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笔者在拍卖征集中，觅得一铜爵杯。
此铜爵为较常见的明清铜爵杯，体型略大，通高19.3cm，流到尾长20.4cm，重950.9g。口沿两侧的华表状柱帽笔直挺立，龙头执耳立体生动，头起触角，怒发冲天，眉目耳鼻，形象毕现，张口露齿，表情凶猛。腹部周绕仿古铜器经典的斜回纹锦地，其上浮雕明代祭器常见的花尾凤鸟纹。凤鸟前后各一对，纹饰清晰。腹下三足撇立，线条优美，俊拔有力。整体而观，古朴敦厚，气势非凡。口沿下铸有铭文，识曰：
“嘉靖二十年十月吉日广州府造”。
嘉靖二十年，即1541年。关于这尊爵杯的来历，民国《番禺县续志》卷三十四《金石志二》有明确的著录，使我们得以根据款识获知这是明代嘉靖年间，广州府学宫的一次大型重修工程结束后铸造的一批铜祭器的其中一件，流传至今，历经481年，整整八个甲子又一年，曾于民国之后流散国外，如今再度回到故乡广州。
嘉靖 广州府学宫铜爵杯
底部铭文：嘉靖二十年十月吉日广州府造
01
铜爵杯
为什么被民国《番禺县续志》著录？
时局迁变，法令更张，不惟百年千百年未有也……掌故散佚，文献沦陷，邑之荐绅先生惴惴然。
——吴道镕《番禺县续志序》
清代以来，金石考据学特别发达，当时的金石学者非常侧重于对钟鼎碑刻款识文字的考释。学者们相信出土的钟鼎款识和碑刻文字有助于补充经史文献的不足。随着金石学的发展，到了清末民初，地方志的修纂也体现了对当地金石文物的特殊关注。
民国《番禺县续志》，是由民国初年一群世居在广东省城的学者，如梁鼎芬、吴道镕、汪兆镛等人共同修纂。称为“续志”，主要是续补同治八年（1869）至宣统三年（1911）40年间番禺县（当时包括广州城的一部分）的历史巨变。吴道镕在序言中感慨：“时局迁变，法令更张，不惟百年千百年未有也……掌故散佚，文献沦陷，邑之荐绅先生惴惴然。”所谓“时局迁变，法令更张”，指的正是清末民初社会的剧烈变革。
嘉靖 广州府学宫铜爵杯
这40年间，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中国，火车轮船遍天下，社会经历了洋务运动、科举废除、大清新政，迈入了民国纪元。广州，这座帝国南疆的古老都会，也在顺应时代更新着它的面貌。旧日威严屹立的衙署、学宫、城墙、庙坛，随着政治更迭而显得不合时宜。民国初年，正当新的当政者雄心勃勃地要扫除这一切腐朽的障碍，目睹这一切巨变的前清遗老，却感到危机满怀，惴惴不安，眼见乡邦文物即将散佚沦落，于是采取他们的方式，要保存和记录即将消失的一切。
于是，《番禺县续志》的修撰，承载着省城遗老们要保护乡邦文化的使命，他们用素所精通的金石学，去完成这项吃力而不讨好的事业。其中，汪兆镛用了6卷篇幅编成的《金石志》分篡就是最好的说明。《金石志》的特点在于不仅不顾篇幅记录下大量有关广州本地的历代碑铭及保存情况，还突破了过往尊古卑今的偏见，努力将近代重要文物也尽量网罗。正如吴道镕在该志序言中这样为《金石志》定位：
碑刻出土，远代逾珍，广搜近代，亦资博闻，证释文字，兼考其人，石墨镌华，如挹古芬，志金石第十。
吴道镕认为，虽然物以古为贵，但明清两代的碑铭同样值得重视，有助人们考证当时的人事历史。本文介绍的这尊铜爵杯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著录载籍。
嘉靖 广州府学宫铜爵杯（局部）
在过去的方志，几乎很少会见到学宫祭器的记载，最多也只是介绍一下种类和用途。但续修《番禺县志》的学者们，却有意识地清点记录下当时保存在广州府学的一批明代铜祭器。因为在他们眼中，随着科举废除，学宫荒废，祭器已俨然成为乡邦的重要历史文物了。
