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斗争中巩固和发展
丹北抗日力量的崛起，面临着与日、顽尖锐复杂的斗争。在抗日问题上，国民党迫于形势，不得不与我党建立统一战线;在反共问题上，国民党顽固派又与日本帝国主义相一致。我军每一行动，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立即向上级报告。日、顽两方则常常配合行动，来对付我们。此外，国民党特务还有计划地破坏我抗日自卫团，并企图用投毒、暗杀等手段打掉我主要领导干部。
抗日自卫团是一轰而起的群众性组织，不少乡的自卫团内部很不纯，有些特务、土匪混在其中，进行破坏活动。我们要在丹北这块地方坚持抗日斗争，就必须尽快整顿、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力量。
我们就下决心先清除特务和土匪。总团部决定责成各乡自卫团限一周内把以上这些坏分子坚决清除，特别是基干队必须整顿，纯洁队伍，否则就将自卫团解散。这一命令是收到较大效果的。但是，由于当时情况复杂，更没有党的领导和保证，问题解决得并不彻底。
为了彻底肃清特务、汉奸和土匪，必须坚决杀一批首恶分子。
我们采取断然措施，一下子逮捕了不少土匪和特务，经过审查，将其中十一个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和两个破坏抗日的特务，押到丹阳嘉山南麓，公开枪决。同时，要求各乡抗日自卫团，继续肃清匪患，保护百姓。哪个乡有土匪特务，我就找哪个乡的抗日自卫团团长是问。通敌、通匪者严惩!这件事震动很大，残匪即纷纷远逃。
各乡自卫团掀起清匪运动。不准抢劫!不准烧杀!不准当汉奸!不准组织维持会!这些口号，家喻户晓，于是，整个丹北一下子平静下来了。特务土匪敛迹，人心得到暂时的安定。有些离我们较远地方的群众，也派人来请求自卫总团主持正义，帮他们驱逐股匪。
四面八方都派人来联系，我身边没有干部接待他们，就由家里人帮忙。由于我家的村子在山里，离市镇较远，有些人几十里路赶来，人太多，吃饭都成了问题。我老母亲整天为各乡来人烧茶做饭，家里粮食吃光了，柴也烧完了，困难虽大，但很愉快。
我的这些措施，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大肆攻击。韩德勤一面命令张少华部限期将江南抗日自卫团坚决歼灭之，一面又命令他在丹阳、镇江、武进等县的国民党和特务组织从我内部进行破坏。
巢玉堂任武进县长，尚未就职，即为张少华派人暗杀;朱正爵任镇江县长，被国民党特务威胁恐吓而逃走。因此，镇江、武进两县的县政府，皆未能正式成立。
由于群众拥护，我们的力量发展很快，局面打开了。主要的经验是一切革命的主张和行动，都必须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提出，少说空话，多考虑群众的切身利益，多替群众做点实事，这样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发展就是斗争。我们的力量发展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是不能安睡的。他们一定要想办法把我们消灭掉，这是规律。丹北抗日武装的壮大和根据地的发展，附近的国民党顽固派和它们的特务组织又大肆造谣，说管某大杀国民党，向韩德勤那里告状。韩德勤拍案大骂，并悬赏缉拿我归案。打死我的人，赏格开始为大洋五千元，后来竟升至五万元。我们估计访仙桥镇和倪山村这两个目标大的地方，敌人一定要经常来奔袭的。我们决定乘他们来奔袭的机会，在他们回去的路上埋伏部队，狠狠地给予打击。好几次敌人都吃了这样的苦头，以后下乡的次数就减少了，乡村完全由我们控制，孟河与倪山仅十余里，孟河据点的日军出动，常常被游击队伏击，打死他十余人。敌人只好进行烧杀以泄愤。
