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同文志》文献学诸问题
作者:乌云毕力格教授
（节选自:《同文之盛：〈西域同文志〉整理与研究》,第3-12页）
《同文之盛：〈西域同文志〉整理与研究》
欧亚古典学研究丛书
（乌云毕力格 主编）
乌云毕力格 张闶 著
2022年8月出版
158.00元
978-7-5732-0165-2
近期，乌云毕力格教授和张闶博士的新著《同文之盛：〈西域同文志〉整理与研究》出版，对清代官修《西域同文志》进行了全面研究和整理校勘工作。本书原附汉、满、蒙、托忒文、藏、察合台语六语，研究和整理难度极大，此次出版，实为清代西域文献研究和古籍整理的重要成果。现将新书研究部分择要摘录，先睹为快。
《钦定西域同文志》（以下简称《同文志》）是清朝乾隆年间纂修的一部满、汉、蒙、藏、托忒、察合台六种语文的各种专名的对译辞书。它是乾隆年间清朝灭准噶尔汗国，实现“一统无外”的结果，也是清朝推行多语文政治，促成“同文之盛”的产物。《同文志》面世的直接和现实的目的，是为编纂《钦定西域图志》、《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和续纂《大清一统志》西域部分提供地名、人名、官职名、区域行政地理沿革历史和各民族统治家族及宗教上层世系与传承的资料，并标注西域地名、人名的各族不同语文的准确读音写法以及标准满汉译文。因此，对这部书的研究实质上关乎清朝拓土开疆的政治史、统治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理念与制度、西域诸民族语言文字、西域历史地理演变等诸多问题。
《同文志》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19世纪早期，欧洲人开始关注和研究《同文志》。
日本学者榎一雄早在二战期间就已开始研究《同文志》。1964年，榎一雄等影印出版东洋文库所藏武英殿本，附大英博物馆所藏该书前五卷，并出版了《研究篇》一册。该《研究篇》包括一篇高质量的研究导论，《同文志》内满、蒙、藏、托忒、察合台五种文字的拉丁文转写及以上五种文字与汉文地名、人名索引。榎一雄的研究导论，对《同文志》的成书背景、过程、参编人员、成书时间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考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是目前为止对本书进行的最系统、最深入的研究，也是最好的成果。但是，榎氏导论在文献学相关方面仍存在一些商榷的余地，整理部分缺少汉文标点和各版本之间的校勘，而且对察合台文的拉丁转写也存在一些问题。
1984年，我国学人吴丰培、吴肃民在参考该日本影印本的基础上，校勘故宫博物院所藏本，对不清楚的地方进行补充，再次影印出版该书。吴丰培、吴肃民的本子没有研究内容，但它的影印出版，为研究和利用该书提供了方便。
在《同文志》内容的研究方面，前人成果并不算多。刘义棠出版的《〈钦定西域同文志〉校注——新疆回语部分》，是对察合台文地理内容的语言学校注。近年来，国内几位年轻学者发表了相关研究论文，包括学位论文，如热孜婉《〈钦定西域同文志〉研究》等。
下面，对《同文志》的成书背景、内容和结构、成书年代、过程、编者、版本和西域诸文字音写问题等方面略述一二。
一、成书背景
《钦定西域同文志》成书于18世纪后半叶乾隆中期。该书的成书背景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中外一统之盛”，二是“同文之盛”。
“中外一统”是乾隆朝统一天山南北，囊括准噶尔汗国故土，开拓新疆后，乾隆皇帝君臣用来标榜武功的常用词。
……（中略）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经略天山以南准噶尔旧属之回部，清军追击回部首领霍集占，第一次越过帕米尔高原，抵阿姆河之源。霍集占被巴达克山苏勒坦沙所杀。至此，西域底定，天山南北皆入版图。这是乾隆皇帝武功之最，也是清朝历史上最具重大战略意义的壮举。乾隆皇帝“竟先朝数十年未竟之绪”，巩固社稷，拓展疆域，使清朝进入极盛时期。
