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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中，部分青少年患者除了有明显的抑郁发作外，还可能出现暴躁易怒、大发脾气的表现，甚至在家砸东西、打父母等等。父母带着孩子就诊时，很多精神科大夫会诊断为双相障碍。
双相障碍是“重性精神疾病”，如果严格按照相关规范的话，大夫应将患者的诊断信息上报到政府部门的相关系统，地方卫生部门会为患者建立健康档案、定期随访，必要时还会协助送院治疗。
如需详细了解，可上网搜索《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服务规范》
当然，由于各地的情况不同，并不是每一家医院、每一个辖区都会严格执行该规范。而如果上报了，通常会由街道或社区人员来落实管理服务事宜。
所以，很多患者确诊不久后，就收到了社区打来的电话，问了很多关于疾病和家庭的信息。有的患者会感到羞耻、愤怒、害怕，甚至认为自己被严密“监管”了，更担心后续会被邻居和学校知道，影响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病耻感与心理压力都增大了，父母的病耻感往往也会增强，觉得非常没有面子。
对于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有没有办法从这个“系统”上撤下来，不再成为社区人员重点“管理”的对象？
其实，患者与父母们加强了解科学的精神心理学知识，与孩子共同面对，能够帮助孩子摘掉“重性精神疾病”的帽子。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父母要掌握科学精神心理学知识，以及科学的家庭教育方式，深刻地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积极改善家庭关系和亲子关系。
这相当于有效的家庭自助治疗，能帮助孩子加快康复，效果并不亚于一般的精神科治疗和心理治疗。
另外，我们提到临床上的一个争议，有的患者曾大发脾气、暴躁易怒，有的大夫认为这属于易激惹，是轻躁狂/躁狂症状，进而诊断为双相障碍；有的则认为这不是，更准确的诊断应是“抑郁症伴激越状态”。
有的患者内心认为自己不是双相，但大夫就是这样下诊断了，可能会很生气，甚至认为大夫不负责任、不专业，想找医院讨说法、申诉维权。
希望父母们要引导孩子明白，这条路并不好走。上面说了，这在精神科领域是有争议的，没有统一的共识，就算孩子找其他医院的大夫，甚至更高级别的大夫，也仍有可能被诊断双相障碍。
申诉维权不顺利时，孩子的情绪可能会剧烈波动，跟精神科大夫发生医患冲突，甚至作出极端行为。如果涉及违法，或者被人拍下视频发到网上的话，孩子可能会面临法律惩罚，或者被“网暴”，形成巨大的心理创伤，病情反而会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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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精神科大夫还可能更加确认患者罹患的是双相障碍，有的大夫还可能会发现患者罹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这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有可能导致患者陷入不断的维权中，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既耽搁了自己的康复，也耽搁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父母要引导孩子意识到，双相的诊断本来就有争议，“泛双相化”是国内外精神心理障碍诊疗中的普遍现象，这与双相障碍的诊断标准扩大化、“过度诊断”以及时代的巨大变化等等都有关系，而不是某个大夫的问题。
而精神科大夫将双相障碍患者的信息上报，这是他们必须履行的职责。这个管理规范对于多数被诊断为双相障碍的患者，尤其是成年人而言，可能是利大于弊的，因为很多双相障碍患者没有抓住最佳的康复时机，需长期甚至终身服药，家人需长期陪护。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个很大的负担，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力上。
进入管理系统后，基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可能会为有需要的患者家庭提供更高比例的药物报销，降低维持服药的经济成本；街道、社区还可能会安排社工，分担家人的陪护工作，适当提供照料和社会功能康复协助。
所以，父母要先理解孩子的心情，倾听他们的感受，等到他们的情绪相对平稳后，再引导孩子从客观、理性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否则，孩子很可能演变出偏执型人格障碍，大大增加治疗难度，康复之路就更难走了。
所以，如果我们想撕掉“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这个标签，最重要的前提是我们的病情确实在逐步好转，情绪越来越稳定，认知越来越理性，不但能做到临床治愈，甚至还能慢慢停药，实现真正的康复。
没有一个大夫不想看到病人痊愈，没有一个社区人员不想看到辖区内的居民都心身健康，到那时候，撕掉标签、从管理名单里撤下，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