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的衰落，都受宦官专权的祸害；自宋朝，这一现象基本杜绝，但到了明朝却死灰复燃、并且登峰造极：王振、刘瑾、魏忠贤，一个朝代先后涌现出三个BOSS级的大太监，除了明朝，再无其他朝代。
最绝的是，无论这些人怎么坏事做绝、怎么践踏基本的人性，但除了皇帝外，任何人都拿他们没辙。原因很简单，这种政权毒瘤，本来就是明朝皇帝设计出来的。
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宦官深恶痛绝，但他却在不自觉中留下了宦官参政的种子。
出身底层、没受过系统教育的朱元璋，在驭人方面却是个少见的天才。在他看来，过去历朝历代许多政权更迭，问题就在于给了臣子太多权力。为此，他围绕如何强化皇权，亲自设计了一整套体系。
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废除了一个设置了上千年的岗位：宰相，皇帝不再要助手，所有政务都由他本人处理，大臣们纯粹是执行者。
作为配套，朱元璋还发明了锦衣卫，它独立于国家司法体制之外，具备全套刑侦、逮捕、审讯等机能，是个完全听从皇帝本人、专门监视处理官员的特务机关。
按照朱元璋的这套搞法，满朝文武就像没有任何自主权力、处于严密控制下的木偶，而明朝皇帝就是操纵者，整个帝国理论上就像围绕帝王意志运转的机器。
姑且不论大臣们的情绪，这套看似无懈可击的体系存在一个巨大BUG，皇帝本人的精力、意愿和能力。
君主独裁，意味着令人恐惧的工作量。据记载，洪武十七年9月14-21日，8天之内，各部共上奏1160份文件，涉及3291件事务，这意味着平均每天要断定411件事。
既然忙不过来，那就找帮手。
精力过人如朱元璋，也找了一堆大学士给自己当助手，不过那时这些人只是五品官，而且没有参议权，只是打下手的；
朱棣、朱高炽、朱瞻基期间，内阁成员权力地位水涨船高，不仅身份近乎一品，还获得了在奏章上面写意见的“票拟”权。
但即使只是签字批准，工作量还是太大。最适合代笔的，莫过于身边那些不起眼的太监了。于是，不肖子孙们把朱元璋“严禁宦官参政”的祖训扔到九霄云外，“司礼监秉笔太监”这一职务应运而生，它的任务是代替皇帝在奏章上做批示。
经过这一朱瞻基在位时期，皇帝得到了空前解放：内阁替他处理政务，太监帮忙签字盖章，自己只需要高高在上、监督工作，谁要是不听话，则有锦衣卫伺候（以及后来的东厂、西厂）。
但偷懒是要付出代价的。随着明宣宗壮年去世，后面的明朝皇帝基本上没啥靠谱的，为了专心修道/享乐/玩耍/做木工，他们对亲自参与政事压根提不起兴趣，于是便放权；
放给谁呢？像老祖宗朱元璋一样，历任明朝皇帝对于那些精通政治的士大夫带有本能的警惕和提防：这些伪君子，搞不好对朕的位置垂涎三尺呢！于是，他们跟汉、唐的某些皇帝意见高度一致——放权给身边的家奴。
而且这样还有个好处：这些奴才不同于那些有知识、有影响力的士大夫，离开了皇权啥都不是，皇帝可以将他们抬高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可以轻松把他踹到下水道里；一旦察觉激起众怒，就可以弃卒保车，对皇帝本人没有任何损失。
于是，宦官专权便与明朝如影随形，王振、刘谨、魏忠贤，就像生生不息的韭菜一样，一茬茬地涌现、一茬茬地被收割。魏忠贤就是个最经典的例子。
天启帝朱由校性子急躁、自幼丧母；而且，虽贵为皇长孙，但由于父亲不受祖父万历的待见，连累得他也没被当作储君培养。因此，跟他最亲近、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这两个人：奶妈客氏，自小服侍自己的太监魏忠贤。而且，这两个人相互也搅在了一起，类似于清宫剧中提到的“对食”。
跟这样的人亲近，天启帝的素养注定高不到哪儿去。虽然被士大夫杨涟等人扶上了帝位，但他眼中最相信的永远是客氏、魏忠贤。即位后，他把客氏封为“奉圣夫人”；而魏忠贤，虽然目不识丁，却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并且陆续被授以指挥东厂、锦衣卫的权力。
