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事神，先神后礼。”商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朝代，其主要特点就是神权和王权既合作又制衡，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既统一又对峙。这两种权力的平衡模式就是祭祀，而大部分祭品都是活人。
商朝的祭祀手段有两种：人殉、活祭。
人殉很好理解，王室或者贵族成员死后，要用人作为配置品一直随葬墓地，这在现代考古得到了很多的印证，比如著名的商朝妇好墓，就发掘出了很多人殉遗骨，而且分门别类，殉葬人数很多，种类也不少，有男性，有女性，还有儿童。
人殉作为一种丧葬习俗其实一直延续了下来，直到清代早期才彻底地废除，人殉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贵族阶层希望死后如生前，渴望把生前的富贵与权力都带到死后继续享受，这是人性自私，认知愚昧的表现。
人殉不但在商朝就有，后世也断断续续存在过，那么活祭就只存在于夏商周三代了，特别是在商朝，用活人祭祀就成了一种常态。
前面说了，商朝是一个既有神权，又有王权的政权体系，要维系这种体系就必须有一种模式来互相制衡和妥协，这就是祭祀。
祭祀的对象有很多，主要是祖先和上天，而祭祀的目的是祈求，期望得到祖先或者上天的庇护和指示，祭祀的主持不由王权主导，而是有神权阶层祭司来负责，祭祀就代表神权。
在国家层面上能够要求进行祭祀的只有商王和祭祀，特别是商王，他们在遇到任何重大的决定的时候，都必须要举行祭祀，渴望从祭祀的结果中得到启示，而主持和解读祭祀结果的是祭司。那么祭司就拥有了左右王权的权力，他们可以任意解读祭祀结果。王权和神权就通过那些烧裂的龟甲和兽骨来进行协商，双方有利的事情，那么就顺利通过，如果对某一方不利，那么解读的内容就不同。现代考古发现的甲骨文就是殷商时期大部分祭祀结果的记录。
甲骨文
既然祭祀是一种权力的斗争与妥协，事关重大，行事神圣，那么祭品就非常与众不同。只有高档的祭品才能显示祭祀的神圣性与神秘感，对奴隶社会来说，最为神圣的物品莫过于人的生命。
于是，人作为祭品就出现了，选取谁来做祭品非常讲究，不是说从牢里随便拉个死刑犯出来就行，对祭品的选择有针对性，一般来说，商朝人祭祀选取的祭品有两种：一种是低等级的人，比如奴隶、战俘，甚至平民；另外一种就是祭品的社会属性很高，比如贵族，甚至王族。
奴隶、战俘和平民作为祭品很好理解，在商朝奴隶社会里，人的社会等级非常森严，在统治阶层来看，那些低等级的人根本就没有地位，他们作为祭品对祭祀对象还不够虔诚，只是实用。
而贵族作为祭品，更多的是权力斗争的一种手段，为了打击某种势力，借助祭祀这种方式来铲除对方，美其名曰血统越高贵，祭祀就越虔诚，祖先和上天就越庇护，得到的祭祀结果越真实。
季历
王权和神权都有借助祭祀来铲除异己、打击政敌的记载，比如商王文丁为了打击周部落的强大，把周部落首领季历招到了朝歌，以部落首领作为最为贵重的祭品祭祀上天，直接杀了季历，而周部落还无话可说，一方面是实力无法与商对抗，另外一方面大家都遵循祭祀用人的传统，既然王权和神权都认为季历最适合做祭品，大家只能接受，用现代的话说，既然大家都制定了规则，大家都遵守。
一般来说，在商朝，比较隐晦的政治斗争都采用的祭祀方式，比如商王帝辛继位后，他就是文丁的孙子，为了打击神权阶层，甚至把当时商朝最大的祭祀，也是神权贵族的代表比干作为祭祀品用于祭祀，也就是变相地打击神权，打压贵族，历史上著名的“比干挖心”其实就是祭祀比干的时候，把活的比干绑在祭祀柱上，挖出心脏来祭祀上天。
以上来看，商朝祭祀既有战俘又有本国贵族，而商朝的灭亡也与祭祀有很大的关系。纣王继位后，为了加强王权，打击神权，逐步取消了祭祀次数，很多事情不再通过祭祀的方式与神权贵族进行协商妥协和权力共享，导致了商朝神权贵族的强烈不满。他们联络了仇视商朝的周部落，期望周王率军进攻朝歌，推翻纣王，重立商王，但是周武王推翻商纣王后，虽然恢复了祭祀，却直接改朝换代，建立了周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