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4年10月，时任红一方面军红1军团2师4团团长的耿飚，跟着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
在很多人的笔下，长征是非常艰苦的一件事，可在耿飚口中，长征不仅仅是历经磨难，同时也充满着欢乐。
长征故事多
耿飚永远记得，出发那一天，他和政委杨成武、参谋长李英华，到各个单位检查纪律。
乡亲们看到红军战士们打背包、裹绑腿，马上猜到红军准备去打仗了，不一会儿消息传遍了不大的村庄。
几个新婚的小媳妇还来为她们的红军丈夫送行，一群不大的男孩子聚在一起，你一嘴我一句地开玩笑，闹得小媳妇们羞红了脸，躲到门板后面，默默看着丈夫离开。
还有苏区的女同志们，她们比较大方，直接把绣好的荷包塞给自己心仪的男生，还有人提出要跟着走，反而把男同志们搞得不好意思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那段时间，耿飚身患疟疾。这种病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根治的顽疾，一旦得上，强健的大小伙子也得奄奄一息。
因此，组织当时的决定是让耿飚留下，因为担心他受不了前途未卜的漫漫征途。可耿飚坚持和大部队一起行动，死活不愿留下来，没办法，领导只好批准他一起上路。
就这样，耿飚带病突破了国民党的三道封锁线，随后，红4团到达了天堂圩。
一到这里，耿飚便从乡亲们口中得知，当地有位医术精湛的老中医，于是，耿飚亲自上门，一是想要治疗自己的顽疾，二是想请他为受伤的红军战士们疗伤。
老中医鹤发童颜，有点仙风道骨的感觉，一看见耿飚的脸，他便说，“长官果然是硬汉，得了这么严重的疟疾，还能带兵打仗，要是一般人早就不行了，红军战士果然个个都是大英雄。”
耿飚被疟疾折腾好久了，听到老中医这么说，马上着急地问，“老人家，您看我这病能根除吗？”
老中医笑着摇摇头，“年轻人，你太难为老朽了，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更何况是你这恶性脾寒？”
耿飚有些失望，“可我哪有时间慢慢调理啊，说不定明天就要上阵呢。”
老中医摸着全白的胡须想了一会儿，“年轻人不要着急，老朽倒是有一祖传秘方，不过毒性太大，列祖传下来后交代不要轻易使用。若是我能炮制出来，保证你一副见效。”
耿飚大喜过望，连连道谢。
老中医接着说，“不过有一项你得知道，服下此药后，七毒入血，怕是会有脱发的危险。”
耿飚只想快点病好，别耽误战斗，因此他根本不当一回事，“要得要得，当秃子也没事。”
老中医看着他，表情严肃地提醒，“脱发可是毁容大忌啊，会害得你讨不到老婆，这可是断人香火的罪过啊。”
耿飚笑道，“不怕不怕，只要能让我干革命，没有老婆也成。”
第二天一早，红4团奉命出发。因为走得太急，老中医来不及帮耿飚抓药，只能把自己提前写好的处方交给他。
老中医把耿飚拉到没人的地方交代，“这药方到你为止，不可以再传了，毕竟它毒量太大。根据你的身体情况，我想了一夜，对药量做了加减，估计不至于让头发掉光，只是会变得稀疏一些，以后慢慢调理，还能长出来的。”
因为战事紧张，队伍一直到达贵州黎平，耿飚才终于配齐那副中药。
他只用了一服，严重的疟疾就已经基本消除，不过也正如老中医所说，服用后有些副作用，除了掉头发，手脚会有发麻的感觉，不过并不严重。
耿飚的爱情
当然，耿飚也并没有因此找不到老婆，只不过，他的爱情姗姗来迟，一度让人以为老中医“一语成谶”了。
那是1940年，已经31岁的耿飚还在打光棍，不少同志担忧他还没有成家，可耿飚还是那句话，“只要能革命，不要老婆也无所谓”。
当然，组织上是不会让耿飚打一辈子光棍的，于是，相关负责人开始帮他物色合适的女孩。
那时候，庆阳女子小学有个叫赵兰香的女教师，长相能力都很出众，还是个进步青年。
小时候，她家里条件不好，好在母亲比较开明，坚持让家中的女儿上学，这才让赵兰香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1937年，红军解放庆阳城。不久后，赵兰香就读的庆阳女子小学来了三位从延安来的女干部，负责教学工作。
当时，不少家长听信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错误宣传，害怕红军以至于不让孩子去上学。
为了动员孩子们复课，干部们挨家挨户地走访，见此情景，赵兰香主动加入其中。
时间一长，赵兰香也终于冲破了封建观念的束缚，成了庆阳县第一个走出家门参与工作的妇女。