于是，手握最终审批权以及国家暴力机器的魏忠贤，几乎成了明朝的“副皇帝”，但这并不代表他就具备了管理国家的能力。像这种德、才均不配位的人，别指望他能干出啥好事。
魏忠贤的所作所为，其实没啥新意，跟历史上那些臭名昭著的“阉宦”同仁没啥性质上的区别，只有程度上的差异，总结起来就两点：弄权、搞钱。
为了让整个大明王朝的政权体系都听自己的，魏忠贤在各个重要岗位上安插党羽，那些依附他的投机倒把之徒，占据了内阁、六部、总督、巡抚等所有机要岗位；此外，他还豢养了诸如五虎、五彪、十孩儿、四十孙等为非作歹、手段毒辣的爪牙。史书称：“内外大权，一归忠贤”。
面对魏忠贤一党的淫威，许多大臣选择了“识时务者为俊杰”。朝廷里的一些人在路上遇到魏忠贤，会立即趴在路边，一边磕头、一边高呼“九千岁”，哄得老魏心花怒放；在地方上，许多官员为了避免被阉党迫害，纷纷替魏忠贤修建生祠，其中不乏一些造福一方、建功立业的能臣。
当然了，也有一些不屈服于魏忠贤、与其硬碰硬的狠人，主要就是以杨涟为代表的东林党。但他们想对付魏忠贤，同样有且只有一个途径——找皇帝“主持正义”。
所以这种对抗的本质其实也很简单：看皇帝更相信（亲近）谁；而对于没怎么受过儒家教育的天启帝而言，答案没啥悬念。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杨涟上书天启帝，一口气列举了魏忠贤的2条罪状，因此获名《二十四罪疏》；随后，其他十多位大臣也跟着上奏，以期形成“规模效应”。
由于杨涟是拥立天启帝的功臣，而且德高望重、名声赫赫，魏忠贤一时间吓得魂飞魄散。但他在客氏的帮助下，在天启帝面前痛哭流涕、为自己辩解，竟然成功躲过了一劫，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像魏忠贤这种人，如果没扳倒他，接下来一定会遭到他的疯狂反扑。经过近一年的舆论营造、清除异己，到了公元1525年，魏忠贤基本把东林党全部挤出朝廷，连督师山海关、努力为大明续命的孙承宗都被迫辞职。
到了这种地步，所有反对者都沦为了阉党案板上的肉，可以肆意羞辱、宰割、泼脏水。同年，杨涟、左光斗等六位东林党领袖被捕，除了一人自杀外，其他五位一律在遭受非人的折磨后惨死狱中。
史载，杨涟一生清廉，全部家资折合还不到一千两，但阉党却诬陷他受贿两万两；当他惨死后，两个儿子为了赡养祖母、母亲，竟不得不上街乞讨，但阉党还咄咄逼人、要求他们交出两万两“赃款”。最终，实在看不下去老百姓们主动发起了捐助，这才帮助杨家度过了难关。
但魏忠贤还是不解气，接下来的两年中继续对所有反对者穷追猛打。他将309个“刺儿头”的名单昭告天下，活着的贬为白丁，已经死了的追夺官爵；他拆毁书院，禁止人们议论时政；他编造《三朝要典》，对那些反对者“杀人诛心”......
一时间，魏忠贤几乎横行天下、为所欲为，仿佛将大明王朝所有人（除了皇帝）的性命玩弄于股掌之中。没办法，谁让人家是“奉旨作恶”呢？
但戏剧的是，正当魏忠贤如日中天时，天启帝死了。公元1627年8月，信王朱由检继承帝位，年号崇祯。
一朝天子一朝臣，许多躲过阉党毒手的读书人纷纷上奏弹劾魏忠贤；崇祯帝为了收拢人心、巩固皇位，当然乐得顺水推舟。当年11月，他大手一挥，先把魏忠贤发配凤阳守皇陵，随后却又派锦衣卫前去抓捕。没有人比魏忠贤更了解锦衣卫的手段，于是便干脆半路自杀。
公元1629年，在经过细致的侦办后，崇祯把魏忠贤一党定位“逆案”，除了已死的魏忠贤、客氏等核心人物外，其他260个主要党羽分别被处以斩首、充军、徒刑等刑罚。
然而，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了，可谓内忧外患、奄奄一息。崇祯虽试图励精图治，但已是积重难返，加上他生性多疑，对大臣动辄责罚、处死，还喜欢用宦官监督百官，大明王朝的灭亡命运不可扭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