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后设立政治部,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而从日本归来的郭沫若则担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这是战时国共合作的重要体现,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产物。周恩来与郭沫若进入国民政府任职,并设法将一批中共党员选入政治部第三厅工作,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具体化,显示了中共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也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方面在国民政府公开担任的要职。关于郭沫若与第三厅的相关史实,郭沫若曾在其抗战回忆录《洪波曲》中有简单的回忆。此外,同期在第三厅工作的阳翰笙,在其回忆录《风雨五十年》中也曾对相关人、事有所提及。学界既有研究深受这两本回忆录的影响,对郭沫若、阳翰笙等中共党员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中的相关史事,特别是南方局及其前身长江局、第三厅与国统区文艺工作,已经有较多探讨。但既有研究还存在史料运用单一化的问题,对国民党方面留存的史料,主要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台北“国史馆”所藏相关资料未能加以善用。笔者认为,郭沫若出任第三厅厅长之事,表面上看是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一个常规的人事任命,其实幕后还有鲜为人知的隐情。国共两党在第二次合作之初,对于郭沫若执掌第三厅之事均有各自考量。蒋介石与陈诚为何会选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郭沫若起初坚持不愿就任,为何很快又改变了主意?中共方面在这个人事任命过程中经过了怎样的考量?本文拟综合国共两方面的历史资料,对上述疑问作初步阐释,并藉此折射全面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关系的复杂与微妙。
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与政治部的筹建
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体制,引自苏联的党军制度。北伐之前,国民党军队中即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北伐战争中,北伐军总司令部中也设立了政治部。北伐之后,军事委员会被取消,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改由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下的政治训练处负责。九一八事变后,军事委员会再次设立,并在其下组建政治训练处,负责全军的政治工作。全面抗战之前国民党军中的政治工作,为力行社势力所把控,长期以“剿共”为主要任务,总体效果不佳。
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日益复杂的战争局面,国民政府决定构建战时体制以应对抗战形势。1937年8月1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暨国防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时期的最高统帅部,蒋介石为委员长。军事委员会下设第一至第六部,分掌军令、政略、经济、工业、宣传、组训等事宜。27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核心,组织战时大本营,统一指挥党政军。南京沦陷后,1938年1月,国民党方面再次改组军事委员会,原设之第一至第六部被取消,改为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部,航空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及办公厅不变。蒋介石决定以陈诚为新成立之政治部部长,意图重新在军中全面推进政治工作,以利抗战。政治部主要负责陆海空军之政治训练、国民军事训练与战地服务及民众之组织与宣传等。在军事委员会正式改组完成前,1938年1月7日,蒋介石已命陈诚尽快确定政治部及各级政训人员之训练养成及其总数。2月1日,蒋介石再次手谕令陈诚速成立政治部并训练政治部人员。蒋介石急切要求陈诚尽快组建政治部,开展相关工作,可见蒋介石此时对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视。2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正式组建,以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张厉生为秘书长,贺衷寒、康泽、郭沫若分任第一、二、三厅厅长。政治部其他几个厅的厅长均是黄埔系人物,唯独负责全军宣传事宜的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是个“无党派知识分子”。需要注意的是,政治部人事任命发布之时,周恩来与郭沫若并未到任,第三厅也未组建运作,此时中共长江局及周恩来还没有就是否接受任命拿定主意,但国民政府方面却向外界公布周、郭的职务,这就给中共出了难题,于是便有了接下来的交涉。
二、蒋介石与陈诚选择郭沫若执掌第三厅