日本是一个小国，人口不多，对日寇只要我们下决心打，今夭打死他几个，明天又打死他几个，日积月累就成了一个大数，等于打了一个大胜仗，全国到处都这样打，日寇无论如何凶，他也是经不起这样可怕的消耗，最后必然走向失败。在孟河这样一个小地方，使它遭到得不偿失的消耗，我想敌人是很懊丧的，最后，他决心把孟河这个据点撤走了，从此我们又与武进北乡连成一片。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我们深感主力太小，各乡自卫团力量又太分散，形不成一股打击力量，不能取得更大的战果。因此，必须从速壮大主力。于是，我们决定再次从各乡基干队抽调人枪，充实四个直属大队，使每个大队达到五百人以上。各乡自卫团基干队上升为主力后，又从群众中为基干队补充满额。从此，丹北的抗日武装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战斗力有了显著的增强。
但是，敌人也在不断总结经验，其小部队出动不易奏效，反而受到损失，于是几次出动较大的部队，作较大范围的奔袭，妄图消灭我们。
有一次，我率司令部夜宿陈庄，这里离倪山仅六、七里路。日寇和伪军悄悄地出动了千余人马，拂晓包围了倪山村。管寒涛同志大意，住在家里，发现敌情，立即戴上一顶缴获的日军钢盔，拿了一支手枪，带领村中的老弱妇幼转移到村后的山洞去。
倪山自明代开始，就有人开“白土”(俗称观音土)。几百年来，山已掏空，形成许多山洞。这洞与那洞相通，洞中可藏千人以上。
老弱妇幼动作比较迟缓。管寒涛把群众安置好，再带自己爱人吴芝岚去山洞时，敌人已经在后面穷追不舍。吴芝岚同志跑得慢了些，进山洞时心急，脱落了一只鞋，掉在洞口，管寒涛最后进去，也未发现。
日军追到洞口，发现一只女人的鞋子，高喊“花姑娘，花姑娘”，高兴得很。再往山洞里看，黑咕隆咚的，不知其深浅。
敌人一面打着手电筒，一面嘴里叽哩哇啦地叫着，进洞搜索。
这山洞叫“蟹爬洞”，很深，不熟悉的人根本无法进去。管寒涛紧握手枪，隐蔽在山洞暗处，监视着进洞的敌人。
日寇用绳子把人从洞口向下放，企图深入到下面洞里。一个日军刚下来，管寒涛就向他连射两枪。那日军大叫几声，被拉上去时已经断气了。
敌人哇啦哇啦乱叫了一阵，派人拖来了一门九二步兵炮，对准山洞轰洞口被轰塌了，堵塞了。
敌人的用意是想把洞里的人封死，哪知“蟹爬洞”路路相通。管寒涛他们早已转移到别处去了。
敌人从凌晨攻到午后三、四点钟，还不撤走。
我在附近的山上，考虑到洞里的群众，即布置向敌人进攻。其时，敌人已是“再而衰，三而竭”，士气大为低落了。我们部队一发起攻击，敌人不敢恋战，且天色将晚，必须赶回城里去，不得不匆匆逃走。
此后，我们把倪山的“蟹爬洞”搞成了天然的荫蔽所。敌人来时.就撤进洞去。住的、吃的、连烧饭的地方都有。一家一户，安置得很好，仓库也设在那里，敌人无人带领根本无法进去。
侵华日军兵员不足，只能有限地控制一些点和线，于是改变策略，采用欺骗政策，招抚顺民回城，并且搜罗一些汉奸、流氓和想发国难财的奸商，成立维持会，为他效劳，以实现其“以华制华”的阴谋。
我们的政策，就是与敌人针锋相对，杀汉奸，打维持会。所以，这些维持会只能在敌人设立据点的地方起点作用，我们眼下力量还不够，一时尚奈何它不得。其它没有敌人驻扎的地方，维持会是组织不起来的。敌人派武装下乡，用威逼、劝说等办法，并收买汉奸组织维持会，休想站得住，一打就垮。
敌人出动，大多是沿着交通要道而行，我们就经常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敌人不善于夜战，晚上一般都龟缩在据点内，不敢出来。
我们就利用敌人这一弱点，去捉汉奸，破坏公路。从孟河到埠城这段公路，就是夜间挖掘掉的。此路挖掉后，山南山北连成一片，来往同志就很安全了。由于我抗日自卫团不断打击敌人，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敌人不断进行报复“扫荡”，多次奔袭访仙桥和倪1u村。
一九三八年一月，驻孟河的日军又突然袭击包围了倪山村，搜抄了我的家，抢去一批东西，其中有万余发步枪子弹没有来得及转移，竟被敌人抄去，连茅屋也烧光。
有一次，敌人奔袭访仙桥镇，其时我正在那里做镇上流氓分子邱永祥的工作，有点疏忽大意，日军突然包围了访仙桥镇。
通讯员急匆匆地跑来报告:“快走!鬼子进街了!”