乾隆皇帝认为，他的武功开疆拓土二万余里，超越汉唐盛世。为了纪此殊功，乾隆皇帝采取一系列措施。日本学者榎一雄将其概括为以下八项：第一，建立各种纪功碑，如《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第二，在热河避暑山庄修建普宁寺；第三，修建紫光阁；第四，任命四名传教士绘制十六幅战图，送到法国制成铜版；第五，修纂满汉合璧的《平定准噶尔方略》；第六，修纂《西域图志》；第七，勘测新归附的准部与回部领地，绘制详细舆图，其最重要的成果便是《乾隆十三排图》；第八，修纂《西域同文志》与《五体清文鉴》，增订《大清一统志》。
但如果我们把以上八项措施再归纳，实际上就是两种：其一，建立纪念性的建筑物，以昭武功，并显怀柔。这样的建筑物，一是紫光阁，在那里展示平定西域战争期间缴获的准噶尔与回部的旗纛兵器等战利品、新绘十六幅战图、西域战争中立功的五十功臣图像，以及乾隆皇帝御制诗碑、告成太学碑的文本等；二是普宁寺，这是一座建立在避暑山庄的寺庙，该建筑的原型是西藏桑耶寺，是为新征服的信仰藏传佛教的卫拉特臣民准备的。其二，在不同载体上书写或绘制的图文，如碑文、地图、铜板绘画、大型志书辞典等，以铭皇朝丰功伟绩，使之流芳青史。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纪念性建筑物还是图文，都明明白白地彰显出“同文”（详后）之意，都顾及新附卫拉特人的宗教和文化心理，各种图文中满、汉、蒙、藏、回多种文字并茂。我们探讨的《同文志》就是作为这些文化工程的一部分而诞生的。
“天下一统”本来就是中国古代圣王的理想追求，乾隆皇帝建立起汉唐盛世所不及的版图辽阔而强盛的大帝国，所以他采取任何措施渲染和纪念其伟大成就都不为过。但是，这里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乾隆皇帝所采取的两方面的八大措施，始终包含着另一个理念，那就是乾隆皇帝极为标榜的“同文之治”，而其结果便是“同文之盛”。
……（中略）
二、《西域同文志》编纂原则、方法与结构
《同文志》的编写工作是在乾隆皇帝的亲自指导下完成的。
乾隆皇帝的编纂理念体现在《同文志》的结构和纂修要点上。该书内容有三重要点：一是弄清西域地名、山水名的语种及含义，以满文准确拼写语音，统一汉语写法。这是乾隆皇帝强调的“同文”。二是据中国古典文献记载，弄清西域各地的历史沿革，借此强调清朝作为中国正统王朝统治这些地方的历史根据和合法性。这是更深层次的“同文”。三是理清西域各族群僧俗贵族的支派、家族、世系（转世）和相互关系，为日后制定政策和施政提供借鉴。因此，这三个纂修要点也即成为《同文志》资料准备的三个重要方面：（1）西域地名、山水名及其含义；（2）西域历史地理资料（包括口头资料、文献资料和地图）；（3）西域各族僧俗贵族的宗派传承与家谱。
《同文志》首先是西域多语言对照辞书。乾隆皇帝特别重视西域各族语言文字，认为既平定西域，不能不修《方略》，不能没有新疆域的地图和志书，更不能不把新版图写入《大清一统志》。但是，乾隆皇帝新辟的二万里疆域恰恰是天山南北准噶尔与回部旧地，修志绘图，无不涉及当地语言文字。因此，乾隆皇帝格外重视当地语言文字，决定先修多语种语言对照辞书《同文志》，亲自制定了《同文志》的修书方针和框架：以天山北路、天山南路、准部、回部、西藏、青海等为地理范围，立地名、人名两大类，每章都要写内容提要。人名、地名先以满文音写，其次以汉文拼写，汉字之音以三合切音标记，接着分别用蒙古、西藏、托忒、察合台四种文字书写。在汉文注疏中写明该词源于何种语言。如此去做，通汉语之人，皆可明白各部语言地名之意。乾隆皇帝还亲自撰写《西域地名考证序说》《乌斯藏即卫藏》等文，亲自指导如何考证西域非汉语地名。
在具体编写中，编修官们采取了多语并用、主次分明的原则，即“本条系准语，则以托忒字为主，而西番（西藏）、蒙古、回（察合台）字惟取对音；本条系回语，则以回字为主，而西番、蒙古、托忒字惟取对音，循环毗附，音义咸审”。
