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三年疫情之下，今年考研、考公、考教资人数通通创下历史新高！2023年国考报名正式结束，总人数达250万人，同比增加近48万人，增幅达23.76%。全国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由2012年的17.2万人次，跃升至2022年的1144.2万人次，10年间增长了66倍。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为457万，相比2021年的377万增长了80万；2023考研报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多校超万人报考，势必再创历史新高。可以说，当代中国家庭几乎无不深受选拔性考试折磨，全民疯狂应试之举令人痛心疾首而又欲罢不能。
别具特色的“科举考试”体验
政府扱引人才， 相对也是人才参与政府的通道， 汉朝由乡举里选， 魏晋六朝乃九品中正之制， 隋唐系门荫与科举双轨， 宋朝已以科举为常态采用的方法， 而由明、清蹈袭。
科举盛期自宋朝展开， 第二代太宗时应试士人突破性增加以来， 开始严密试场防弊制度。科举史划期性大事， 原每年或每二年一届繁烦程序的科举考试改每三年一届， 原明经等诸科目尽罢而划一惟留最热门的进士科取士， 也都于宋朝立国约百年， 十一世纪中的第六代神宗之世确立。所以科举制度的本体架构， 宋朝都已完成。
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进士榜——科举史上最星光熠熠的一榜。经后人总结《宋史》有传的共有24人。这一榜的主考官乃是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一下子出了三位，分别是苏轼、苏辙、曾巩；大思想家名列北宋五子的出了两位，张载、程颢；有九人曾担任宰执，分别是王韶、郑雍、梁焘、吕惠卿、苏辙、林希、曾布、张璪、章惇等。
文官制度入仕之门的改革， 《宋史》选举志一的记事：
时范仲淹参知政事， 意欲复古劝学， 数言兴学校， 本行实。诏近臣议， 于是（翰林学士） 宋祁等奏： “教不本于学校， 士不察于乡里， 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 学者专于记诵， 则不足尽人材。参考众说， 择其便于今者， 莫若使士皆土著， 而教之于学校， 然后州县察其履行， 则学者修饬矣。”
乃诏州县立学， 士须在学三百日， 乃听预秋赋， 旧尝充赋者百日而止。试于州者，令相保任， 有匿服、犯刑、亏行、冒名等禁。三场： 先策， 次谒， 次诗赋，通考为去取， 而罢帖经、墨义， 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 试十道。
仲淹既去，而执政意皆异。是冬， 诏罢入学日限。言初令不便者甚众， 以为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 祖宗以来， 莫之有改， 且得人尝多矣。天子下其议，有司请如旧法。乃诏曰：“科举旧条， 皆先朝所定也。宜一切如故， 前所更定令悉罢。”
约三十年后， 相同的兴学校、黜词赋， 由学校“养” 士替代科举“取”士的政策， 神宗熙宁变法（王安石新法） 中再被提出又再遭阻力， 着眼于长远的、有计划的培植人才方案，于宋朝乃告确定的否决。
苏轼因乌台诗案身陷囹圄
形成巨大阻力的反对意见，神宗时著名文豪苏轼熙宁二年的论奏可引为代表：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 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 未尝无人， 而况于学校贡举乎？ ……夫时有可否， 物有兴废， 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必有道， 何必由学乎？ 且庆历间尝立学矣， 天下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 惟空名仅存”。
“至于贡举， 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 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故事， 兼采誉望而罢封弥， 或欲变（罢） 经生朴学，不用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 则是教天下相率以为伪也。……自文章言之， 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 自政事言之， 则诗赋论策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 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 不过如此也。……矧自唐至今， 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 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
苏轼此一卷文， 与其所师尊受赏识而崭露头角的欧阳修庆历时同一政策性建言（前引宋祁意见的扩大版），《文献通考》选举考四收录之为双璧，立场却全然倒反。而视苏轼之文， 以反对学校教育得逞的结果，倒转用为支持学校无用论的理由， 肯定想当然式伪德行架空虚拟为事实而立证，以及诗赋便在“时有可否” 例外而非重视不可的蛮横又矛盾论事态度，通篇无非强词夺理， 夸夸而言。则新“士” 或士大夫以治国平天下自许， 迂阔习气自宋朝当时便已密着发生也已可见。
宋朝祖宗之法：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一时的进步感， 立被导引自士大夫由天子提携， 荣华富贵由天子赏赐的根源所铸定的保守性压倒。苏轼所言“祖宗” 成法， 乃是不可动摇铁则， 自此以来士大夫规避革新、进步的护符与咒语。