我一看，镇外敌人已放上哨，不准人出去，就躲进一家杂货店。
敌这次奔袭的目的:一是搜查镇上有没有游击队，二是要在访仙桥镇设立维持会。
敌人在大街两面交叉搜查，查了这家，再查那家，挨次序搜查过来。我就利用敌人交叉搜查的空隙，迅速转移到已被搜查过的人家家里。街上住家我较熟悉，这家转到那家，一直转了十几家，最后到了一家小客栈。
老板娘把我藏在后屋，叫我蹲着不要出去。
她家有后门，直通河边，万一发生情况，问题也不大。我放心蹲着，请老板娘监视好敌人。
敌人中午到达，搜查到下午三点多钟。然后，召集街上开布店的汤铭新、开瓷器店的戎友仁等四、五个商人去开会。
日军的一个队长对他们讲了话，要他们把维持会组织起来。
如果有游击队，立即报告皇军。
他们满口答应，并凑了几头猪羊，作为慰劳，也送了些钱给汉奸和翻译，把他们打发走了。
汤铭新、戎友仁等见到我，问我怎么办?
我告诉他们说:对鬼子要坚决打!维持会不能搞!你们不要怕，敌人到这里是瞎子、聋子，我们是有把握对付他们的。
汤、戎等人听了半信半疑，但维持会终于没有成立。
战斗非常频繁，“扫荡”与反“扫荡”每月都有一两次。我们部队也在战斗中壮大起来。
当我们与日军频繁战斗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经常趁机进攻。
丹阳一带原是国民党统治区，我们在丹北搞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当然不会死心。
“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和省特务室就作了统一部署。凡县党部委员系本地人者，皆须将县党部移到乡间办公，领导各区党部和区政府维持乡间秩序，而各县特务室主任亦移至乡间，继续进行反共活动。丹阳沦陷后，县党部委员即分两部分搬到乡间。一部分至延陵，一部分至访仙桥镇。到延陵地区的以林德润为首的几个委员，怕苦，后全部逃往上海。姜寄生兄弟及周友三等为代表的几个委员移到访仙桥办公。县特务室主任梅光迪移至窦庄庙一带，梅怕我搞他，请求回江阴工作，省特务室批准其请求。省党部、省特务室则随省政府迁淮阴办公。丹阳和镇江地区的党部由蒋子樵联系。
这些情况是由镇江县特务室派在姚家桥主持工作的姚康所提供的。姚为我争取，后被镇江县特务室派特务暗杀。原国民党江苏省特务室情报科长蒋铁如，此时已回金坛。他也向我提供了这些情况。互相印证，情况是一致的，蒋铁如反共并不坚决，后也为我争取。新四军到达茅山地区后，他经组织批准，在党领导下，参加抗日工作。
姜寄生兄弟和周友三等到访仙桥后，即与我们争地盘、争领导权。他们和我争论的关键问题，是抗日武装归哪个党领导的问题。
姜、周坚持江南抗日自卫总团应归国民党领导。他们的理由是所谓“延安的八路军尚且归国民党蒋委员长领导，你们江南抗日自卫总团更应该归国民党领导”。我坚决不同意。我说国民党军已逃走，不存在领导问题。姜、周说:“丹阳县党部还在，可以领导你们。”我说:“那就请你们先发枪支弹药、军饷制服等等，否则你们休想谈什么领导不领导的问题。”我明知他们已属丧家之犬，不可能办到，因此就这样顶它回去。