后来，她被她的母校庆阳女子小学聘用，成了国文和美术的教师。
同年秋天，八路军129师385旅进驻陇东防区，旅部设在庆阳城外田家城。
那时候，耿飚是385旅的旅长兼副政委，政委则由甘渭汉担任。说来也巧，甘渭汉的妻子赵文正好是庆阳女子小学的校长。
所以，在大家热火朝天帮耿飚找对象的时候，赵文想到了赵兰香，她越想越觉得，这俩人男才女貌，实在般配。
于是，赵文将赵兰香叫到了办公室，“兰香，你也老大不小了，该考虑终身大事了，要不要我帮你介绍个八路军的年轻干部？”
赵兰香一听脸都红了，“校长，国难当头，我哪有心思考虑这些啊？”
“八路军是抗日部队，若你们能够结合的话，不仅是夫妻，也是战友，团结起来打鬼子多好啊！”
赵兰香思考片刻，点头答应了见面。
1940年的一天，两个人见面了，没想到，他们一见钟情，很快便确定了关系。
只是，赵兰香的父亲不同意两人的交往。她父亲本打算让她在本地找个家庭富裕的男孩，一辈子衣食无忧，老两口也能有个照应。
可耿飚是八路军战士，东奔西走就不说了，说不定哪天就没命了，他实在不想女儿承受这些。
可赵兰香就是喜欢耿飚，她喜欢的正是他作为八路军战士身上的那股正义感和责任感，也感同身受他从钳工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不容易。
赵兰香暗自下了决心，“自己非耿飚不嫁”，为了说服父亲，她找到庆阳县商会会长去家里做工作，软磨硬泡下，父亲终于点头了赵兰香和耿飚的婚事。
1941年，耿飚和赵兰香在庆阳女子小学的一间教室举行了婚礼。
婚礼上，耿飚诚挚地对赵兰香说：
“我是一名八路军战士，心中装着国家和理想，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为革命贡献力量，我会一辈子拉着你的手不断前进，我希望我们能守着对方，走完这一辈子的路。”
结婚后，赵兰香搬到了385旅旅部，和耿飚住在了一起。两位革命者的生活依旧忙碌且充实，耿飚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赵兰香则继续教书育人。
除了庆阳女子小学的学生们，赵兰香还多了一个特别的学生，那就是她的丈夫耿飚。
耿飚出身贫苦，小时候只读过两年私塾，没什么文化。可他很明白，革命不是莽夫的游戏，所以在学习上下了不少苦功。
他借了全套的中学课本，晚上回家后会和赵兰香一起学习。若是赵兰香懂，就教给耿飚，若不太懂，两个人就头碰头一起研究学习。
1942年，耿飚接到调令，离开385旅去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赵兰香紧随耿飚来到延安，去到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
当时的延安正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中，所以，延安的一切都要“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耿飚拿出了自己钳工的手艺，给赵兰香做了一部手摇车。平时，他们就在各自的学校学习，到了周末，耿飚便会去延大接赵兰香团聚。
他扛起自己为赵兰香做的纺车，大步流星走在前面，赵兰香紧紧跟着自己的丈夫来到中央党校。
耿飚把纺车放在宿舍前的空地上，帮妻子纺棉花、织袜子，很多时候，他比赵兰香做得还好。
虽然在这里，耿飚既能读书，和妻子在一起的时间还多，可他终究是一名骁将，留在后方总是心有不甘。
所以，他几次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表达自己想要上前线杀敌的决心，1944年秋，中央终于批准了耿飚的请求，任命他为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
耿飚兴奋地奔赴前线，赵兰香则被留在延安。分隔两地，他们继续着聚少离多的生活，直到抗战快结束的时候，赵兰香才被调来晋察冀。
虽然在一块工作了，可耿飚太忙，平时也见不上面，只有一场战役结束后，另一场战役开始前，两个人才有短暂的时间可以相聚。
北平解放后，部队向大西北进军。在攻打宁夏的战役中，为了能够保持联系，他们用军犬做了“通信员”。
那只军犬非常通人性，只要赵兰香把信挂在它脖子上，它就会闻着味找到耿飚，把信传递过去。
后来，蒙古族的一位王子看上了这条军犬，为了执行民族政策，耿飚只能忍痛割爱，把它送给这个王子。
就这样，他们忙忙碌碌到了新中国成立，1950年，耿飚接到一个特别的任务。
