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7日，黄土岭，晋察冀第一军分区1团长陈正湘正用望远镜俯瞰整个战场，突然他发现了一条“大鱼”！
只见日军聚集在河滩上，正在组织兵力，企图反扑；在山坡上的一座独立院落前，有几个挎战刀的军官进进出出；院后的山坡上，也有几个军官正在用望远镜进行观察。陈团长断定这有可能是日军指挥所。
陈正湘的判断是正确的。
就在之前，日军阿部规秀旅团千余人刚刚十分谨慎地钻进了数千名八路军布下的“口袋阵”。
下午3时左右，晋察冀军分区第1、第25团突然迎头阻击，第2、第3团从西、南、北三面进行合击，迅速把日军压缩在上庄子附近约两公里长、百余米宽的山谷里。
顿时杀声四起，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彻整个山谷。
阿部旅团遭到突然、猛烈的袭击后，乱作一团，阿部规秀手忙脚乱，一时找不到藏身之处和开设指挥所的合适地点。
他突然发现大队长堤纠大佐的指挥位置在一个小山场旁，较为隐蔽，就向那里转移。当他到达小山坳时，又发现半山坡上有一处独立院落，便决定把指挥所设在那里。
“太暴露了，太暴露了！”堤纠大佐惊叫起来。
“那里有老百姓，八路军是不打老百姓的，最安全、最安全！”说着，阿部率先向山坡爬去。
这是一座四面有房的小院子，住着陈老汉家13口人。
几个日本士兵把陈家男女老幼都赶到南屋，把一个条案抬到屋门口，铺上地图，还给阿部搬来一把太师椅，在南耳房里架上电台、报话机和手摇发电机。阿部旅团和堤纠大队的战斗指挥所开设成功了。
陈正湘立刻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杨成武司令员，请示调用分区直属炮兵连，将敌指挥所歼灭！杨司令员同意陈团长的意见。
陈正湘立即下令调炮兵连火速上山，命令连长杨九秤：“一定要测准方位、距离，保证首发命中！”
杨连长一声令下，四发迫击炮弹射向对面的山坡。
“轰！轰！”……几声巨响，炮弹在独立院落内外爆炸。
硝烟散后，只见院内的日军官兵血肉横飞，死的死、伤的伤，横七竖八地倒在院子内外。
当时阿部中将正在南屋条案前查看地图。一发炮弹在距南屋门口3米远的地方爆炸，弹片夹杂着碎石块飞向阿部和他的参谋人员，阿部身中弹片最多。
说来也巧，同在南屋东侧炕上的陈老汉一家却没有一个受伤的，而在南耳房的几名日军官兵多数都受了伤。
更巧的是，站在院子里的日军官兵伤的伤、死的死，而拴在西侧磨房里的一头毛驴却安然无恙。院里的鸡、羊也都没有受到伤害。这种巧合恐怕都是陈团长、杨连长所始料不及的。
几十年之后，已经当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陈正湘重提此事时说：
“当时我想，按照日军的习惯做法，只要是抢占民房作指挥所，就要把老百姓都赶出来，所以我果断地下决心进行炮击。我确实有两个没想到：一是没有想到在那座院子里会有中将级指挥官；二是没有想到在日军指挥所里，竟然有13位老乡！更令人惊奇的是，死伤的都是日军，老百姓竟无一伤亡！”
阿部为什么一反常态，把陈老汉一家集中在他的指挥所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日军战史是这样描述阿部规秀之死：
“阿部旅团长进至堤纠讨伐队后方，听取堤纠大队长的情况报告后，把指挥所迁至附近一处独立院落中，立即召集各大队接受命令。在准备下达整理战线的命令时，突然飞来几发迫击炮弹，在院里爆炸，阿部中将的右腹和双腿数处负伤，但他未被重伤所屈服，仍大声疾呼，我请求大家坚持！然后，跪在地上，俯首向东方遥拜，留下最后一句话，这是武人的本分啊。说着就倒了下去，于7日晚9时50分死去。”
阿部规秀之死，沉重打击了日军的气焰，震惊了东京，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冬季大“扫荡”不得不提前草草收兵。
反“扫荡”胜利结束后，杨成武司令员收到驻张家口日军警备司令小柴写的信，封口处插着三根鸡毛，以示“十万火急”。信中写道：
“中日之战是中日两国政府的事，阁下与鄙人同是人类一分子，没有私仇，参加战争仅仅是为了吃饭，国家的争论与我们无关，别因此影响了我们的友谊。阁下之部队武运亨通，常胜不败，鄙人极为敬佩。现鄙人有两件事求教：一是请通知鄙人在黄土岭、雁宿崖被阁下部队生俘的皇军官兵的数目、军职、姓名及他们的生活近况；二是战死的皇军官兵是否埋葬？埋在何处？可否准予取回骨灰，以慰英灵！……”
杨成武当即复信，首先驳斥小柴的谬论，然后通知他，八路军一贯优待俘虏，对放下武器的敌人，一律宽大处理。俘虏们生活得很好，已开始认识自己的侵华罪行，表示反对这场侵略战争。对于被击毙者，已妥为安葬，并立有石碑，以兹标志。
1939年11月27日，侵华日军在张家口为阿部规秀举行了追悼会，日军华北方面司令官多田骏中将送的挽联写的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