这问题，争论了几天，他们不愿服从。他们依仗手中秘密控制了几个乡的自卫团，有几十支枪，如窦庄庙自卫团、荆林桥自卫团、中行里自卫团，名义上属总团部领导，而实为姜、周等所控制，自以为可以与我抗衡，有把握夺取丹北这块地方了。我决定先将这些自卫团的基干队全部改编掉，并将几个团长撤换。他们见大势已去，匆匆忙忙带了家眷，乘我不备潜回丹阳城，去当汉奸了。这是他们的预定计划。姜寄生等回城后，凭借日寇的势力，秘密与苏北国民党省党部联系，同时又与乡间国民党顽固势力联系，继续进行反共，特别是对我丹北根据地进行破坏。另一个县党部委员何霖留在访仙桥，他表示愿意服从我们领导。我们给了他适当工作，不给实权。还有一个姜育生表示愿意留下，我估计是兄弟两人密商好留下的。
姜寄生等唆使丹阳的顽固分子一再向韩德勤告状，韩密令张少华部限期将我消灭。张少华原是常州的保安大队长，武进县圩塘人，清帮头子，拜七港张四拐子为师。抗战开始，他趁机招收流氓、土匪和散兵游勇，将保安大队所辖三个中队扩充为三个团，成立保安旅，自任旅长，敲诈抢劫，欺压人民。常州沦陷时，他逃至武进北乡，以后率一个团过江，进驻泰兴，担任城防，在长江沿岸设卡收税，命令贾常富的三团控制扬中，承寿根的一团留驻好塘一带。他得到韩德勤的命令，立即命令承寿根团向访仙桥进攻，贾常富团向姚家桥进攻。
承寿根原系中共党员，土地革命时期曾任安家舍支部书记。后被捕坐牢，抗战开始后出狱，在小新桥、龙虎塘一带组成一支抗日武装，不久被张少华收编。承急于找党，听说我在丹北组织抗日武装，曾几次派人与我联系。
一九三八年春，承接到向我进攻的命令，立即派一位姓张的副官向我报告:“韩德勤已命令张少华消灭你部，要承团占领访仙桥，贾团占领姚家桥和大路镇，相机攻占埠城。”承要我早作准备。我要他立即回去请承并携带韩的命令来我处商量应付办法。果然承带公事来了。我看见命令，证明承的报告是正确的。承要求把部队拉过来。我告诉他:我这里经费困难，政治上也不宜把部队过分集中，要他将部队仍部署在圩塘、魏村一带，待机向东发展，搞掉梅光迪，控制澄西地区。他同意我的意见。我要他注意张少华的动向，随时向我报告。承要求恢复党籍，我答应他要等新四军到来后才能解决，到时我再跟他联系。承就回去了。
国民党顽固派对丹北地区的破坏，一天紧似一天。除命令部队向我进攻外，潜伏下来的原梅光迪系统的特务组织，也奉命到丹北猖狂活动。承寿根与我联系后，不久有一支特务的别动队乘我不备，突然袭击访仙桥。四周自卫团闻讯，即往围攻。特务部队见势不妙，即向西夏墅方向逃窜。张少华部贾常富团同时进攻姚家桥，我部进行反击，将其打回扬中。
国民党顽固派跟我们的斗争日趋尖锐。总团部对抗日自卫团进行教育，要大家严防顽固派的破坏和进攻，作好必要的准备。
这时，江南抗日自卫团所控制的地区已东至武北一线，西至镇江市郊，南抵京沪铁路，北到长江。这一块抗日根据地，人口超过百万。然而，存在的问题还很多。领导成分复杂，队伍不纯，思想问题不少。如有的乡自卫团不愿自己的人和枪上升为主力;有的头头为国民党所控制，对抗日存有二心，甚至还有野心，常常与土匪暗中勾结，杀害抗日干部。