对于派系倾轧、争斗严重的国民政府来说,人事任命往往牵扯多方势力的利害冲突,有时极为复杂。陈诚曾就政治部人事之事向蒋介石感慨:“职自奉命筹组政治部以来,瞬经一月,而人事纷纭,迄未定局,编制预算,皆难着手……本党人事,久苦复杂,兹应以简单明快处之,所谓快刀斩乱麻,当断必断也。”面对纷繁复杂的人事抉择,蒋介石与陈诚最终选择郭沫若出任第三厅厅长,主要是基于郭沫若的既往经历和其在文化界的影响。
郭沫若是享有盛名的“无党派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中共秘密党员,而国民党方面当时并不知情。北伐战争时期,郭沫若即在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任职。后因公开发文批评蒋介石而遭到国民政府通缉,不得不流亡日本。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回到国内,投入抗战事业,在淞沪前线服务。1937年9月9日,郭沫若应陈诚邀请到昆山与其晤面。陈诚向蒋介石报告了此次晤面的具体情况。陈诚道:“昨约郭沫若来部谈话,使对中央及钧座有更真切之认识,免被上海一部分文化界所混淆。郭情绪热烈,爱国心长,徙日十年,尤多感触,当此全国对敌作战之际,可否由钧座约其赴京一谈,既可阐示中央之真诚,又可使有志者得有贡献之机会,如何,乞示遵。”据陈诚所言,郭沫若对今后的民众组织训练及宣传工作,提出了六点建议。由此可见,陈诚对于此次会面甚为满意,已经有选郭沫若进入国民政府工作之意。
蒋介石对于陈诚的建议也比较重视。9月19日,郭沫若接到陈诚转来的蒋介石电文,邀请其往南京一见。9月24日晚,郭沫若见到了蒋介石。关于这次蒋郭会面的情况,笔者查阅《蒋介石日记》与《事略稿本》,均未曾见到相关记载。而郭沫若日后写作的《在轰炸中来去》一文,则披露了一些细节。据郭回忆,蒋介石那晚对他说:“你来了,你的精神比从前更好。”然后蒋介石询问郭沫若关于甲骨与金文的研究。又问有没有朋友可以做宣传工作的,并希望他能够留在南京,多多作些文章,许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郭沫若对蒋介石的印象是:蒋的精神似乎比从前更好,眼睛分外有神,脸色异常红润而焕发着光彩。由此可见,在此次会面中,蒋介石和郭沫若都给对方留下了好的印象。蒋介石言日后给郭沫若一个相当的职务,也为其日后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埋下了伏笔。1937年11月,郭沫若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后至广州,筹备《救亡日报》复刊事宜。1938年1月1日,郭沫若接到陈诚的电报,请他赴武汉有要事相商。1月9日晚,郭沫若到达武汉,次日便从黄琪翔处得知,国民政府欲委任他为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此时,国民政府政治部尚未正式组建,人事任免还在酝酿阶段。从陈诚的电报内容及黄琪翔的私下通风情况来看,1月初,蒋介石与陈诚已经初步决定选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陈诚曾在1月27日呈蒋介石电文中写到“瞬经一月”,结合郭沫若1月10日获悉任免消息的事实,陈诚应该在1938年元旦前后,便考虑推选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了。
其实早在南京沦陷后不久,蒋介石便研究整顿与调整军事机关方案,并与顾祝同、陈诚、白崇禧等人商量整军与人选问题。蒋介石在日记中特别提出考虑“防守武汉与政训人员之人选”。陈诚在1月27日呈送的电文,也说明蒋介石在1937年12月下旬已经选定陈诚为政治部部长,并命其考虑组织政治部问题。1938年1月8日,军事委员会完成改组之时,蒋介石再次思考政治部人选问题,并指示陈诚政治部组织要领。1月10日,陈诚将政治部高级官员人选名单正式呈送蒋介石。名单显示:黄琪翔为副部长,张厉生为秘书长,范汉杰为第一厅厅长,贺衷寒为第二厅厅长,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杜时霞为总务厅厅长。需要注意的是,这份名单与2月6日公布的名单有所不同,且人选名单上没有周恩来的名字。1月10日晚,郭沫若往周恩来处,汇报不愿接任第三厅厅长之事。周恩来的意思是:有你任第三厅厅长,我才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由此可见,虽然陈诚呈给蒋介石的名单上无周恩来的名字,但周已经于1月10日前获悉蒋介石欲委任他为政治部副部长。从上文所提蒋介石在日记中的记载来看,很有可能在1月8日或者9日,周恩来便已得知这一消息。
陈诚为何没有将周恩来选入政治部高级官员名单中呢?对于周恩来与郭沫若,陈诚有如下评价:“周恩来郭沫若等,绝非甘于挂名义,坐领干薪者可比;既约之来,即不能不付予相当之权。周之为人,实不敢必。但郭沫若则确为富于情感血性之人。果能示之以职,待之以礼,必能在钧座领导之下,为抗日救国而努力。”这番话显示陈诚对周恩来的印象不是太好,有一定偏见,而对郭沫若评价较高。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周恩来早在黄埔军校时期便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无论是资历还是能力,选周恩来当政治部副部长都没有问题。彼时,蒋介石正在考虑国共两党合并的问题,蒋选周入政治部之事,是他向中共释放的友好信号,以示对国共合作的态度。
由上可见,得益于郭沫若早年在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任职的经历,以及郭沫若本人在当时的才气与名气,引起了蒋介石与陈诚的注意。郭沫若先被陈诚选中,继而得到蒋介石认可,成为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不二人选。在全面抗战之初,蒋介石与陈诚向郭沫若抛出“橄榄枝”,也有拉拢知识分子,在知识界树立良好形象的考虑。因郭沫若的到来,第三厅汇集了阳翰笙、傅抱石、田汉、洪深、胡愈之等一批文化艺术界名人,在当时有“名人内阁”之称。此外,郭沫若能被选为第三厅厅长,与蒋介石、陈诚并不知道郭沫若中共党员的身份而视其为无党派学界名流也有关系。不过,人事任免是一个双向互动的事情。郭沫若不是国民党党员,也非国民政府公职人员,蒋介石与陈诚虽然已经向郭沫若发出邀请,但郭可以拒绝邀请。鉴于郭沫若中共党员的身份,组织上的意见对他而言就显得至关重要。
