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雄 摄于1934年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文艺 通讯员 任海虹
图/莫栋梁提供
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近期在央视一台再热播，展现百年来革命先烈们共同书写的非凡历史，备受党史研究者与公众的关注。其中第18集《隐秘战线上的长征》，还原了原国民党粤籍高级将领莫雄与中共党员项与年、卢志英等合力传递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绝密情报、挽救红军的经过。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通过采访莫雄后人、党史学者等，深入追寻新中国成立前他所参加的那些惊心动魄而又鲜为人知的“战斗”。
莫雄是广东英德人，是辛亥革命老前辈，国民党资深官员、将领，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与中共建立了联系。除了上述挽救红军的“隐秘”壮举，莫雄在抗日战争时期还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并释放被捕的中共党员。晚年，他在其幼子莫栋梁的帮助下撰写回忆录，经广东省、广州市和英德县三级政协合编成《莫雄回忆录》一书，1991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国民党《中央日报》对追究惩办莫雄的报道
16岁加入同盟会的“虎将”
莫雄1891年生于韶关，祖籍广东英德。自幼家中贫困，曾是村里的放牛娃，后因体格出众被相中到广州石室天主教堂做起小伙夫。
随着年岁和见识的增长，莫雄对清政府的腐朽越加憎恶，忧国忧民，并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16岁时，他加入同盟会，承担过打入清朝新军内部执行策反任务，此后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为中山先生所器重，1923年就被委以独立旅少将旅长的要职。
莫雄虽个子不高，但骁勇善战，是粤军中有名的“虎将”。陈炯明发动兵变后，1925年孙中山开始指挥第一次东征，讨伐盘踞在东江、韩江地区的陈炯明部队，莫雄任粤军第二师第三旅旅长，在这期间屡立战功、威名赫赫。莫雄自述，就是在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部期间，部队中加入了不少中共党员，他们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莫雄对蒋介石培植嫡系、排斥异己的政策十分不满。1925年廖仲恺被害一案发生后，蒋介石趁机夺了粤军将领许崇智的兵权，莫雄所在部队也被蒋介石加以“反革命”的罪名，就地缴械遣散。
项与年（又名梁明德，照片右下角的文字是莫雄的手书“革命带路人梁明德同志”）
对共产党有利的事，就尽力去做
1930年，莫雄前往上海追随宋子文。在旧部刘哑佛的介绍下，他认识了严希纯、项与年、华克之、卢志英等人，并与中共中央特科搭上线，成为特科的重点统战对象。华克之在《对辛亥志士莫雄后半生的点滴回忆》中写到他与莫雄的交往：“有时去他家吃饭，谈论国内时事，我俩十分投契。论他的地位，当时已是一个高级军官，但毫无官僚架子，谁都可以和他谈谈……”后来，莫雄才知道这些朋友都是中共党员。他回忆：“他们（指中共党员）常以革命道理来开导我。向我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向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
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莫雄提出了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时任上海共产党组织领导人之一的李克农，考虑后回复他：“你是革命的老前辈，孙先生的忠实信徒，你参加共产党的请求党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你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因此，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党为宜……你虽不是中共党员，但党需要你做的事，而又是你力所能及的，就请你帮忙解决，你认为对党有利的事情，你就尽力去做。如果你能做到这两件事，我们便十分满意。”莫雄终生牢记着这份嘱托，并在回忆录里详细记述了这一段经过。
莫雄始终在寻找时机为共产党提供帮助。1934年，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随委任状而来的，还有两份空白的组织表，给了他自行组织用人的权限。莫雄意识到这是与共产党合作的绝好机会，便到上海寻找中共方面的朋友，联络刘哑佛、项与年、卢志英等一批共产党员，请他们秘密进入他的司令部潜伏。
排万险，传递“铁桶”情报
