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陋规如何‘淘汰’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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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金句
·“在权力大小方面，皇权处于绝对优势；但在信息方面，官僚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
·“儒家官员要经历两次教育。第一次是圣贤的教育，关乎仁义道德；第二次是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再教育”，关乎男盗女娼。”
当年读完《血酬》，震碎三观，遂顺蔓摸瓜，找到作者——著名历史学家、毕业于人大中文系的吴思，感叹其历史功底之深厚、对文字驾驭能力之强，如获至宝。
多年之后，再次翻开他的另一本成名之作《潜规则》，深读一遍，只觉得情绪价值炸裂，又蕴含着许多深刻的信息差，获得感满满。
我很少做夸张的推荐，但如果你对中国古代的儒家政治感兴趣，那么他的所有书你都可以无脑入。
《潜规则》就讲了一件事：脱离“天道伦常”的古代官场“潜规则”，是如何产生的？
官僚、皇帝与小农，是如何参与其中的？
换句话说，“规矩”是谁破坏的？
官僚和帝国利益未必一致。在帝国的实际统治中，“牧羊人”（统治集团）与“羊群”（老百姓）的基本关系，总是逐渐脱离儒家“天道”、“王道”的理想均衡设定，堕落为治乱循环，这发源于官僚集团及其代理人对私立的不懈追求，这种追求有利于自身特殊利益的最大化，却和整个统治阶级的集体利益冲突。合法祸害别人的能力，是小吏的看家本领。
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皇帝无法约束每个贪官污吏、弱小分散的小农阶级无力反抗权贵的巧取豪夺、层层加码，于是就产生了潜规则体系对儒家理想秩序的替代、官员私利对仁义道德的替代，于是产生了帝国制度对过度失衡的自我校正机制——王朝更替。
而且就连皇帝本人，和帝国的利益也未必一致。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享有整个秩序中最大的分肥权。但是其却可以把胡作非为的代价转嫁给整个帝国和子孙后代，同时，他励精图治的收益也属于利益既得者和子孙后代，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也形成了一种委托代理问题——历史上的昏君也因此比比皆是，而合乎儒家理想的圣君却寥若晨星。
小农是帝国的福利制造者，是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可以载舟，亦能覆舟。他们力量弱小、缺乏组织性，反抗既有秩序的利益微薄，却面临着杀鸡儆猴的巨大风险，所以退缩忍让往往是小农的最佳策略，除了供养天子，还要供养腐败——一笔额外的重税。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努力加入官僚阶级，直到出现“十羊九牧”的现象。
离心离德的“官僚-皇帝-小农”三角摇摇欲坠，农业帝国便也逃不脱兴衰规律。
《潜规则》全书都是简短的古代轶事，描写精炼却发人深省。主题看似是历史，但儒家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分析都贯穿其间，剖析人性之幽微，入木三分，可见吴思社科功底之深厚。
我一直强调，读历史不用选择新书，因为几千年的历史就摆在那里“任人打扮”，这本2009年的“老书”已经久经考验，所以我愿称之为《明朝那些事儿》的Pro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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