该志卷三十四的《金石志二》僻有专条“明广州府学祭器款识”，不仅清点了这批祭器的数量，包括明天顺款铜爵9尊，明嘉靖款的铜簠1尊、铜爵13尊、铜豆20尊，铜爵7尊，还详细记录了相关款识内容、所在部位，以及保存地。其中，嘉靖铜爵的款识为：“嘉靖二十年十月吉日广州府造”，与本文介绍的铜爵款识一致，可知本品即是民国初年广州府学宫保存的明嘉靖7尊铜爵中的1尊。而据所知，还有一件铜爵现藏英国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V&A），馆藏编号FE.4-1984。
民国《番禺县续志》对此尊铜爵杯的著录
英国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藏铜爵杯
02
铜爵杯年款背后的历史大事
民国初年，广州府学宫保存的41件嘉靖铜祭器，款识都集中在嘉靖十九、二十年间，说明当年广州府学宫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
翻查同治《番禺县志》卷三十一录有一则嘉靖二十一年（1542）《重修广州府儒学记》，碑记详细记录了嘉靖十九年（1540），广府学宫自天顺以来经历80年之后再一次大规模重修拓建的经过。这次学宫重修，得到上至广东巡抚，下至广州知府、同知、通判、推官、盐课提举、知县等各级官员通力合作，共襄盛举，而且碑记是由当时广东功名最著的士大夫——南海伦以训撰文、香山黄佐书丹，足可见学宫重修在当时意义之大。同治《番禺县志》在记录碑文时，碑记文字已多有缺失，但其中有一句话值得留意：
于庚子秋九月縻白金九十镒，计虑阔狭不愆，于素用有羡，备祭器焉。
民国《番禺县续志》对此尊铜爵杯的著录
从中可知，当年重修学宫共花费了白银1800两，最后用剩余的经费，铸造了一批祭器。
明代儒学一整套祭器大约会有三百余件。据《琼台志》记载，成化六年广东按察司副使涂棐为琼州府学添置了一套铜祭器，总数达到393件。嘉靖广府学宫的祭器大约也有类似规模。但到了民国初年，只保存下41件，可见大部分的祭器经过数百年已经散佚，不知所踪了。
嘉靖 广州府学宫铜爵杯（局部）
广府学宫是宋元明清以来广州地区的最高学府，位于广州城的中心地带，号称岭南第一儒林，屹立几近千年。自宋代绍圣三年（1096），广州知府章楶把府学迁到城东南的番山（今广州市十三中校园南侧），经元明清代不断扩建，范围包括如今文德路一带。府学宫东西两边各有一条街，西边叫府学西街，东边称府学东街。晚清，广州府学宫附近住满了赴省读书应试的士子。光绪十九年（1893），康有为开设的万木草堂便一度寄址广府学宫仰高祠内。
民国时期的广州府学宫
光绪《广州府志》 卷八《广州府学宫图》
民国初年，广州因开辟马路，拆毁了学宫部分建筑，府学东街拓建为文德路。随后学宫之地不断被各种机构占驻或遭到拆毁，改建新厦。时至今日，除了省立中山图书馆少儿部内的番山和翰墨池仍是学宫遗存，其余建筑文物几乎丧失殆尽，只留下纸上的记载供人发思古之幽情。
如今这尊铜爵杯的出现，庆幸有当年前清遗老们重修方志时的有心记录，才让我们更直接地将爵杯和广州府学宫重新联系在一起，也得以了解爵杯在民国年间的保存情况，进而上溯到481年前发生在广州城中官绅瞩目的重修儒学盛事。
编辑｜余一
校对 | 嘉琪
图片 |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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