诸语言词汇的语音以满文统一，而语义等解释内容则由汉文通达，这即是本书书名中的“同文”。因此，该书满文名为wargi ba-i hergen be emu obuha ejetun-i bithe，可直译为《统一西方诸部文字之志书》，其中的emu obuha（为一、统一）就是指以满文通音、汉文通义，而非将各种文字统一为一种文字。这就是乾隆皇帝所说的“同文云者，仍阐韵统之义”。
《同文志》也是一部西域历史地理书。在弄清西域地理及其历史演变时，乾隆皇帝很重视历史记载和实地考察的结合。早在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平准战争刚开始时，皇帝就指出：“汉时西陲塞地极广，乌噜木齐及回子诸部落皆曾屯戍，有为内属者，唐初都护开府，扩地及西北边，今遗址久湮。”故此，着传谕将军鄂容安，“此次进兵，凡准噶尔所属之地、回子部落内，伊所知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并汉唐所未至处一一询之土人，细为记载，遇便奏闻，以资采辑”。三月，西域传来捷报，乾隆皇帝立刻谕大学士傅恒等：“西陲诸部，相率来归，愿入版图。其日出入，昼夜节气时刻，宜载入时宪书，颁赐正朔，以昭远夷向化之盛。”六月，清军格登山战役灭准噶尔汗国，消息传来，乾隆皇帝颁下了更加明确的谕旨：“西师奏凯，大兵直抵伊犁，准噶尔诸部，尽入版图，其星辰分野，日月出入，昼夜节气时刻，宜载入时宪书，颁赐正朔。其山川道里，应详细相度，载入皇舆全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左都御史何国宗，素谙测量，着带同五官正明安图，并同副都统富德，带西洋人二名，前往各该处，测其北极高度，东西偏度，及一切形胜，悉心考订，绘图呈览。所有坤舆全图及应需仪器，俱着酌量带往。”
关于何国宗等人在西域勘测绘图事，军机处满文档案有详细的记载，已有学者撰文详细介绍，可资利用。
……（中略）
除清朝派人勘测绘图外，乾隆皇帝还反复下令前线将领们，着其广泛搜集准噶尔和回部人的各种地图，以资修史。比如，乾隆二十年九月，乾隆皇帝听将军班第上奏，阿克巴集赛画匠土都（todo）收藏准噶尔地图，便下令将军策楞去寻找，后来在已故的土都家中找到了旧图。
在收集实地资料和地图后，《同文志》的另一项艰巨任务就是古今地名的勘同考证。《同文志》修纂工作要求，每一个地区的地名前必书其历史地理变迁。以“天山北路地名”下之“乌鲁木齐东路”为例：首先要记载乌鲁木齐东路的历史变迁：“乌鲁木齐，回语。乌鲁木齐，格斗之谓。准回二部，曾于此格斗，故名。汉为蒲类前国地。三国为蒲陆国地，属车师后部。北魏高车地。周、隋以下为突厥地。唐为后庭县，初隶西州，后隶北庭大都护府，后陷吐蕃。宋为高昌国北庭。元为回鹘五城。明属瓦剌。《汉书·西域传》：蒲类国，西南至都护治所。《后汉书·西域传》：蒲类东南至长史所居。《唐书·地理志》：北庭大都护府，本蒲类。《元史·地理志》：回鹘五城，唐号北庭大都护府。按：乌鲁木齐、伊犁诸境语音略同蒙古，因为准部旧地，爰从其部之本名，仍系以准语。”从中可以发现，编纂者必须精通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对汉唐以来西域史地要有认真的研究，而且要比对古今地名，把文献记载落到实处。
这些工作只有那些精于史地研究而且能够接触实地资料的史官才能完成。后文将要提及，编修官褚廷璋等人主要完成了这项工作。褚廷璋参编《西域图志》和《同文志》，他的主要工作是根据最新绘制的舆图，逐一考订各地的地理沿革，在此之前必先对《汉书·地理志》与《水经注》以降的地理书了然于心，褚氏有诗记其事：“溯从汉唐来，古迹烦考究。因思地理书，孟坚实领袖。山水界形势，都城延广袤。悬图盈尺幅，高下象奔凑。参以道元经，脉络了无瞀。维时守土臣，万里绘方就。邮函上史馆，展按粲如宿。印证汉西域，一一同发覆。某部即某国，位置俨仍旧。因缘得推暨，唐及宋元后。”