三、郭沫若的最初反应与周恩来的态度
郭沫若在得知自己的任命消息后,最初的反应是不愿就任,并将意见报告给周恩来。郭沫若提出的理由是:第一,自己耳朵聋,不适宜做这样的工作。第二,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第三,“让我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我相信,我一做了官,青年们是不会谅解我的”。这时,中共中央长江局王明、周恩来等人已经初步了解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人事情况,但是周恩来对于是否就任政治部副部长,尚需要时间考虑并向党中央汇报。因此,周恩来也未就郭沫若出任第三厅厅长一事给予其正式意见。
由于郭沫若秘密党员的身份,他出任第三厅厅长一事,与周恩来是否会出任政治部副部长紧密相关。1938年1月11日,长江局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等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国民政府军委会改组,蒋以陈诚任政治部长,要周恩来任副部长,周曾再三推辞。请中央考虑具体意见。以周恩来之影响,公开进入国民政府军事机构担任部级官员,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长江局需要向中央汇报。此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经完成改组,政治部却未开始运作,蒋介石对陈诚督促很紧,要求政治部从速确定人事,展开业务。陈诚则不得不对周恩来再三催促。中共中央方面尚未给出正式意见前,1月21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人再次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政治部属军事系统,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可以担任此职。如果说屡推不干,会使蒋、陈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意见得到加强。”从此电文推断,1月11日至21日之间,长江局内部商讨了周恩来任职政治部一事。长江局考虑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大局及中共今后在大后方事业的开展,初步向中共中央反馈的意见是积极支持周恩来接受任命,出任政治部副部长。1938年1月1日,长江局曾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之事进行讨论,认为:“目前与坚持抗战和挽救时局最有关系的是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因此我们至少应达到在军委会的政治部去积极直接帮助工作。”从这些事实判断,长江局是支持周恩来及郭沫若进入政治部任职的。恰好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也在考虑军队政治工作改革问题。1月28日,毛泽东和谭政致电八路军总部并转各师及政治部:八路军前后方和南方各游击区部队的政治工作,统归军委政治部领导。国共两党在抗战初期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推进与改革,差不多是同步进行的。
在中共中央还未就周恩来入职政治部一事给出正式回复前,2月6日,郭沫若接陈诚邀请前去共进午餐,结果发现是陈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部务会议,郭沫若当场表示不愿就任第三厅厅长,当晚便离开武汉前往长沙。郭沫若对康泽、刘健群等力行社人员非常反感,稀里糊涂参加了部务会议,觉得受了欺骗。其实,这天的聚会并非政治部第一次部务会议,郭沫若的回忆有所不实。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档案,该部第一次正式的部务会议应该是在2月19日。虽说作为党员,郭沫若应该遵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上的安排,但由于郭沫若还没有收到党组织的正式指示,他基于个人考虑有所行动也无可厚非。恰恰在郭沫若避走长沙的这一个月,政治部人事调整迎来关键阶段。郭沫若人在长沙,未直接参与相关事情,幕后工作则是由周恩来完成的。
四、条件成熟,郭沫若走马上任
局势不等人,1938年2月6日,国民政府公布政治部人事任免消息,陈诚督促周恩来尽快上任。周恩来与郭沫若均未答应陈诚入职政治部,陈诚却对外界公布周、郭的任命信息,周恩来不得不对此事作出回应。2月10日,长江局就周恩来与蒋介石谈话情形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电文提到:“蒋介石对政治部副部长仍要周做,周再辞。”此时,尽管长江局支持周恩来接受任职,但周恩来仍没有下定决心做政治部副部长。但周恩来的想法在几天之后发生了改变。2月17日,周恩来就入职政治部之事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告知郭沫若他已经在原则上决定干(副部长),惟须将政治工作纲领起草好呈蒋介石批定后,始能就职。周恩来希望郭沫若也能采取此立场,先复陈诚一电,告以正在起草宣传纲领,敦促田汉、胡愈之来武汉工作。这封信表明周恩来经过约一周的考虑,决定接受任命,出任政治部副部长。这期间,国共两党就合并问题进行谈判,蒋介石希望两党合并,但中共表示坚决反对。蒋介石不得不决定宽缓此事。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蒋介石对中共释放了较大善意。