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像一座座火山，陈列在属于过去的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时间轴上。它们是不可更改的固体。历史的著述者通过探究它的形状、成分和纹理，来分析其生成和演化背后的动机与动力。沈刚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著述者。近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沈刚的新作《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这是一部古代中国政治通史性质的研究之作，作者既没有沉湎于历史细节的铺陈，也没有倒向宏大叙事，而是以时间顺序，对于秦统一后的各个阶段、朝代一一展开，娓娓道来，呈现出多个层面的独特风格。
首先，作者采用为历代最高统治者立传的形式，从秦始皇一直写到慈禧太后，两千余年里一共选择了四十位重要的皇帝单独列出。其中有些章节，比如“桓灵末世”“曹操、魏文帝的三国时代”等，记录了两位以上的皇帝，展开更为复杂的历史风云；另外大部分章节，作者以一位皇帝为主，但也从略提到其他相联系的统治者，比如秦始皇一节也提到秦二世，刘邦一节也提到了吕后和惠帝。全书写到、提到的皇帝上百位，基本上呈现了帝制时期以皇帝为中心的统治集团兴衰存亡的概貌。
全书聚焦国家政治制度的变迁，包括最根本的皇帝制度，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制度等；聚焦中央到地方组织机构的演变，包括汉武帝创立中朝制度，隋唐三省集体宰相制度，宋朝行政、军事和财政分立制度，明太祖废除丞相直辖六部制度，汉武帝设立刺史巡视制度，隋朝把地方佐官任命权收归中央制度，宋朝在地方上设立功能不同的平级管理机构、分别对应中央相关衙门的制度等。
此外，全书还探讨了国家资源动员方式的转换，包括秦汉时期确立的编户齐民基本制度，晋武帝批准的户调式制度，北魏政权的均田制、户调制和三长制改革，唐朝中期以后的募兵制与两税法改革，明太祖推行的卫所制度，北方少数民族金、元和清政权分别实行的兵民合一、军政合一的猛安谋克、千夫长和八旗制度等。
其次，作者构建了国家治理体系五个维度的框架，即从大环境、价值观、方法论、组织和资源等关系平衡的角度，去分析皇权系统运营背后的逻辑。作者认为，秦汉以来古代中国的治理体系，以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郡县制法家策略为方法论，与孔孟的儒学核心价值相结合，最高统治者及作为组织体制主体的士大夫文官势力，采用编户齐民制度进行国家资源的控制和动员，在东亚大陆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之内，价值观、方法论、组织和资源高度统一，形成了独特的农业文明闭环。
在《兴亡》一书中，作者着力探讨了价值观与方法论一致性、组织保障体制与资源动员能力匹配性两大问题，并以此作为考察王朝兴衰得失的依据。比如，作者总结秦朝覆亡原因时认为，国家实行严峻的法家策略而缺乏凝聚人心的价值，以中下层军官为主体的少量郡县官吏，横征暴敛、过度动员社会资源的局面，实际上不可能持续；汉宣帝时期，西汉政权国力达到鼎盛，国家运营系统相对稳定，这和宣帝注重霸道王道两手抓、深谙儒法互为表里的统治诀窍不无关系；类似这样的分析、探讨，几乎在书中每一章节都有出现。
再次，本书可以看作一部中国皇帝评论总集。作者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相当冷静，看重其与运营系统的关系，而较少讨论个人的品行，不乏思考。比如，秦始皇统一中国，作者认为，这是秦国数代君王接力奋斗的结果，如果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活得更久些，或者秦始皇早逝而由扶苏继承王位，应该也能完成统一。
再比如慈禧太后，作者认为她不是固守儒家闭环治理体系的死硬派，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晚清新政，她尚能被动地跟上时代的步伐。但慈禧太后缺乏洞察大环境改变的宏观视野，不具备系统变革的战略思维，注定无法成为彼得大帝、明治天皇这样的大变局中杰出的统治者。
最后，作者在书中不仅引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不少史书里的资料，还大量引用了现当代历史学家的研究结果，这无疑也增加了《兴亡》一书的权威性和思辨性。
总之，《兴亡》作为雅俗共赏的通史普及读本，适合历史爱好者阅读，而从五个维度理解历代兴亡的历史视角，可能会给企业或者政府管理者带来启示。不过，本书写作中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先秦的部分没有提及，以至于从秦始皇起切入儒法的价值和策略，难免使人感到突兀。而且未将五维度模型应用于具体细微处的分析，研究结果欠缺推理的严密性，期待作者在今后的写作中继续提升。
《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
沈刚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题图来自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