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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期，马拉的战车是战场上的主角。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战车逐渐被步兵、骑兵取代。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是这个大转变的标志性事件。
战车的消亡，有种种军事技术方面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战争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春秋战国，尤其是战国时期，相比之前，战争的规模和残酷程度有了数量级的提升。战车无法适应这种大型激烈的战争。
和步兵、骑兵相比，战车的劣势显而易见。地面稍有不平，车轮就应付不了。几匹拉车的马有一两匹受伤倒下，整个战车就可能倾覆，失去战斗力。而且，战车要有“御手”专心驾车。在战场上，这可是很奢侈的人力安排。
战车只适用于贵族之间那种低烈度的战争。这种战争，其实更像是贵族之间的一种游戏或者仪式。宋襄公的种种“迂腐”，后人觉得不可思议，但那的确是贵族低烈度战争的“规则”。
在这种低烈度战争中，使用战车，可以保持贵族高大上的姿态，看上去很优雅。而且，只有贵族才有财力拥有车辆。这正好凸显了贵族的身份优越感。那时候，打仗是一种权力和地位。这种权力和地位，可不是人人都有的。
从春秋后期开始，战争变得越来越残酷，规模也急剧扩大。到了战国，各诸侯国动辄出动几万、几十万大军，展开殊死的灭国之战。
秦赵长平之战，双方投入兵力几十万，最后，秦将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在统一战争中，秦国进攻楚国，起初派出二十万兵力，打不赢。兵力增加到六十万，终于击败并吞并了楚国。
在这种你死我活的战争中，任何花架子、假招子、作秀摆姿态，都没有存活空间。战车和宋襄公的“迂腐”，一起从历史中消失了。
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些动辄几十万的数字是夸大了。但是，就算把这个数字降到十分之一，降到几万，规模也很惊人。要知道，战国时期，不仅是农业社会，而且是铁器使用并不广泛的初级农业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很有限。在这种社会中，几万青壮年，脱离生产，吃饱吃好，还要穿军装拿武器，消耗各种后勤物资。对农业社会来说，这是非常沉重的负担。
能够承担这种负担的国家，一定是“大政府”，而不会是“小政府”。
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并非从来都是“小政府”，也曾经有过“大政府”。
战国时期，经过变法，各诸侯国的国家能力，空前强大，都是不折不扣的“大政府”。
统一后的秦朝，更是一个“超级大政府”。在很多方面，秦朝的国家能力，已经接近甚至达到现代国家的水平。
可是，中国人对这段“大政府”的历史记忆，实在太糟糕了。
战国时期的战乱，连秦始皇都觉得难以忍受。秦始皇之所以坚持郡县制，而不是分封制，就是因为，他觉得分封制是“又复立国，是树兵也，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分封了诸侯国，永不了多久，就会再现没完没了的可怕战乱。
秦的统一，消除了战国“争城之战杀人盈城，争野之战杀人盈野”的战乱，但大家还没高兴几天，秦这个“超级大政府”又开始了另一种“乱”，那就是各种雄心勃勃的大项目。对外南征北战，北击匈奴，南征南越。对内各种超级大工程：驰道、长城、皇帝陵墓。哪一项耗用的人力都是几十万级别。
看来，无论是分裂，还是统一，“大政府”带来的，都是灾难和痛苦。
在秦朝这个“超级大政府”中，秦始皇设计的“皇帝”制度，居于核心地位。“皇帝”二字，从上古传说的“三皇五帝”中各取一个字，作为一个称号，实在是达到了顶点，无以复加，堪称极致。后世两千多年，硬是没人能想出更高级的名称，一直沿用“皇帝”这个称号。
不仅名称达到极致，皇帝的权力，也达到顶点。秦始皇一言九鼎，一人可以决定百万、千万人的悲欢离合、生死存亡。可惜，“超级大政府”秦朝短命而亡，只过了十五年，就灰飞烟灭。
战国的战乱，和随后秦朝的短命而亡，给后来的西汉留下了一道大难题：
如果没有皇帝，没有统一大帝国，列国分立，就会彼此征战不休，流血漂橹。如果统一为一个大帝国，由一个皇帝一言九鼎地统治，内战可能没有了，但这个皇帝拥有的权力又太大，会成为下一个“暴秦”。
两边的情况都很难受。怎么办呢？到底选哪条路呢？
对这道大难题，西汉王朝从上到下反思、争论了很多年。不同观点的人之间展开了激烈持久的大辩论。这场大辩论，就是儒法之争。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占了上风。
换个角度看，就会意识到，儒法之争，其实就是“小政府”和“大政府”之争。法家主张严刑峻法，这当然就是“大政府”，国家通过法律把方方面面都管起来。儒家认为，正是这种“大政府”，才造成暴秦的短命而亡。“大政府”不适合中国国情。纠偏方案是儒家的“小政府”方案——“以礼治国”“以德治国”。
“以礼治国”“以德治国”，说白了，就是用一套模糊、抽象、宽泛的原则“柔性”地治理国家。而不是像法家那样严刑苛法、无所不管。儒家强调统治者以身作则的示范带动作用，讲人情，重教化，而不是依靠惩戒、刑罚等硬邦邦的“大棒”来治理国家。
