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红军以前,我父亲李德明是桂北山区的一个放牛娃。他1916年出生于车田苗族乡坪寨村,家里很穷,用我爷爷的话说,是穷得叮当响。”
1933年,爷爷因参加桂北瑶民起义,被关了笼子。放出来后,在家里混不下去了,把我父亲带到全州桐油山。父子俩靠帮人做零工养家糊口。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经过桐油山,经过和红军接触,爷爷认定这支队伍正是自己要找的,对我父亲说:“小子,白军打仗为地主老财,红军打仗为穷苦百姓,如果你想当兵,就要当红军。”
那一年我父亲刚满18岁。红军到来前,许多村民躲上了山。爷爷是个不信邪的人,偏要留下来看个究竟。红军纪律严明,对穷苦百姓秋毫无犯,这让不安分的爷爷激动起来。他烧起三大锅生姜水,让饥寒交迫的红军驱寒,趁机走近他们,了解这支操着江西、福建口音的队伍。
“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村口的土墙上,夜里多出了两幅标语,爷爷蹲在墙角,双眼盯着墙上的字,琢磨着。两袋旱烟抽完,他还是没琢磨透。因为,他斗大的字不认识几个。
有个路过的红军见爷爷盯着土墙发愣,一屁股坐在爷爷旁边的石头上,和他聊起来,向他解释了红军是怎样一支队伍。
当晚,爷爷失眠了,他推开我父亲虚掩的房门,闷头吞云吐雾好一阵后,冷不丁冒出一句话:“只有红军才能让我们这些穷苦农民翻身做主,过上好日子。”然后拍拍屁股走了。
父亲也失眠了。头年,老头子和叔伯们起义被抓捕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老头子虽然没有明说,但聪明的父亲知道,老头子的话既是鼓励,也是暗示。
平日里爷爷总是寡言少语,自从红军来了后,他的话多了起来,丢下地里的活儿不干,整天想着往有红军的地方跑。饭桌上说起红军的枪杆子,说起红军的手榴弹,总是眉飞色舞,言语中满是羡慕。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放完牛回家后,迫不及待去村口找到红军,要求参加他们的队伍。
驻扎在村口的,是聂荣臻麾下的红一军团一师。
临行前,爷爷说:“你当了红军,我很自豪,一定记得要守纪律,就算再苦再累也要坚持,绝对不能偷跑回来。”
“晓得!”父亲使劲点点头,告别了爷爷,告别了桐油山。
土城,位于贵州遵义习水县,这里差点成了父亲的葬身之地。那天,一颗流弹击中了父亲的右臂。从此,他的右臂几乎残疾,不能再拿枪提物。他没有放弃,更没有下火线,硬是把自己训练成了一个枪法精准的左撇子。桂北男儿的刚毅和血性,逐渐在他身上显现。
长征途中,国民党步步紧逼,平均三天就有一次遭遇战。但对于红军战士而言,与敌人真枪实弹的战斗不算什么,你死我活的肉搏也不算什么,真正考验意志的,是恶劣的天气和环境。
父亲对我们说,有座夹金山,是长征以来面对的第一座大雪山。很多人从没见过雪山,更别说爬了,从山下就可看到覆盖山顶的大雪,虽然远看没什么,可真正爬起来,才知道什么是天险。
父亲无数次想,算了,蹲下来歇会儿吧,但脑子里一直还有个声音,告诉他不能睡,一睡就再也起不来了。
而广袤无垠的大草原,则是更危险的地带。大草原上没有树,没有鸟,也没有虫,更没有人烟,连阳光都是罕见的,有的只是无边无际的野草和草下深不见底的沼泽。
队伍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大家站成一排,机械地走着。谁也不知道自己脚下踏的路是不是无底洞,身边的人经常走着走着就不见了。
草原气候变化太快,天气十分恶劣,加上粮食供应严重不足,所以只得吃草根和皮带。皮带是用真牛皮随便加工一下就捆在身上的,所以能吃。但是,牛皮火上一烤就变得非常硬,非常难以下咽。但不吃不行,还得行军呢。
自然的凶险,不仅对人的身体是极度的摧残和考验,对心灵也是一次次煎熬。
走到一半时,父亲回头看,发现草原上布满了一个个的斗笠,他知道,每一个斗笠下面,都埋着一个红军。经过无数次的枪林弹雨,战友间的感情都很深,但一旦陷入沼泽,下沉速度很快,旁人根本不能拉,也拉不住,只能眼睁睁看着战友陷入泥潭。
“就算再苦再累也要坚持,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想到老头子的嘱咐,父亲坚持了下来。他和正常人一样,冲锋陷阵,走过了雪山草地,忍受着比常人多一倍的磨难,顺利完成了长征。
湘江战役期间,参加红军的桂北子弟一百多人,走完长征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人。
作为经历过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革命,父亲在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1953年,在北京稍稍安顿下来后,父亲迫不及待地回了广西老家一趟。他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告诉多年未见的父母,他回来了。
然而,父亲的突然出现着实把家乡的父老乡亲吓了一跳。家人根本没想过,经历过这么多年战争,这么久杳无音信,他还能活着回来。
奶奶哭了好几回,见人就说,他回来了,他回来了,我的德明回来了,他还活着。
口述人:李东升,李德明之子。
注:李德明(1916—1989) 广西资源人。苗族,开国大校。抗美援朝中负重伤,属二等甲级残废军人,离休后享受副军级干部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