复古的学校教养与道德、学问并重取才方针， 宋朝已惟范仲淹初置， 胡瑗立定基础， 王安石完备制度的京师太学（宋初仅设名义上供官宦子弟入学的国子监）， 得维持形制。州县学均已所谓“空名仅存”， 作用不过循例贡举，通过“解试” 选拔合格参加科举考试者， 所谓“取解” （或名“拔解”， 解试录取者保送入京则谓“发解”）。《古文真宝前集》录仁宗上代真宗御制歌词：
“富家不用买良田， 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空， 书中自有黄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 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 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 六经勤向窗前读。”， 乃强有力又富诱惑性的天子鼓励庶民读书名言。劝学而淡然于学校教育， 未免令人诧异， 无视于“养” 士， 却注重“取”士， 尤系矛盾。
西园雅集：皇权笼络士人，养士重于取士
明太祖是位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政治家君主， 也鉴于自身少时孤苦失学， 壮年才由文盲发奋苦学有成的经验， 明初学校教育呈现非常发展， 证明学校兴废决定于有无决心与诚意。其时， 自中央国子监至府、州、县各设儒学， 下逮乡里也置简易学校社学， 而且， 儒学生员各治一经， 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 洪武三年再颁诏国子生与郡县学生员皆习射。同年最初开科取士， 京师与各省乡试及格者， 且便须加试骑、射、书、算、律五事。
但明太祖毕竟是雄杰，立刻警觉后果，领悟宋朝葫芦中的奥妙，而抑制热忱， 洪武十七年颁布科举定式时， 因之已废五事“实事”，后代学校也回复瘫痪旧态， 惟办理科举前的准备考试。续经清朝虚应明朝故事，各级教官（学官） 殆确定其官制中的冗官性质， 学校纯然化为装饰门面的空壳。
明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规定科举考试以宋儒程颢、朱熹等人的注释为标准，又纂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及《性理大全》，汇集程朱诸家理学之说，颁行于各地儒学。在科举风向标的指引下，士子非程朱之书不读。程朱理学因此成为正统的官学。明初著名思想家薛瑄就曾经这样说过：“自考亭（朱熹）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意思是说，朱熹以后，大家都遵从朱子的思想就可以了，不要再有独立的思考与写作了。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一个统一的政权。1712 年二月，康熙帝更明确表达了对朱熹历史地位的看法，认为：“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在征得大学士、九卿等的议复意见后，康熙帝遂颁谕将朱熹的地位升格，由孔庙东庑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
科举立法是正确的、进步的， 但独存“进士” 一科， 已失“科” “目” 初意， 进士科所凭却是文词决优劣， 方向偏差乃大。宋朝先是讲究诗赋， 兼试经义的结果又发展为试题裂句断章， 答案揣拟套类， 明、清再以八股取士， 尽人皆知系格律拘束， 体裁拘束（必须分破题、承起、起讲、提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的八“股”）， 字数拘束（限制一定字数， 只每一时代不同， 清朝康熙年间为五百五十字， 超过规定字数便是不及格， 破题又必限为两句）， 题材拘束（限为《四书》内取材）。以文字公式化代入， 思想既无由发挥， 内容又以顾及形式而必然空虚， 似同字句游戏。
至此阶段， 追随学校僵化， 科举终也形骸化， 顾炎武且曾慨乎言之： “八股之害， 等于焚书， 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 而堪注意， 《日知录》卷十六经义论策篇已记述前此四百余年， 尚非八股时期的明初永乐二十二年， 明成祖已曰：
“朝廷所重安百姓， 而百姓不得蒙福者， 繇牧守匪人。牧守匪人， 繇学校失教。故岁贡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 道理不明， 此可任安民之寄。”
尤堪重视， 再前此三百余年， 与明成祖相同的感触， 且早由宋朝王安石提出：“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 乃闭门学作诗赋， 及其入官， 世事皆所不习。”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士人原以治国平天下自任， 便以科举仅凭文词， 而且是公式化文词外壳评决人才， 即使不能谓经世济民实学的理想全化空想， 通过科举考试登用为官员， 对吏道毫无经验而茫然却是必然。
科举三年一次，一批批失意者的累积， 自宋朝历元朝而明朝、而清朝，浮起社会上的虚脱层面， 一千年间愈扩散愈大。清末城市或乡间所见，触目多已是家无恒产、落第以终的穷秀才， 或者白首不遇老童生。此辈手不能提，肩不能挑， “百无一用是书生” 而尚自命读圣贤书者， 非变质文氓（循捐监之途，纳赀取得国子监监生资格， 不必读书， 也已是乡绅身份）， 包揽诉讼，便迂腐潦倒毕生， 能以塾师口已属幸运。
清末朝廷，于革命浪潮与立宪运动两面压力下，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 下诏改革科举内容之言： “科举为抡才大典， 我朝沿用前明旧制， 以八股文取士， 名臣硕儒， 多出其中。其好学者， 皆潜心经史文义。将其绪裔，乃行之二百余年， 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弋取科名之具， 剿袭庸滥， 于经史大义， 毫无发明， 急宜讲求实学， 挽回积习” ， 终不得不承认八股无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