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剧《扪心问诊》以心理治疗为切入点，主要以对话形式来展开剧情，呈现了丰富的心理咨询技术与方法
我再也无法继续淹没在低落的情绪之中。在朋友的建议下，我来到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精神科。护士扯着嗓门叫号的声音、候诊病人热络的交谈和医生门前攒动的人头让我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诊室。经历了医生的问诊和一系列的病理检查，我被初步诊断为轻度抑郁和轻度焦虑。医生给我开了药，并建议我试试心理咨询。
我担心对药物产生依赖，迟迟没有服用它们。我也犹豫着是否要做心理咨询。人们常说难得糊涂，我还没有准备好将自己的痛苦悉数摊开，再和一位陌生人一起，逐一审视它们。而且，我不知道能否信任这位陌生人。他是否经过了良好的训练？他真的能够理解我吗，会不会在心里对我进行评判？他也曾经深陷痛苦吗？或许他现在就正被痛苦所折磨？果真如此的话，他又凭什么帮助我呢？
偶然间，我翻开了一本市面上爆火的心理类畅销书《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本书的作者、心理咨询师洛莉回答了我的一部分问题。在书中，洛莉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分享了她和来访者相处的经历，并在其中穿插了自己在面对人生困境时的尴尬。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仿佛就坐在洛莉的诊室里，和她一起端详着面前的那位来访者。我看到洛莉在来访者喋喋不休的抱怨中憋回一个哈欠，我看到她在治疗的间隙痛哭流涕，又赶在下一个治疗之前把哭花的眼妆擦干净。洛莉的诚实正面地回答了我的那些疑问——咨询师也是一个会时常感到无计可施的普通人。
在看到洛莉的“无力”和“普通”后，我也看到了心理咨询所蕴含的某种可能性。在洛莉的诊室里，有人新婚燕尔却被绝症找上门来，有人在痛失爱子后将记忆深锁心底，有人在衰老中逐渐意识到一生中所经历的种种丧失……他们的痛苦没有消失不见，但通过交谈，那些真实的想法和困惑得以被看见并被认真对待。
洛莉的讲述让我对心理咨询师这一群体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当我走入心理咨询室时，坐在我对面的可能是一个怎样的人？好奇心驱使我开始了一系列与心理咨询师的对话。
成为心理咨询师
出现在我脑海中的第一个疑问是，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成为心理咨询师。为什么会有人愿意一次又一次地坐到情绪低沉的人面前，听他们讲述那些容易触发焦虑和悲伤的故事？成为一名合格的心理咨询师，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包括物质投入。一些流派还要求咨询师接受定期的个人督导和心理咨询。
人们成为咨询师的原因五花八门。在采访中，我接触到一些科班出身的临床心理学家和心理咨询师，他们往往毕业于国内外高校的临床心理学专业。1980年代末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钱铭怡编著《心理咨询》一书，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心理咨询和技术。2003年入学北大的李松蔚便是钱教授的学生之一。上中学时，李松蔚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心理学实验”，比如在学校给两组孩子做对照实验，或者把精神正常的人送到精神病院里。因为不喜欢物理、化学、生物等需要动手实操的学科，他在高考结束后把心理学填到了自己的志愿表中。
开学第一天，班主任老师带着一帮同学去北大的静园草坪，边弹吉他边和大家闲聊。老师博士毕业后刚留校任教，算是这帮大一新生的师兄。他谈到自己平时也做心理咨询，希望将来可以独立执业，有一个工作空间，想定价300元一个小时。这样一个“弹着吉他唱着歌”的师兄在李松蔚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让他觉得心理咨询师应该是一个有钱有闲又非常有人文关怀的职业。
