大做强。对于官方反西方国家的这种趋势，“秘密结社”从本身的处境中很容易感受出来。

懂得感恩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因此，在清廷的默认下，慢慢做大的“秘密结社”便投桃报李，适度明确的提出了“扶清灭洋”的政治标语。庚子前，我国的两股反西方国家的势力总算走到一块儿了，义和拳、大刀会及一些神拳机构迅速被“运动”到后来的“义和团”中去了。

义和团真是刀枪不入吗？

（1900年6月20日，被八国联军抓获的三名义和团。）

义和团能够闹起来，除了一些政治和社会因素外，恐怕最主要的就是他们号称“刀枪不入”的神术。

如果不是信了神术，中央（西太后老佛爷）不会支持，老百姓也不会跟着起哄，按现在的话来说，“刀枪不入”的神术，就是义和团的主打广告。

这种神术，一来现代科学不支持，有“封建迷信”之嫌；二来它们在洋人的枪炮面前也没顶事儿；三来也影响义和团的正面形象。

所以在建国以来林林总总的研究著述中，这种在当时无所不在的神术竟然被避讳掉了。

或者一笔带过，甚至干脆一句不提，史学“为贤者隐”的传统功能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到底是怎么回事？分析起来，其实至少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硬气功的表演效应。

中国武术中的确有号称“铁布衫”的功夫（如兼习童子功，又称金钟罩或者金钟扣），这种功夫练起来非常繁难，每日要经过无数次的跌打磨炼。

比如从杠上向沙坑里摔，用杠子和铁锤遍身捶打，还要经过特殊的药水浸泡，配合以运气吐纳，连晚上睡觉都要睡在坚硬的木板床上，什么东西都不能垫。如果坚持练上三年到五年，功夫才可小成。

据武术界的人士说，练成这样的功夫，只要有了准备，一般的冷兵器是可以抗一下的，但是火枪（即使是鸟铳）还是难以抵挡。

义和团起于直隶、山东地区，那里是传统的习武之乡，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有几个功夫高的实为应有之义，比如著名的拳首心诚和尚就是有史可查的“浑身气工（功）”的武林好手。

受西太后派遣前去查看义和团“刀枪不入”真伪的刚毅和赵舒翘，曾被一位大师兄蒙了，估计他也有那么两下子。至于为什么鸟铳打不透他的肚皮，也可能是在火药上做了手脚。

第二种情况是貌似硬气功的简易法门。

当时，几乎满地都是“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真能练成“铁布衫”功夫的又有几人？绝大多数都是用偷工减料的速成法造就的高手。

鲁西南的大刀会与义和团的渊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徐州道阮祖棠曾经派人暗访过大刀会。据他的报告，大刀会所谓的“金钟罩”演练：

“其习法时，贫者不受贽仪，有力者以京钱六千为贽，夜半跽而受业。燃灯焚香，取新汲井水供之。以白布画符，其符字鄙俚不经，有周公祖、桃花仙、金罩铁甲护金身等字样。传业者并不能书，或不识字，多遣人代书之。另授以咒，诵咒焚符，冲水令其跪饮，即于灯上吸气，吹遍其体，复以砖、棍排击之。诵咒之夜即能御刀，谓诵久火器亦不能伤矣。大致略似运气之法，气之所至，猛击以刀可以不入，而稍一顿挫，则饮刃也”。

像这种夜半受业，燃灯焚香，供井水，念咒吞符等等烦琐的仪式，实际上是为了营造一种神秘的气氛，借“神力”以济功力之穷，所以才有了念咒的当天就可以御刀的“神效”。

实际上，这不过是传业师傅的“猫腻”，即利用力学原理，手法得当，可使刀砍不伤，受业者其实并无真正的功夫。所以说，“稍一顿挫”，即改变受力角度，仍然会受伤。

当然，真的练硬气功的人据说也要念咒，但人家是以练为主，念咒主要起的是神秘其功夫、坚定受习者信念的作用，而这简易功法则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