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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明君也会犯迷糊,宋仁宗为何要两次下诏调查死人是否谋反?

宋朝的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赵祯是一位名声相当好的皇帝,是历史上第一位以“仁”为庙号的皇帝,在古时文人的眼中,他几乎没有瑕疵。

不过,这位皇帝有时也会犯迷糊,比如在名臣石介死后,他就因听信谗言,对这位死去的名臣兼大儒没有保持应有的尊重。

庆历五年(1045年)七月,石介病故,但过了四个月后,宋仁宗就“诏提点京东路刑狱司体量石介存亡以闻”,也就是让人去查石介到底死了没有。

庆历七年(1047年)六月,在石介死去两年后,宋仁宗又派出“中使持诏至奉符(石介的家乡)”去调查石介死了没有,甚至还想开馆查验。

而且,宋仁宗不仅仅是要调查石介是否死亡,最重要是想确认这个死人是否要谋反?

这种行为是对死者的极大不尊重,如果这种事出现在秦二世、隋炀帝这样的皇帝身上,自然并不稀奇,但出现在宋仁宗身上,就很让人纳闷了。

何况,石介还不是普通的臣子,他还是大儒,在《宋史》中,他最后是被写进《儒林传》中的,在当时的士大夫群体中,石介有相当高的声望。

连苏东坡都夸石介是:“堂堂世上文章主……直饶泰山高万丈……”

这种评价,一般人能承受得起?

在石介死后,还不停地去调查他,这是要掉声誉的,一辈子在名声上几乎不出差错的宋仁宗为何会对石介的死耿耿于怀?下面就聊聊这事的原因。

一:石介政敌夏竦的污蔑

石介死了后被人说成是没有死,且说他其实想谋反,这事是他的政敌夏竦搞出来的。

在石介死后,徐州有个叫孔直温的读书人造反,事败后被抄家,在他家中发现了石介的书信,孔直温曾经是石介的学生,家中有老师的书信并不稀奇。

但夏竦就抓住这一条,诬告石介参与谋反,且诈死跑到辽国借兵去了,《宋史·儒林二·石介传》中记载:

会徐狂人孔直温谋反,搜其家,得介书。夏竦衔介甚,且欲中伤杜衍等,因言介诈死,北走契丹,请发棺以验。

宋仁宗信了,并且在夏竦的怂恿下,做出了两次下诏调查石介是否真的去世的行为。

夏竦污蔑石介自然是有原因的。

在石介死前两年,即庆历三年(公元1643年),宋仁宗起用范仲淹等主持庆历新政。

当时,石介是支持新政的,并且,他还写了一首长诗《庆历圣德颂》夸赞宋仁宗和范仲淹、富弼等新政派。

有褒奖就有贬斥,石介在诗中夸奖了积极推行新政的范仲淹等人,也顺便就贬斥反对新政的夏竦等保守派,“诗所称多一时名臣,其言大奸,盖斥竦也”

一般人写诗,影响力不会太大,但石介不同,他是大儒,他的诗传播起来可就太快了,其中的言论也比较容易让士大夫群体相信。

夏竦的名声自然一落千丈,他不但因此记恨上了石介,还是深恨之。

夏竦虽然在《宋史》中没有被写进《奸臣传》,但史官最后给他的评价还是有“世皆指为奸邪……竦阴谋猜阻……”这样的贬义评语。

可想而知夏竦绝对不会是宽豁大度的人,他想要报复石介,对他来说是无比正常的事。

宋仁宗不会不知道夏竦和石介之间的恩怨,他为何就相信了夏竦的谗言?