临近毕业的时候，李松蔚已经很确定不喜欢基础科学，而在应用心理学的范畴里，心理咨询看起来还比较浪漫，可以“跟一个人在一个私密的空间里聊很深入的话题”。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一直觉得自己不适合做任何需要深度接触社会的事情。这位广受媒体青睐的心理咨询师，一边在我面前镇静而清晰地组织着语言一边说道，“在所有需要抛头露面的场合，我从小就会尽量往后躲。在这一点上心理咨询似乎还好，因为在我的想象中，做这件事只需要跟一个人打交道。”尽管系里允许本科生旁听各个研究室的组会，但李松蔚一开始就选择了临床心理学的研究室，并一直待到了博士毕业。
当我在之后的采访中问起人们成为咨询师的原因时，“跟人打交道”成为了一个频繁出现的话题。但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的理由不像李松蔚这样直截了当，而更多是在职场兜兜转转许多年后浮现出的答案。
李松蔚（受访者提供/图）
June常常坐在公园或城市的某个角落观察来往的行人，“我觉得人很有意思，我对他们的行为和互动也很好奇。但我上学的时候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或许对于‘70后’的人来说这个专业太前卫了吧！”（笑）大学毕业后，为顺应母亲的心愿，June选择了在外资银行工作，后来又赴日本，任职于一家咨询公司。有一次，June接手了一项培训和管理海外员工的工作。那时她既要保证员工在海外的安全，给他们做生活培训，还要为大家进行心理疏导，“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读了很多心理学的书，也终于把我对人的好奇心发挥到了极致。我发现，当真正尝试去理解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之间会建立起很深厚的信赖感。有时这种难以言说的信赖正是支撑人们在异国他乡坚持下去的动力。”当时，很多员工称她为“June老师”，“他们这样叫我的时候，我感到自己不仅仅是公司的一名员工，也是对他们负有责任和义务的人。‘3·11’大地震的时候，我妈妈催我赶紧回国，但正是这种责任感让我意识到我已经不能像一名普通员工一样说走就走，因为还有人需要支持。我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什么英雄主义，而是因为，当工作不再是为了利益或者完成什么目标时，我能感受到更多更深层的东西。那些东西就在那里流动着，无形地给我力量。”
2012年，June被公司派回国内管理一家企业，“作为外资企业的代表，我要跟很多外国人打交道，公司内部的上下级结构也会唤起我的不安和挫败。职场关系也好，被客户误会也好，我很难在短时间内消化这些情绪，也感觉自己的胸襟很难再支撑我继续从事这份工作。”一次在办公室崩溃大哭后，June开始思考之后的职业道路，“我当时非常焦虑，既不忍心放弃自己曾经的专业和在职场累积的经验，也不确定能不能靠做心理咨询养活自己。但是我内心有一个声音，就是无论如何我都需要内在的成长和探索。”在国内读了一年的在职心理学硕士后，June在摸索中开始独立执业,最终辞去公司的职务，前往英国修读精神分析研究的硕士项目。
对鲍小东来说，这个“答案”浮现的时刻要更晚一些。他曾供职于某大型传媒集团，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调查记者，离开媒体后在市场打拼多年，但又因对“人”的兴趣而成为了一名心理咨询师。做调查记者的时候，鲍小东已经开始自学一些心理学的知识。在他看来，新闻的“真实”有着丰富的层次，不仅见诸案件笔录等可视、有形的证据，也会隐匿于当事人的内心和潜意识之中。为了捕捉这种“真实”，他经常会和采访对象一起喝酒喝茶、抽烟唠嗑，“在酒足饭饱之后，人们更容易放松下来，释放更多信息。”
2014年，同事们纷纷离开媒体寻求转型，鲍小东也先后在两三家企业做品牌运营。相比于“社会参与度非常高”的新闻调查，在企业的工作让他觉得自己更像一颗“螺丝钉”，成就感十分有限。平时喜欢拨弄吉他的鲍小东描述着在企业里工作的感受，“就像是一个吉他生产线上生产琴弦的一个工人，经过其他工人的组装、包装、运输和大大小小的经销商之后，这把吉他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而作为工人很难得知消费者的感受。”但心理咨询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环节，可以从咨询中获得来访者最直接的反馈。比如他刚进来的时候，可能是缩在沙发上的，但工作一段时间后，能看到他身体坐直了，眼睛也有对视了，我可以在很多细节中获得成就感。”