并有自注云：“先据《汉书》所载西域三十六国及山北乌孙国道里方位，参以《水经注》，合山川形势，悬绘一图，与军营所送现在准、回诸部图若合符节，唐宋以下皆由此类推。”其在馆先后七年，“于准夷、回部山川风土最为谙悉”，至二十七年书成，大学士傅恒荐之于朝，特旨嘉奬，一时荣之，随即又奉旨与修《同文志》。王昶《湖海诗传》卷二十九《褚廷璋》载，褚廷璋“于准夷、回部山川风土最为谙悉，奉敕纂《西域图志》，又纂《西域同文志》，并通等音字母之学”。廷璋有《西域诗》一组，其中《喀什噶尔》一首写道：“往代羁縻迹渐更，浑河西望莽纵横（喀什噶尔河下流入塔里木河，于古亦名思浑河）。镇传疏勒唐贞观（贞观中，疏勒内附，置都督府，今喀什噶尔地也），人去兜题汉永平（永平中，疏勒王兜题为汉吏田虑所执）。饮马雪深寻旧井（耿恭拜井处），晾鹰风劲上高城。阳春万里吹还到，散作天方画角声（回部亦曰天方）。”这首诗是对他工作的一个写照。钻研古代文献，参考当下地图，恐怕不是褚廷璋一人所专擅，而是在纂修《西域图志》《同文志》过程中史臣广泛使用的编纂手段。
《同文志》又是一部卫拉特、回部、西藏贵族家谱。为了编纂家谱世系，编者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搜集了很多资料。有幸在满文档案里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相关资料，且已有学者利用它做了很好的研究。据伊犁办事大臣明瑞奏折，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清军将领们奉旨在准噶尔地方寻找旧经史文献，在一个叫札噶斯台的地方（被认为是有可能藏匿书籍之处）“或在山峰下，或在鄂博（内），或在立玛尼（石）处与悬挂肩胛骨之地”，以及其他地方都留心寻查准噶尔经史文献。虽然一无所获，但此举本身说明了清军奉命查询准噶尔文献的事实。另外，承志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乾隆皇帝谕令察哈尔都统巴尔品和黑龙江将军国多欢在领内厄鲁特人中查询厄鲁特源流的很有趣的事例。据该研究成果，乾隆皇帝亲自撰写了一部《厄鲁特源流》，听说在附察哈尔厄鲁特人（内附察哈尔人多被安置在八旗察哈尔内）中有位根达希者，还有在呼伦贝尔厄鲁特人（被安置在那里的准噶尔人）中也有一位叫丹毕的人，俱系厄鲁特旧人，且了解厄鲁特源流，故下令派人去拜访，他们如有旧书要征集，如能书写托忒文令其缮写所知厄鲁特源流内容，不识字则笔录其所讲内容。
……（中略）
档案资料显示，清朝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到了一些准噶尔世系谱。《乾隆朝上谕档》记载了其利用过《达瓦齐家谱》和《准噶尔家谱》事。据后者载，准噶尔贵族始祖为郭海达姚，而非孛海（亦称孛汗）。清朝大臣们为弄清真相，还根据《明史》中瓦剌相关记载，很认真地进行过一番考证，认为孛汗就是《明史》记载的孛来，因其称汗，故称孛汗，而孛来就是《达瓦齐家谱》所载博孛罗纳哈勒之讹误。这些“考证”的荒诞无稽不必多言，但它展示了史官们利用不同语言文字的资料，对其进行比对考察的事实。从《同文志》准噶尔贵族世系记载来看，编修官们最终并未采用以上离谱的考证结果，这个考证只是编纂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这更加让人认识到，编纂者们花费了很多辛勤的劳动，通过再三修订，才编出了《同文志》的定稿。有理由相信，回部和西藏的贵族系谱和喇嘛传承资料，也都经过类似的资料收集和编纂过程。
这样，从乾隆二十年的预备阶段开始，到乾隆三十年，《同文志》足足编修了十年。其后，又陆陆续续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但规模不大，基本上属文字规范和各词条顺序编排等细节。这样编起来的《同文志》最后得24卷，包括天山南北、青海和西藏三部分。
责编：盛洁；排版：王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