“以礼治国”“以德治国”的另一面，则是悄悄地给拥有最高权力的皇帝套上了“枷锁”。从此以后，皇帝虽然表面还是最高权力拥有者，但实际上根本没有秦始皇那样一言九鼎的至高权力。
在实践中，儒家逐渐摸索出一套限制皇帝权力的办法。
（一）以谏制君：用大臣的劝说、上谏制约皇帝，为此还形成了“文死谏、武死战”的道德信条，鼓励大臣敢于对皇帝唱反调，如果因此而死，反而能名垂青史，让皇帝在舆论上陷入被动。
（二）以天制君：以“天人合一”为理论基础，把自然灾害解释为不祥之瑞或上天的谴责，提醒和告诫皇帝。上天发话了，皇帝这个“天子”（上天的儿子）当然只能听话，不能继续任性胡来。
（三）以儒制君：对皇帝和太子进行系统的儒家教育，编订了一系列教科书，用儒家勤政爱民、礼义廉耻、仁爱之心等等教育皇帝和太子，从小就向他们灌输儒家观念——洗脑从小做起 。
（四）以史制君：不断用历史上正面反面的经验教训来告诫皇帝，不要重蹈覆辙，要以史为鉴，要知道兴旺更替的道理，争取成为有道明君。同时，暗示、威胁皇帝，如果皇帝不施仁政，在历史上就没有好名声。
种种措施“围追堵截”之下，从西汉开始，虽然皇帝的称号没变，表面上的权力地位也没变，但实际上，后世的皇帝都不再有秦始皇那样一手遮天的大权。秦始皇之所以自称“始皇帝”，并且规定继承人都按数目排列“二世”“三世”以至万世，是因为秦始皇很讨厌“谥号”这个规矩，认为“谥号”就是让后人可以非议去世的皇帝。这事不能忍。
但后世的皇帝都老老实实遵守了“谥号”的规矩。于是，所有皇帝都知道，不管他活着时多么威风，等他死了，后人会根据他这一生的表现，用“谥号”给他来个“盖棺定论”，让他或者名垂青史，或者遗臭万年。“谥号”成为秦以后所有皇帝逃不掉的永恒制约。
所有这些措施，限制了皇权，但同时也限制了国家积极主动的能力。这是中国古代王朝政治整体上消极保守的深层原因。而这种消极保守的“小政府”传统，正好适合农业社会剩余不多、追求稳定的内在需要，于是，成为最终胜出的方案，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
这就是中国古人对那道大难题给出的回答。
另一方面，统一王朝建立以后，虽然还有边患等外部威胁，但国家的安全环境比列国分立的战国毕竟要好多了。国家不再时时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也就不需要维持那么强大的国家能力了。
因此，秦以后，除了某些局部地区和特殊时期以外，中国历代王朝都没有再现战国、秦朝那样的“大政府”。农业社会本来剩余就少，要想建立大政府，需要用特别激烈的措施，强化国家机器、提升国家能力，才能从民间汲取大量财富。
即使有少数“有为之君”想要在这方面做出努力，成就一番大业，比如汉武帝、隋炀帝，也会激起官僚集团和民间社会的反感、警惕乃至直接反对。经过长期培育，儒家意识形态已经深入人心。任何建立“大政府”的努力，都会被理解为“暴秦”重现，从而引发社会各方面的不安和抵制。
分析至此，结论就很清楚了。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必须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才能避免或者减少内乱内战，有效抵御外敌。可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必然带来皇帝权力过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必须有权力集中的皇帝，但又必须设法控制他的权力。
解决方案就是儒家学说及其倡导的“小政府”。表面上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但因为是“小政府”，政府财力有限，限于吃饭财政，国家能力也就很有限，就算赶上昏君暴君，皇帝“胡作非为”的范围，也没多大。中央政府需要耗费的财富，无非皇室开支、修建宫殿、陵寝等少数几项。这些钱，和个人消费相比，当然很多，但和任何“大政府”的支出相比，都是小钱。
这也是儒家学说最终压倒法家学说的根本原因。统一王朝的皇权本来就很大，法家的严刑峻法再来个火上浇油，相当于汽车只有油门没有刹车，实在太危险。强大的皇权，还是要靠儒家这种保守内敛的学说来制动、迟滞，这样才能防止翻车。
可见，中国古人之所以选择“小政府”，其实是为了遏制强大的皇权。国家能力因此受损，是无法避免的代价，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从整体和长时段来看，中国古人的这个选择非常成功。最大的成就，是维系了几千年连绵不断的华夏文明，并且，其间不乏延续了百年以上的和平年代。这个成就，世界上其他文明望尘莫及。
谁也没想到的是，到了近代，由于全球化，中国又一次处于类似战国时期那样的列国分立状态。怪不得李鸿章感叹，这是“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上一次类似的局面，确实要追溯到两千年以前。
由于这个大变局，秦朝以后中国成功运行了两千多年的“小政府”解决方案，变得不合时宜。中国陷入了全面的被动和危机，需要做出全面的调整和改变。为了应对外部竞争，为了生存和发展，中国必须重建强大的国家能力。
这个调整和改变，用了一百多年时间。对个体来说，这个时间很漫长，但对文明、国家来说，这段时间并不算长，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瞬间。
因为这一百多年而苛责古人，完全没理由。古人对他们时代的难题，解决得很好，他们表现优异。对我们时代的难题，我们也解决得很好。大家的表现都很优异。华夏文明不愧是世界一流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