1933年10月初，蒋介石召集50万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直指中央苏区首都瑞金。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受挫，中央根据地仅剩七八个县城。1934年夏秋之交，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庐山军官训练团驻地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央苏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莫雄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多次参会。会上，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赛克特提出了精心准备的“铁桶合围”战术计划，蒋介石亲自将此作战计划下发到各师师长手里，会议详细罗列了“围剿”计划的兵力布置、包围图表、进攻路线、战斗序列等内容。
莫雄没有任何犹豫，毅然冒着巨大危险，将会议文件装进随身的大公文包里，匆匆带下山去。他马上与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三人商议，表示一定要将情报传递给党中央，“天大的事情，由我承担！”危急关头，他们先将庐山上的会议制定了“铁桶围剿”计划一事以紧急电文的方式发向瑞金，其余计划详情则密写在几本《学生字典》中，由熟悉当地方言的项与年亲自送往瑞金。江西属于内陆省份，多山地、河流，在当时落后的交通条件下只能徒步而行。从德安到瑞金，需要经过永修、新建、南昌、丰城、崇仁、乐安、宁都、石城等8个市县，还要面临敌人的重重封锁，越靠近赣南瑞金方向，封锁越严。项与年急中生智，忍着剧痛用石头砸掉了自己的门牙，弄得满脸血肉模糊，然后乔装成乞丐流浪的模样，最终顺利通过了重重关卡，将情报送达了党中央。这份重要情报使得中央红军赶在蒋介石“铁桶围剿”的包围态势完成之前，从敌人相对薄弱的地方撤出革命根据地，于10月中下旬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莫雄提供的绝密情报被我党定义为“一份关系到红军命运的情报”，为中央作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提供了关键信息和依据。经此次合力传送情报，莫雄和项与年之间的情谊更加深厚，并一直维系到晚年。
一枪不发，助红军过境
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征，红军曾在行进中多次遭受国民党的围追堵截。1935年莫雄受命从江西调往贵州，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贵州毕节当“剿共”保安司令及行政督察专员。他将其江西原班人马一起调至贵州，以“剿共”之名，行掩护之实。除了掩护大批红军伤病员安全转移外，莫雄还尽其所能地放行——1936年初，红军二、六军团向黔西、大定（现称大方）、毕节方向转移，他命令所部撤退至城外十多里的山沟，让红军毫发无伤地通过毕节城。
蒋介石获知此事，勃然大怒。他命人将莫雄扣押起来，并以“通共”罪将其关押在南京军法处，贵州当地的反动舆论也上下鼓噪。莫栋梁后来发现了一份民国二十五年的《贵州评论》（第15期），上面赫然写着“严办莫雄”几个大字。在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他将这些新发现的史料和一些莫雄的历史照片，一同增补进了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的《莫雄回忆录》里。
1936年那一次被蒋介石投入狱中，莫雄被关押了整整150天，后经保释出狱。1937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全民族抗日的崭新局面。为平息南雄匪患风波，莫雄又获国民党政府任用赴广东北江地区，任南雄县县长。在此任上，莫雄应中共党组织要求，设法释放了国民党余汉谋“剿共”部队在湘、粤、赣边区抓捕并羁押在南雄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两三百人。
从“莫大哥”到“党的老朋友、老同志”
莫雄在粤北一带素有名望，人们尊称他为“莫大哥”。1938年10月22日凌晨，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为维持粤北抗日后方的稳定局面，莫雄出任第四战区北江挺进纵队（简称“北挺”）司令。莫雄任职后，他迅速与中共北江特委达成了合作抗日的约定。
“1940年初，北江特委组织了40多位党员和进步青年，通过各种渠道来到‘北挺’（几年来，先后派到莫雄部队和在那里发展的党员达100多人），并建立起党的特别支部……”莫雄当时的战友朱小仲，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科协副主席，他在回忆文章《有这样一位难能可贵的老朋友——回忆莫雄将军在抗战期间与我党团结合作的事迹》中提及了这一段经历。包括朱小仲在内，饶华、邝达、黄桐华、何俊才、林名勋等多位中共党员，当时都曾潜伏在莫雄部队。
后“北挺”改为“北江挺进队干部训练所”（简称“干训所”）。从行事作风观察中，莫雄察觉到黄桐华等人很有可能是共产党人，仍放心地将训练所的组织大权交给了他们，由其物色对象、组织训练。后来部队改编，莫雄任司令，黄桐华还担任过他的副司令。在莫雄部工作的这些中共党员，在思想上帮助官兵认清形势，坚定抗日信心；在工作中帮助莫雄整顿部队，提高威信，扩大社会影响。党组织又通过莫雄的关系，营救被捕的党员，筹措活动经费等，为建立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创造了条件。
在日军投降后，莫雄司令部的大部分人员都跟随黄桐华、何俊才等上了山，竖起共产党的旗帜。1949年广州即将解放之际，莫雄因“通共”嫌疑遭国民党追杀，被迫只身逃往香港躲避。10月，广州解放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一再打听莫雄的下落，得知他寄居香港时，立即派人持自己的亲笔信前往邀请其回粤。