鲍小东把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学习心理学，先是在公司附近的一家心理咨询服务机构参加培训，然后参加了成人高考，并被广东某大学的心理咨询专业录取，此外还接受了多种疗法和技术的训练。在一家公益心理服务平台接听了一段时间心理热线后，他开始用周末的时间开展收费咨询，并于2021年成为一名独立执业的心理咨询师。
鲍小东（受访者提供/图）
作为新手咨询师
从美国某大学的社工专业毕业后，张梦悦先在纽约的精神疾病康复机构、社区戒毒机构和自杀干预热线实习，然后辗转回到北京独立执业。在美国时，得益于一个相对完整的心理服务体系，还是新手咨询师的张梦悦一毕业就进入对口的机构工作，并由此获得了稳定的客源。因为经受过专业训练，又在美国处理过很多个案，张梦悦回国前对收入有着非常乐观的预期。然而，她一回来就开始了一段“青黄不接”的时期，一周只能接一两个个案，收入远远不够支撑生活成本和定期督导的费用，有时甚至需要父母的接济。
成为咨询师时，鲍小东已经四十多岁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正是“中年不如狗”的时候。2018年，他的母亲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家里急着用钱，女儿把压岁钱都取了出来给奶奶治病，而他瞒着家人找朋友借了两万元现金才交了某研修生训练营的学费。但正是因为不再年轻，他更想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
刘绫从事心理咨询不到两年，虽然看起来像刚从学校毕业，但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有一次，来访者问了一个问题，却没有立刻得到刘绫的回答，“很多质疑是在暗流涌动中发生的。在他看来，我当时好像在绞尽脑汁地思考。他可能觉得我经验不够，或是在浪费他的时间，所以就旁敲侧击地说‘我之前的咨询师非常资深’或者‘你看我大老远跑来’。”刚成为咨询师的时候，刘绫确实会担心因为是新手而不被信任。当来访者的指责刚好撞到她最害怕的地方，她能感到肾上腺素在往上飙。但慢慢地，刘绫开始尝试着把咨询中的危机转化为工作的切入口，“我会去问他，那你为什么要结束之前的咨询呢？可能是咨询师做得不够好，但也可能是他走到了害怕的地方想要逃离。如果是后者，那就应该去探讨他为什么要逃离。”
最开始在精神疾病康复机构实习时，张梦悦从支持性的小组做起，帮助正在服药的精神疾病患者恢复生活能力和社会功能。第一次进入小组时，她准备了许多资料，计划先和组员们聊聊家庭关系，再告诉大家怎样从身边的支持系统中寻求帮助。“我本来是去给人家上课的，但不知不觉地我开始陪他一起哭，”当一位成员叙述从前的生活经历时，张梦悦完全没有预料到自己会遭遇如此强烈的情绪，“可能因为从小就成长在一个还算幸福的环境里，我很难想象一个人会有这么痛苦的过往。我发现同学们开始自由讨论，而且讨论得特别深入，已经讨论到我未知的领域，我一时不知道自己坐在这里干嘛。”一节咨询一般是50分钟，时间快到时，咨询师会进行一个引导性的收尾，“我当时没有一种结束了就是结束了的心态，我只是觉得我呆不下去了，有一种落荒而逃的感觉。”
2022年5月24日，河北秦皇岛市第一医院心理科音乐心理治疗师指导大学生体验音乐治疗（视觉中国/图）
和来访者“在一起”
这次小组咨询后，张梦悦找到了当时的督导，“他先是跟我说，来到这里的人普遍年龄都在四五十岁，和我这种刚念完研究生的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人生经历，不然街上一个活泼快乐的孩子，怎么会走到精神分裂需要住院的程度。”在张梦悦的记忆中，督导是一个“看起来就很睿智的老头”，“他的每一句话都令人印象深刻，他还说,‘你会被他们触动这么多的情绪，说明当时你产生了共情，你真的有体会到他要表达些什么。’”
在张梦悦实习期间，督导经常强调的是，咨询师尤其是新手咨询师很难靠睿智的话就点醒一个迷途的人，能做到理解来访者就已经很好了，因为有的人终其一生也没有体验过被人理解的感觉。“即便现在，我也会在咨询里面遇到这种绝望的时刻，但我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了。”张梦悦设想过重回当时的情境，“如果能重来一遍，我可能会很真诚地分享我的感觉，会说这听起来非常地令人绝望。对来访者来说，至少他的那种绝望和无助是真的有被人看见的。这也意味着我接纳了自己的绝望和无能为力，毕竟生活中多的是我们解决不了的事。”
