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年，因思想厚重、意志刚强，在党内享有“小列宁”之称。
陈延年每天都有大量的事情要处理，工作夜以继日是常事。当时，他为组织建立人力车工会，不但经常深入到一些人力车夫家中访贫问穷，还学会了拉人力车。遇到一些老年车夫正在拉活儿，他都会主动上前帮忙，赚了钱，自己则分文不取。因此，他在人力车夫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老陈”。
人力车工会很快就组织起来了，还发展了党员。当时香港一家商报还撰文讥笑共产党高官竟替别人拉车。他看了之后，一笑置之。
陈延年在广州推动工人运动，也很关注农民运动。他在给团校、党校和工人夜校上课的同时，也常去农讲所授课，由于他课讲得十分生动、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农民兄弟的好评。
他写文章更是驾轻就熟，富有鼓动性，许多青年就是因为读了他的文章，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7年1月，鲁迅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陈延年作为当地党组织的主要领导者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信息。他立即派共产党员、学委副书记、学生会主席毕磊去与鲁迅取得联系，做他的工作，并亲自与鲁迅会面，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恳谈。这是鲁迅最早与共产党建立联系的一段佳话，其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是时，国民党右派和已经冒头的蒋介石阴谋集团要对共产党下黑手的意图已十分明显，而中央当时的领导人还一味要求：忍让、克制，陈延年对这种右倾主义的做法非常不满，他当面与父亲进行了争吵。廖仲凯遇刺后，他针对一些人产生的恐惧心理说：“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怕死，就不要当共产党员！”他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27年3月，陈延年奉命离开广州，前往武汉，参加了党的“五大”的筹备工作。之后，回上海，过南京时，原计划在此停留数日，但因发生了“4·12”反革命政变，于是他连夜赶回上海，与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李立三等人一起联名发出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电文。可惜，当时中央在北伐与东征问题上犹豫不决，未能接受他们的意见，丧失了挽救革命的时机。
4月22日，陈延年在送走了去武汉参加“五大”的罗亦农和李立三后，接替了罗亦农的江浙省委书记，并在“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为政治局委员。
从两广区委书记到江浙省委书记，陈延年一向勇挑重担，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骆驼忘我而无私地工作着。他从不讲究吃穿，生活比一般党员、工人还要清苦，而对同志和群众却处处关心，谁有什么困难，他都会主动帮助解决。
他在广州和上海工作时，有同志关心他的个人问题，要给他介绍对象，而他却总是推说：“工作忙，没有时间考虑这些。”
“4·12”政变之后，革命陷于血泊之中。陈延年面临着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和许多虎口余生的革命者一同坚持斗争。1927年6月16日，因一名交通员被捕，暴露了江苏省委（当时，江浙省委已分为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陈延年任江苏省委书记）的地址和名单。
这天下午3时，江苏省委被大批特务包围，陈延年看见无法逃脱，便用桌椅板凳与敌人展开搏斗，并示意其他人趁机逃跑，结果陈延年等四人被捕，二人逃离。
被捕时，陈延年一身粗衣打扮，又自称是被雇来的一名炊事员，并没有暴露其身份。谁知其父辈的同乡老友汪孟邹在得知此消息后，竟自作主张，托了胡适，向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委的吴稚晖疏通关系，希望能使陈延年早日恢复自由。
不料，汪孟邹是好心办坏事，吴稚晖本与陈独秀和胡适的交情都不浅，还帮助过延年兄弟二人赴法勤工俭学。
可后来，陈独秀下笔不留情，曾写文章骂他是“老狗”，延年兄弟二人也已在法国公开放弃了无政府主义，转信马克思主义，且“4·12”前后一直都在反蒋，故陈氏父子与吴在政治上早已分道扬镳，老奸巨滑的吴稚晖焉有不趁此机会狠狠报复一下陈氏父子之理？故他在得知延年被捕时，不禁欢喜若狂，一面与胡虚以委蛇，一面立即向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告了密，并添油加醋地说延年“恃智肆恶，更甚于其父百倍”。
陈延年的真实身份暴露以后，敌人软硬兼施，重刑之下，他仍不改口，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敌人见无法使他屈服，于是决定将他处决。
1927年7月4日夜，陈延年被押赴刑场，当刽子手要他跪下时，他傲然屹立，说：“革命者决不下跪，只能站着死！”众刀斧手一拥而上，拼命把他往地上按，他一跃而起，如是反复再三，刽子手只好放弃了迫使其跪下的努力，最后一阵乱刀，将其活活砍死，随后又惨绝人寰地将他的尸体剁成数块。蒋介石气急败坏，下令不准收尸。
据陈延年的三弟陈松年回忆说：“噩耗传来，陈氏一门顿如五雷轰顶，老者痛不欲生，只能由我和我姐玉莹前去上海处理后事，当年我姐27岁，而我只有17岁。由于不让收尸，所以我们到上海以后，也没能见到我大哥的遗骨。1928年6月，我二哥乔年又被捕了，后来也遇害于龙华刑场。还是我跟我姐玉莹一起去处理的后事，这次又未能看到遗体。我姐因受到严重刺激，得了血崩症，竟至一病不起……”
——摘自《神州》2007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