莫雄回粤后，被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任命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协助中共肃清北江地区的反动武装及匪患，为稳定粤北的社会治安和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创造了条件。此后，莫雄还历任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第五届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在参政议政的生涯中，莫雄多次被中共领导人亲切地称为“党的老朋友、老同志”。他在自述中动情地说：“没有什么比‘党的老朋友、老同志’这一称呼更令我感到光荣与骄傲了。”
访谈
他们都曾以实际行动襄助革命
曾庆榴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羊城晚报：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莫雄，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曾庆榴：莫雄对革命做了很多有益工作，是广东一位著名的地方实力派人士，长期站在反蒋战线上。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暗杀后，汪精卫、蒋介石掌握广东政权。莫雄当时是粤军将领，蒋以查办“廖案”、整肃“不轨”军队为名，大肆排斥和打击异己。粤军不少将领都遭排斥打击，莫雄的军队被缴械、被收编，这是他走上反蒋之路的开始。可以说，国民革命阵营里的反蒋派，是蒋介石自己制造出来的，是他搞独裁专制、排斥异己的结果。
当然这也是莫雄一步步追求进步、与共产党合作的基础。红军时期，莫雄冒很大风险给红军送情报，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站在同情、支持革命一边。全面抗战爆发后，经过共产党员古大存做工作，莫雄还释放了一批关在南雄狱中的“政治犯”，以实际行动襄助革命事业。
广东省委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时，莫雄是很重要的一个对象。此外，第十九路军抗日爱国将领张炎、曾担任第七战区第四挺进纵队司令官的伍观淇、成立第四路军看护干部训练班的陈汝棠等党外人士，都跟共产党有过合作。
羊城晚报：由您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第一卷）》，专门介绍了抗战时期我党对莫雄等党外人士进行的统战工作。
曾庆榴：著名的党史学者胡绳认为，当时在国民党、共产党之间，存在大量的“中间势力”，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关键原因是共产党把“中间势力”争取过来了。这令我们很受启发，感到党史研究不应孤立地进行，而应重视和加强对“中间势力”如何转变的研究。因此，我们注意收集像莫雄、伍观淇、张炎、陈汝棠这样当时的进步人士的信息，还有更早期的邓演达、李济深以及稍后的司徒美堂等人的情况，努力将他们与党的联系、受党召唤的过程梳理清楚，为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作出恰当的评述。
羊城晚报：对以莫雄为代表的曾有助于我党的党外人士的研究梳理对党史研究、党史教育有什么意义？
曾庆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不是孤立的，共产党是生存、活动在人民群众中间，要了解党的历程，必须把周边的情况弄清楚。现在还有许多研究的空间，比如谭平山，这是一个经历非常丰富的人，但我们现在对他的了解还是不太全面。
延伸
陈汝棠
医疗抗日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陈汝棠，广东高明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作为国民党部的著名军医和抗日进步人士，陈汝棠接受中共党组织的提议，在广州组织建立了第四路军看护干部训练班（以下简称“护干班”）。护干班学员有350余人，其宗旨是培养战地救护和初级医疗人员。出身中医世家的陈汝棠，亲自给护干班学员上课，参加班中讨论，启发同学们探求真理、提高思想觉悟、认识改造旧中国的政治革命责任。
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护干班改编为广东省赈济委员会救济总队（简称救济总队），陈汝棠先后任班主任、总队长。中共在各个分队里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党小组或派驻党员骨干，共产党员有近80人。
在陈汝棠的带动下，护干班学员走出校门，积极参加抗日工作。
这支队伍经过党的政治教育和陈汝棠的悉心培养以及在战斗中的锻炼，在抗日斗争中同仇敌忾，斗志昂扬。日军入侵广州时，牺牲于增城朱村的护干班学员有50多人，他们是抗击日军、保卫广州的第一批牺牲者。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陈汝棠为中共做了大量工作，被称为“党外布尔什维克”。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逆流中，这支队伍始终坚持斗争，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