耿飚去了外交部
那是元旦后的一天上午，通讯员来到耿飚办公室，说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李志民叫他过去一趟。
当时，耿飚是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正忙着新年期间的作战部署。
耿飚过去之后，李志民开门见山地说，“老耿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中央来了命令，要调你去北京做外交工作。”
耿飚不可置信地问，“调我做外交？”
从参加红军开始到新中国成立，耿飚扛枪扛了20多年，他实在想不到，怎么会调自己这个没什么太大文化的人去做外交工作。
杨得志笑眯眯地安抚他，“老耿，枪杆子重要，搞外交也很重要，中央挑你，其实是挑对了，掰着手指头数，我们这里也只有你最适合搞外交了。”
耿飚半信半疑，但他还是接受了这个调令。春节过完，耿飚带着妻女，怀着对部队的不舍去了北京。
他住在华北军区招待所，周恩来很快便来看望了他，“这次把你从部队调来，是准备任命你为驻联合国军事代表。”
“驻联合国军事代表？”
周恩来听出了耿飚语气中的惊讶，“怎么？有些出乎意料？你知道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吗？”
耿飚实话实说，“不了解，但我知道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还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周恩来满意地点点头，“是啊，你对这次工作调动有什么意见吗？”
“坚决服从命令，只不过，我对外交一窍不通。”
“可以边干边学嘛，再说，抗战的时候，你带美军观察组从延安到晋察冀，北平军调部还和美蒋代表打过交道，这已经算是接触过外事工作了。这次派你去联合国，也是考虑到了你的这些经历。”
就这样，耿飚出席了联大代表团的筹备工作。可能是见耿飚上手比较快，很快，他的新任务来了，
“经过谈判，我国和瑞典已建立外交关系，中央决定任命你为瑞典王国大使。你可是我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大使啊！”
随后，耿飚和赵兰香进入学习班。当时，周恩来找了不少外国经验比较多的人，来教新中国第一批驻外大使们学习外交礼仪。
在这里，耿飚和赵兰香学了如何使用刀叉、女士怎么穿旗袍、烫头发，甚至还有怎么系鞋带。
1950年夏天，耿飚和赵兰香乘火车先到莫斯科，后到达瑞典。
当时，瑞典国王接见是不能带翻译的，耿飚和赵兰香又不会英语，双方无法交流。于是，耿飚自费请了个瑞典老师，专门教他和赵兰香学英语。
耿飚还好，他在湖南的时候，跟着毛泽覃学过200多个单词，算是有点基础，可赵兰香完全是零基础，有时连老师讲课都听不懂。
这时候，耿飚反过来成了她的老师，两个人经常叽叽咕咕的互相纠正发言。
后来，有人询问赵兰香，“是如何从‘土包子’一下子变成像模像样的大使夫人”，赵兰香只给了对方三个字，“自信心”。
这一点上，耿飚和赵兰香一样，记得第一次向外国元首呈递国书的时候，队伍中有位武官边走边抖。
耿飚问他，“你害怕什么？”
对方回答，“我不害怕。”
“不害怕你干嘛发抖？”
“我紧张。”
“你紧张什么？又不是你去递交国书。”
“不是，我也不紧张，我就是发抖。”
耿飚笑了笑，泰然自若地递上了国书，然后，国王没等他致辞，便邀请他坐下交谈。
虽然发生了和预期不符的事件，可耿飚全都非常沉着地应付了下来。
后来，那位发抖的武官还说，
“我真的佩服耿飚那样沉着冷静，没有任何紧张的状态，特别是突然改变接待流程的时候，颂词不颂了，坐下来交谈，这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但他轻松自如地应付了下来，成功迈出了外交生涯的第一步。”
就这样，耿飚和赵兰香共同走过20多年的外交生涯。1991年7月的一天，是他们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他们重新回到庆阳。
当年结婚的学校还在，婚后居住的窑洞也还在，那一天，赵兰香躺在床上，一夜没睡，她回想着婚礼上耿飚对她说的话，“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为革命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