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一战的硝烟还未完全散去。交战国国家和人民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级帝国主义战争，旷日持久的战争给国家和地区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损伤。当人民还沉浸在战后的哀伤中，大国领导人们已经急不可耐地召开战后重建会议。
巴黎和会
战争的目的即是为了争夺殖民地和重新瓜分世界，等到这场战争结束，出现了战败国和战胜国。1919年1月18日的巴黎和会由此召开，它虽然召开在富丽堂皇的巴黎凡尔赛宫，但是有人这样评价“这是一场肮脏的分赃，充斥着霸权主义与强权行径，这不是一场和平会谈，而是一次霸权主义会议”，当时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国以顾维钧外交官为主要代表的会议团遭受了不平等的待遇。弱国在强权面前只拥有很少话语权，甚至没有，这些血淋淋的道理是怎样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小小的巴黎凡尔赛宫。
一、巴黎和会的分赃
中国劳工
1918年一战胜利的消息传回国内时，中国人民的心中也是一片骄傲的海洋。一战开始的中国，中华民国刚刚建立，国内乱作一团，国家领导人们忙着安抚各方势力，同时因为国力和财力的双重制约，中国并没有派出军队远征欧洲，而是派出了整整14万中国劳工，中国在一战1916-1918年间派出的劳工远远多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劳工团。这些劳工在战争中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为，他们上前线，挖战壕，甚至掩埋尸体，做这些本来不属于他们的工作。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虽然没有在一战中派遣军队，但是这些派出去的劳工，也对英国和法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所以，当一战结束时，我们已经站在战胜国的一方，我们理应享受战胜国的权利。
《二十一条约》
但是当欧洲正忙于一战时，占据了优势地理位置的日本便趁机侵略我国的领土和主权，袁世凯为了一己私利，签订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约》，1917年时，随着袁世凯复辟的失败和离世，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不同地区的军阀开始粉墨登场，财力和国力浪费在军阀混战上，中国的经济发展因此停滞不前，中国的实力在国际上依旧十分弱小。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中国出任巴黎和会使提出的正当的权益，不仅被无视，还对中国提出了更过分要求。
中国使团向巴黎和会提交废除二十一条的两项提案，巴黎和会却仍然驳回了中国的请求，这意味着巴黎和会，依旧认可日本提出的不平等的《二十一条》，山东的权益就会被日方合法接管，同时，日本还在《二十一条》中提出接管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中国为了继续争取国家的权利，派出了顾维钧等人参加巴黎和会，顾维钧临危受命，踏上了前往法国巴黎的行程。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注定不平凡，这关系到中国重要的主权问题。这是为数不多中国可以为自己发声的机会，顾维钧和他带领的外交官团十分珍惜这次机会。
顾维钧
二、外交团的内忧外患
顾维钧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阐述了山东对中国的重要性，指出“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代表着人口占全世界1/4的中国人发言，语调激昂，决不讨好日本人，决不放弃我国的正当权利。顾维钧在会议上尽了最大能力争取我国的合法权利，他要求直接收回德国在胶州租借的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他的态度强硬，消息传入中国时，振奋了当时的中国人，顾维钧的发言不仅表明了中国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决心与意志，还一改清末民初中国八十多年来在国际上懦弱的形象，在顾维钧之前，有人曾这么形容中国近代外交，“始争终让，几成惯例”。
但是顾维钧的发言并没有打动当时的列强代表团，他们对中国的遭遇不抱有任何的同情，与此同时，作为自己人，国内北洋政府的亲日派曹汝霖等人在背后捅了顾维钧一刀。顾维均及其代表团面临了内忧外患，可以这么说，巴黎和会上的的据理力争是达到了极其可危的地步。
顾维钧（中间）
先说外患，因为巴黎和会的实质是帝国主义两大军事集团瓜分胜利果实，以英，法，美为首的各国集团都是帝国主义强国，当时的中国，虽然跻身战胜国的队列，但并不是帝国主义强国，并不能享受到巴黎和会的胜利果实，仍然是帝国主义列强砧板上被分割的资源。巴黎和会根本就不会解决中国的正义的请求。同时，在一战中，日本跟英法交好，给英法等胜利国提供了军事上的帮助，实力强大的日本，协助英国共同对抗苏俄，按照对战胜国的贡献，日本是大于派出华工的中国的，日本经历过明治维新后，实力大大增强，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也高于中国，自然而然的英法两国倾向拉拢日本，否定中国收回山东的请求，继而转让给日本是讨好日本的做法。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地步。再说内忧，曹汝霖在袁世凯时期，就参与并主持了日本二十一条的不平等条约，曹汝霖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他觉得自己人微言轻，会议原本的结果已经是他尽的最大努力，所以他不同意顾维钧的发言，他们说顾维钧的行为纯属是擅自行动，当时的政府并不赞同。
曹汝霖
日本政府除了在背后拉拢曹汝霖等人反对顾维钧，同时也亲自向顾维钧施加压力，贿赂和恐吓顾维钧，警告顾维钧等人要谨言慎行。据史料记载，日本政府，对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十分不满，甚至要求把桌下协议，即章宗祥签订的中日山东协议公布于众。面对日本和北洋政府两方压力的施加，面对这样严峻的内忧外患，顾维钧又是怎样舌战群儒，力挽狂澜的呢，这离不开顾维钧本人和爱国志士的斗争反抗。
三、顾维钧的凯旋
面对这样的形势，顾维钧使团中的一些人选择后退一步，他们惧怕日本强大的实力，担心日本向中国发动战争，但仍然有一些人选择再次提交废除《二十一条》，他们选择与日本帝国主义这种罪恶的行径抗争到底。当顾维钧巴黎和会谈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国内的大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国民爱国情绪高涨，顾维钧为了不让国人失望和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再次站上前线，提交废除《二十一条》的议案，顾维钧发表演讲说绝对不会讨好日本人，绝对坚持中国的主张到底。
而国内的下一步指示只是求助美国总统威尔逊，当时的顾维钧等人不惜放下身段希望威尔逊能对中国施于援手，在正式签约的前一夜，顾维钧，还在修改明天的演讲稿，企图为中国发出最后一份光。在会议开始前，当北洋政府与南方政府互相踢皮球推卸责任时，顾维钧抱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精神挺身而出 ，他慷慨致辞：
“我很失望，最高委员会无视中国人民存在出卖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我很愤怒，你们凭什么把中国的山东省送给日本人？我想问问，这样一份丧权辱国的合约，谁能接受？所以我们拒绝签字，请你们记住，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沉痛的一天。”
发言完毕，最后，顾维钧和全体外交委员联合上书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约。这样的结果，离不开顾维钧的努力，正是当年顾维钧众人将消息传回中国，才会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才能迫使北洋政府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顾维钧舌战群儒，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巴黎和会上的外国列强代表，还是国内北洋政府的势力，更是发动了北大学子。北大学子为先锋，发动了反帝反封建运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反帝爱国浪潮，可以说顾维钧的努力直接影响到了历史的进程，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
顾维钧
顾维钧先生是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不受任何一方势力的胁迫，自始至终为国效力，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是顾维钧一生中以超党派的姿态为国家服务的见证，顾维钧在如此艰难的地步中，即使在谈判中有所妥协，也留有余地，他是一名真正的热爱中华民族的职业外交家，值得每个中国人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