胡桥附近的王忠信，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收罗了十几个流寇，成立了一支小游击队，流窜于胡桥一带，靠着朱梦莲作后台，胡作非为。
朱梦莲在大革命失败后仍是中共党员，以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搞过农民协会工作。我离开丹阳后，他投降了国民党反动派，参加了复兴社。此时，他控制了几个乡的自卫团，有一百多条枪，身边还有三、五十人的脱产武装。王忠信靠着他的势力，暗杀了我们好几个同志。这批人不解决，对丹北根据地的危害性很大。
其次，吕城一带，以卢子模为首的一伙国民党势力，其中有几个黄埔军校毕业生，控制了几个乡的自卫团，每团有枪二、三十支。
卢本人还直接掌握有一个排的脱产武装，挂着当初我委他作县长而组织起来的丹阳县政府招牌，蓄意扩充私人势力，准备单独搞一个局面，与总团部对抗，这事函需解决。
此外，还有段家桥的翟锦魁，也有几十支枪。此人心神不定，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如果形势趋于严重，势必叛变。
至于孟河以北的黑木桥，过去是个土匪窝。现在有个土匪头子名叫陈金根，收了几十个徒弟，搞了三十来支枪。张少华暗中委任他当团长，叫他扼守江口，作为桥头堡。此人如不消灭，必成大患。
这些人目前慑于总团有四个直属大队的主力部队，一时不敢轻举妄动。如不及时解决，对丹北根据地的抗日斗争非常不利。
四、五月间，卢子模逐步靠向国民党。总团即派梅嘉生同志率第四大队去整编他所控制的武装，一个晚上即解决问题，卢子模本人逃走。
朱梦莲的武装在乡间发展蓝衣社组织，三头两天开会，宣扬蒋介石的“功绩”，在自卫团内部“宣誓效忠蒋委员长”。我带一大队突然到了胡桥，把朱的基干队全部编掉。朱慌了手脚，溜到江北大桥去了。
紧接着，我们又收缴了段家桥翟锦魁、黑木桥陈金根等伙的武装，惩办了一些暗通日寇或国民党顽固派，阴谋破坏抗日工作的首恶分子，丹北抗日根据地遂完成了统一任务。
韩德勤见丹北形势发展，对国民党顽固派日益不利，再次严令张少华的保安旅向丹北发动进攻。张部几个团没有一个敢冒险行动，只是放了一些谣言以敷衍韩德勤，韩也无可奈何。
在这前后，上海党组织得知我们在丹北地区打开了抗日局面，派何克希、李青来联系。李青是上海党派到张少华保安部队去帮助国民党抗战的，他当时担任该旅政工处科长。
何、李二人到丹北后，当天下午我们就会见了他们。
李青对我说，承寿根是国民党部队，你们不能拉他，以免破坏统一战线。他又说:你不能搞独立的政权，听说你委了几个县长，这是违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延安的边区政府都取消了，你更不应该胡搞。我要他们拿出上海党的介绍信，他们说路上不便带，因此，我很怀疑他们的身份。他们从哪里得知承寿根与我的关系?