国共关系缓和,在抗战大局面前,为长远计,周恩来选择接受国民政府的任命。为了能让郭沫若顺利执掌第三厅,周恩来与陈诚就第三厅副厅长人选发生分歧,原定之刘健群,因其黄埔系背景,遭到周恩来抵制,最终陈诚作出让步。2月24日,周恩来再次致信郭沫若,告知他最新的情况,即陈诚同意以范扬代替刘健群为第三厅副厅长,辅佐郭沫若。周恩来写道:“我根据他(指陈诚)谈话情形,认为你可以干。”最后周恩来要求郭沫若最好五天后来武汉工作,并请郭沫若邀请田汉、胡愈之速来。在这封信中,周恩来用了三个“速”字,可见第三厅的工作亟待组织推进。2月26日,受周恩来委托,于立群到达长沙,催郭沫若速回武汉。周恩来的态度可以说已经非常明确,郭沫若则选择服从安排。3月1日,郭沫若回到武汉,随即着手相关工作。这一期间,2月27日至3月1日,周恩来回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并正式同意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从现有资料来看,鉴于事情的紧迫,长江局及周恩来是在没有收到中共中央的正式回复前,决定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尽快到任第三厅,并向陈诚予以回复的。这样的“先斩后奏”,是当时主客观复杂情况决定的,绝非对中央的僭越,与擅自做主的行为不同。而且,1937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曾决定,“中央实行集体领导并有分工,日常来往电报党的交洛,军交毛,统战交王,王外出时交洛”。郭沫若之事属于统战范畴,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此举也算符合中央有关决议精神。尔后,周恩来亲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情况说明,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实际上,当时中共中央是支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中共对此项工作也极为重视,周恩来与郭沫若能进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职,对于两党与全国抗战均有利处。至此,经过约两个月的交涉与考量后,周恩来与郭沫若主客观上均决定进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职。1938年3月,第三厅紧锣密鼓进行准备工作。3月31日,郭沫若参加政治部第十五次部务会议,这是他首次在政治部各官员前亮相。第三厅正式对外公布成立,则是在4月1日,郭沫若等人随即投入到武汉会战的宣传动员工作中。
由上可以看出,郭沫若经过与陈诚、蒋介石的先后面谈后,对于国民政府后来的人事安排应该是有心理准备的。郭沫若得知任职消息后的不愿就任态度以及躲避长沙二十多天之举,应该与当时形势不明朗、一些先决条件还没有谈好有关系。中共长江局方面,对于周恩来是否进入政治部任职一事,也经过了一番考量。当长江局决定周恩来接受任免入职政治部后,周恩来便迅速联系郭沫若做好准备,回武汉组织第三厅工作。郭沫若作为一名党员,尽管有个人想法,但是需要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审视中共方面对此事的考量过程,在长江局没有拿定意见前,容许了郭沫若个人意见的表达及自我行动。当组织上初步作出决定后,周恩来一方面要求郭沫若做好任职准备;另一方面与陈诚会面,商谈各项条件,为郭沫若出任第三厅厅长扫除障碍。
五、结语
全面抗战时期,郭沫若对内是中共的“特别党员”,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对外则以无党派人士开展工作。这样的安排,体现了中共的高超政治智慧,取得了预期的效果。郭沫若对待国民政府政治部人事命令态度的转变,直接受到周恩来的影响,体现了郭沫若作为中共党员的组织纪律性。而中共中央尊重周恩来及长江局的意见,同意周恩来与郭沫若进入国民政府工作,并且全力配合予以支持,显示了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诚心。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郭沫若组织第三厅在武汉抗战时期开展了多项工作,在宣传、动员领域有力支持了前线抗战,也以恰当的方式宣传了中共的抗日方针政策。随着国共关系的紧张,蒋介石决定整顿第三厅。因此,郭沫若辞去第三厅厅长,但不退出该部,而是转战至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继续为中共在大后方的事业服务。就现有资料来看,蒋介石与陈诚邀请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厅长,的确有足够诚意,作出了一定让步,从而使郭沫若愿意出任。郭沫若的文人特点,使他起初有一些不够理性的行为,但终归还是保持了组织纪律性,服从了周恩来的安排。在郭沫若成功出任幕后,是周恩来与陈诚的反复交涉,个中内情郭沫若未必详知。从周恩来个人到长江局、中共中央,都顾全到了抗战与国共合作的大局,这是郭沫若最终能够顺利出任的核心因素。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人事酝酿、双方交涉到最后成功,从微观层面显示出当时国共合作关系在实践中的复杂性。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07期，作者郭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系），原标题：国共两党对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的不同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