二:直臣不讨喜和触动宋仁宗敏感神经的“谋反”

石介除了是名臣、大儒,身上还有一个标签,即直臣,史书中说他“遇事奋然敢为”,他跟宋仁宗时期的包拯、唐介等齐名,都是当时著名的直臣。

根据《续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早在宋仁宗亲政初期,宋仁宗在皇太后刘娥死后,想废掉刘娥帮他选的皇后郭氏,当时在外地为官的石介就上书给宰相,信中直接批评皇帝好女色:

……闻既废郭皇后,宠幸尚美人,宫庭传言渐有失德。自七、八月来,所闻又甚,倡优妇人,朋淫宫内,饮乐无时,圣体因常有不豫,斯不得不为虑也……

石介当时是个什么官职?不过是个区区从六品的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推官,连给皇帝直接上书都没资格的小官。

身居低位都敢写明文指责皇帝,可想而知其人的直,这样的直臣,宋仁宗一定不会太喜欢。

最重要的是,在庆历新政被废除时,石介身上背上了一起说不清道不明的谋反事件。

宋仁宗委派范仲淹等人发起的庆历新政最后失败了,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两条原因是:

1、欧阳修写了篇《朋党论》,鼓励君子结党,这犯了宋仁宗的忌讳。

2、夏竦教家中的侍女学习石介的字,然后模仿石介的笔迹写了一份给富弼的信,“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污蔑石介等君子党要废掉宋仁宗另立新君。

欧阳修的《朋党论》结合石介的反信,让宋仁宗无比紧张,皇帝最怕的就是这种事,他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因此,庆历新政草草结束,包括石介在内的新政派统统外放出京。

石介的这封反信,史书中肯定是夏竦干的事,但当时谁也说不清楚,这事触动了宋仁宗这位皇帝的敏感神经,在他心中扎下了一根刺。

石介反信事件是发生在庆历四年(1044年),第二年石介就死了,距离这事还不太久远,宋仁宗还记得这事,偏偏当年又发生了石介的学生搞出的谋反事件。

如此一来,宋仁宗想不联系在一起都不行,身为皇帝的宋仁宗什么事都可以大度,唯独对谋反不可以。

而主导污蔑石介的夏竦也聪明,他就专把对石介的定性往谋反事件上引,如“介实不死,弼阴使入契丹谋起兵,弼为内应”“又谗介说契丹弗从,更为弼往登、莱结金坑凶恶数万人欲作乱”等等。

宋仁宗本就不怎么喜欢性子比较直的石介,加上几起有真有假的谋反事件都牵连到他,自然不会对此视而不见。

于是,就有了宋仁宗坚持调查死人石介是否死亡的迷糊事,要调查石介是否跑到辽国去借兵造反?一度严厉到要开馆查验是否有尸体埋葬的程度。

连石介的妻儿都受到牵连,被宋仁宗下令“羁管它州”

三:假事真不了,宋仁宗及时醒悟

宋仁宗要调查石介死亡及到辽国借兵的真相,从皇帝的角度来说,虽然紧张过度了些,但也很正常。

不过,此事对于士大夫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就觉得有些侮辱人了,且以石介生前留下的声望,大批士大夫愿意为石介保住死后的声名。

宋仁宗首次要调查石介是否死亡时,就有个叫龚鼎臣的人公开表态:“介平生直谅,宁有是邪!愿以合族保其必死”

龚鼎臣是什么官?他当时是泰宁军节度使掌书,都不算是个官,到宋神宗时期,这个官位才被定为从八品,如此位卑的人都敢这么做,可见士大夫群体对此事的反感。

到宋仁宗第二次要调查石介死亡真相,且派宦官到石介家乡去准备开棺验尸前,就有御史劝宋仁宗不要这么做,请求宋仁宗要“庶存大体”,但宋仁宗没听。

然后,时任提点刑狱的吕居简(宋初名相吕蒙正之子)直接跟到达石介家乡的使者讲道理:

今破冢发棺,而介实死,则将奈何?且丧葬非一家所能办,必有亲族门生及棺敛之人,苟召问无异,即令具军令状保之,亦可应诏矣。

他就直接表明,要是石介真死了,皇帝该怎么应对天下人的指责?最后他出面带着数百人做保,保证石介是真死了。

事情报告回京后,“帝意果释”,宋仁宗大概也觉得再搞下去就真不好跟天下人交代了,放过了这事,还把“羁管它州”的石介妻儿都放了。

到此时,从庆历四年到庆历七年,从石介生前到石介死后,关于他是否谋反和是否死亡的事件,才算真正终止。

参考文献:《宋史》《续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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