我想把他们扣起来，但又想如果真是上海党组织派来的就不好办，还是请他们走为好。我与李青争起来。何克希见我的态度很不客气，就悄悄走了。李青不肯走，继续和我谈。他说:“农民是靠不住的。我们抗战不能依靠农民，一定要依靠工人，依靠国民党，军队在国民党手里，不依靠他怎么办?”我听他越说越不象话，不愿再跟他争论，请他立即离开这里，连晚饭也没留他吃。他悻悻地走了。
李青回去，在张少华跟前不知说了些什么。后张少华决定用开会的名义，把承寿根搞掉，并将他的部队拉回泰兴去编掉。这阴谋我不知道，承寿根也不知道。
承接到开会的通知后，立即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估计其中有诈，劝他无论如何不能去。承决定不去。李青亲自拿了张少华的信，并打了共产党的招牌，去做承的工作，左说右说，承动心了，上了当，去泰兴。张少华早就在泰兴街上布置了埋伏，承寿根刚进泰兴城，就被乱枪打死了。
接着，张少华即命令承团调回江北。只有四、五百人过江，一百多人跟着承妻金芝芳走了。后来日军“扫荡”，金芝芳逃往上海，当了汉奸。与承寿根有联系的曹玉堂，是国民党左派，一向是我向东发展的依靠力量，他缺少斗争经验。承被暗害后，他仍不很警觉，我也未能及时告诉他不要离开部队，他还是每天回家住宿，也被张少华派遣特务杀害了。这是我部向东进军的一个挫折。
国民党顽固派与我们的斗争仍非常尖锐。我派人往常州南乡的前黄一带找老同志，也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
京沪铁路以北已比较稳定了，我们又积极向铁路以南去发展。我在丹阳西南乡泉州一带的旧同学朱廉贻，在当地颇有影响。其父朱渊是西南乡声望卓著的士绅，前清秀才，孙传芳时代当过省参议员，为人公正，丹阳各乡群众大多很听他的话。请朱廉贻在那边组织武装，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委他为第六大队长，朱很快接受了这一任务，并得到了他父亲的支持，迅速组建了一百余人的武装，枪械齐全，控制了泉州周围十多个乡的地方。
这一阶段，我的同学巫恒通也来找过我。他抗战前乃泰兴县教育局长，句容人，.很朴实。抗战开始后，他辞职回乡，路过访仙桥，问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告诉他:句容东昌街一带是打游击的好地方，你回去抓紧把武装搞起来，不要怕国民党压你，自己独立搞，不要上人家当，你搞起来后，我去找你，你放心。
我还在延陵找到景洪良，他也是过去办农民协会的熟人，请他把延陵控制起来。
金坛的蒋铁如，他在镇江沦陷前，奉国民党省政府之命回到家乡拉武装，但不坚决反共，可以争取。原小刀会的艾小根，在那边也搞了一支二、三十人的游击队，经常活动于白塔一带。我派人去找蒋、艾二人联系，他们同意归总团领导。
无锡东北乡的梅村和南方泉一带，有陈枕白同志在组织抗日武装。江阴则有缪国生组织了抗日游击队。这都是土地革命时的老熟人。我派管齐山带了两个人，组成一个小组，东去跟他们联系。管齐山等三人经过西石桥附近，被梅光迪的特务武装发现，三人都英勇不屈地牺牲了。
我回想起丹阳刚沦陷时，梅光迪带了十几个特务潜逃。我得到情报后，命令第一大队长张福生率队去蔡塔里埋伏，侯梅光迪等经过时，将其击毙或生擒。张福生原是我党的地下党员，哪知他后来脱了党，偷偷跑到丹阳梅光迪手下当过特工小组长，抗战初期打入抗日自卫团，并继续与梅光迪有勾结。这次竟与梅秘密联络，偷偷将梅等放走，然后才虚张声势地打了几枪以掩人耳目。翌日，梅光迪写了封信挖苦我一番。我接到信，很惊讶，知张福生可疑，立即追问捕梅的经过。张说是去迟了一步，梅已逃走。我心中有数，秘密派人去了解张过去的行为，证明其有问题，决定设法将其调开。
堡垒最怕被人从内部攻破，在处理张福生之前，我一面自己加强保卫工作，一面关照一大队下面几个中队长，没有我的命令，部队不准随意调动。
梅光迪逃到西石桥一带，大收徒弟，拉起一支百余人的队伍，打着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旗号，挡住了我们向东发展的道路，后一度混入新四军。皖南事变后，他认为新四军大势已去，到上海投靠敌人，公开反共。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继续重用他，授予少将衔参议。大陆解放前夕，据说他要跟特务头子毛人凤逃往台湾，而毛人凤却要他潜伏下来，他不肯，被毛在机场打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