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红军以前，我父亲李德明是桂北山区的一个放牛娃。他1916年出生于车田苗族乡坪寨村，家里很穷，用我爷爷的话说，是穷得叮当响。”
1933年，爷爷因参加桂北瑶民起义，被关了笼子。放出来后，在家里混不下去了，把我父亲带到全州桐油山。父子俩靠帮人做零工养家糊口。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经过桐油山，经过和红军接触，爷爷认定这支队伍正是自己要找的，对我父亲说：“小子，白军打仗为地主老财，红军打仗为穷苦百姓，如果你想当兵，就要当红军。”
那一年我父亲刚满18岁。红军到来前，许多村民躲上了山。爷爷是个不信邪的人，偏要留下来看个究竟。红军纪律严明，对穷苦百姓秋毫无犯，这让不安分的爷爷激动起来。他烧起三大锅生姜水，让饥寒交迫的红军驱寒，趁机走近他们，了解这支操着江西、福建口音的队伍。
“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村口的土墙上，夜里多出了两幅标语，爷爷蹲在墙角，双眼盯着墙上的字，琢磨着。两袋旱烟抽完，他还是没琢磨透。因为，他斗大的字不认识几个。
有个路过的红军见爷爷盯着土墙发愣，一屁股坐在爷爷旁边的石头上，和他聊起来，向他解释了红军是怎样一支队伍。
当晚，爷爷失眠了，他推开我父亲虚掩的房门，闷头吞云吐雾好一阵后，冷不丁冒出一句话：“只有红军才能让我们这些穷苦农民翻身做主，过上好日子。”然后拍拍屁股走了。
父亲也失眠了。头年，老头子和叔伯们起义被抓捕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老头子虽然没有明说，但聪明的父亲知道，老头子的话既是鼓励，也是暗示。
平日里爷爷总是寡言少语，自从红军来了后，他的话多了起来，丢下地里的活儿不干，整天想着往有红军的地方跑。饭桌上说起红军的枪杆子，说起红军的手榴弹，总是眉飞色舞，言语中满是羡慕。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放完牛回家后，迫不及待去村口找到红军，要求参加他们的队伍。
驻扎在村口的，是聂荣臻麾下的红一军团一师。
临行前，爷爷说：“你当了红军，我很自豪，一定记得要守纪律，就算再苦再累也要坚持，绝对不能偷跑回来。”
“晓得！”父亲使劲点点头，告别了爷爷，告别了桐油山。
土城，位于贵州遵义习水县，这里差点成了父亲的葬身之地。那天，一颗流弹击中了父亲的右臂。从此，他的右臂几乎残疾，不能再拿枪提物。他没有放弃，更没有下火线，硬是把自己训练成了一个枪法精准的左撇子。桂北男儿的刚毅和血性，逐渐在他身上显现。
长征途中，国民党步步紧逼，平均三天就有一次遭遇战。但对于红军战士而言，与敌人真枪实弹的战斗不算什么，你死我活的肉搏也不算什么，真正考验意志的，是恶劣的天气和环境。
父亲对我们说，有座夹金山，是长征以来面对的第一座大雪山。很多人从没见过雪山，更别说爬了，从山下就可看到覆盖山顶的大雪，虽然远看没什么，可真正爬起来，才知道什么是天险。
父亲无数次想，算了，蹲下来歇会儿吧，但脑子里一直还有个声音，告诉他不能睡，一睡就再也起不来了。
而广袤无垠的大草原，则是更危险的地带。大草原上没有树，没有鸟，也没有虫，更没有人烟，连阳光都是罕见的，有的只是无边无际的野草和草下深不见底的沼泽。
队伍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大家站成一排，机械地走着。谁也不知道自己脚下踏的路是不是无底洞，身边的人经常走着走着就不见了。
草原气候变化太快，天气十分恶劣，加上粮食供应严重不足，所以只得吃草根和皮带。皮带是用真牛皮随便加工一下就捆在身上的，所以能吃。但是，牛皮火上一烤就变得非常硬，非常难以下咽。但不吃不行，还得行军呢。
自然的凶险，不仅对人的身体是极度的摧残和考验，对心灵也是一次次煎熬。
走到一半时，父亲回头看，发现草原上布满了一个个的斗笠，他知道，每一个斗笠下面，都埋着一个红军。经过无数次的枪林弹雨，战友间的感情都很深，但一旦陷入沼泽，下沉速度很快，旁人根本不能拉，也拉不住，只能眼睁睁看着战友陷入泥潭。
“就算再苦再累也要坚持，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想到老头子的嘱咐，父亲坚持了下来。他和正常人一样，冲锋陷阵，走过了雪山草地，忍受着比常人多一倍的磨难，顺利完成了长征。
湘江战役期间，参加红军的桂北子弟一百多人，走完长征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人。
作为经历过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革命，父亲在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1953年，在北京稍稍安顿下来后，父亲迫不及待地回了广西老家一趟。他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告诉多年未见的父母，他回来了。
然而，父亲的突然出现着实把家乡的父老乡亲吓了一跳。家人根本没想过，经历过这么多年战争，这么久杳无音信，他还能活着回来。
奶奶哭了好几回，见人就说，他回来了，他回来了，我的德明回来了，他还活着。
口述人：李东升，李德明之子。
注：李德明(1916—1989) 广西资源人。苗族，开国大校。抗美援朝中负重伤，属二等甲级残废军人，离休后享受副军级干部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