在李松蔚看来，很多人来见咨询师并不是为了寻求帮助。“他难道不知道咨询并不能真的帮他迈过这个坎吗？他其实是知道的，可是他还是会来寻找一个人，”李松蔚在做客一档播客时谈道，“我觉得这个职业承载的功能是‘我还在’，虽然我也做不了什么，可是我想听你聊聊你现在想做点什么。就像在原始社会里，当没有人能提供更多救助时，原始人可能会点个篝火一起唱歌。当我们遇到那些我们无法改变、无法挑战的东西时，我们得跟人在一起，（在一起）这个事情虽然太小，但是它很重要。”
对咨询师来说，真正做到“在一起”并非轻易之举。June曾接待过一位患抑郁症的青少年，他情感波动频繁，而且经常产生幻想。为了辨识哪些内容是幻想出来的，June也和孩子的妈妈保持着有规律的沟通。她和这位妈妈年纪相仿，很能体会到她的辛苦和不易，“有一段时间，我开始有一点不耐烦甚至开始同情他妈了。孩子病情发作时，我突然觉得，这都给你讲了你还闹，而且我会试图让他从情绪中跳出来。”后来，当孩子情绪稳定下来，再跟June描述起当时恐惧和无助的感受时，June意识到自己没能“跟上他的感受”。这个过程让她感到内疚，也让她看到自己在咨询中需要补齐的短板。
即使在今天，张梦悦仍会在咨询中遇到有些无力甚至绝望的时刻，但在督导的帮助和提醒下，她慢慢能够做到在共情的同时不被卷入，在理解来访者的同时将咨询和自己的生活分开。张梦悦认为，这种边界感是咨询师最基本的职业素养，“我可以跟来访者产生很深切的共情，我甚至会忍不住反复回味，但我始终知道那不是我的生活。”
张梦悦（受访者提供/图）
对鲍小东来说，防止卷入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梳理自己的议题。成为咨询师后，他投入了很多精力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改善和家人的关系。为了更好地探索这些议题，他也为自己找到一位心理咨询师。“当我对自己的理解越深入，就越能够在咨询的过程中觉察，哪些议题是自己的，哪些是来访者的。如果我的议题解决好了，我就更有信心在咨询中处理相似的议题。如果我的议题暂时没解决好，我可以在咨询结束后找我的咨询师来解决。”
在戴小晴的咨询中，她将第1-4次咨询设为评估阶段。“咨询关系本身是一种非常长期的关系，咨询师和来访者都需要对彼此作出承诺，咨询师需要确保自己能够走下去。”对于不在自己胜任范围之内的来访者，戴小晴不会勉强自己开始工作，“每个人的阈值不一样，有人会觉得没法接有自杀意愿的来访者，有人不能接有严重创伤经历的来访者。对我来说，当我发现自己虽然试图理解来访者，但仍旧很难共情，甚至想像他生活中的其他人一样批评和指责他时，我可能不会开始这段咨询。”
面对来访者的痛苦和挣扎，咨询师承担着一定的压力，但在张梦悦看来，这种压力不等同于“负能量”，“有问题的人千千万万，但愿意花钱花时间花精力走入心理咨询室的人很少，他们投入了这么多，是因为真的想要做出一些改变，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他们都很有正能量。”
另一个原因是，咨询师明白，在咨询室中，来访者呈现的只是他们的一个侧面，并不代表他的全部。李松蔚看到，一个人成功的方面可能恰恰也是困扰住他们的地方，“一个人在事业方面投入了很多精力，他可能就不能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家庭。这些困扰的另一面代表着他们看待事情的角度，甚至是一些特别的长处。因此，我其实不太会被他们的困扰给绕住。”
咨询师的“母题”
虽然反复强调“边界”的重要性，但张梦悦承认，由于对自己的议题有更深刻的体验，咨询师往往会吸引到更多和自己相似的来访者。
洛莉在《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中指出，心理咨询师最重要的一项资质就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存在。正因为和来访者有相似的体验，咨询师才能和他们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让陌生人放心地分享最敏感的故事和秘密。这也意味着，当每一个心理咨询师踏入自己的诊室时，也像普通人一样，怀揣着内心的脆弱、不安和过往。
在书中，洛莉与读者见面的方式并不“体面”。当时她年过四十，因为一次意外的分手，也坐在了一位叫作温德尔的咨询师对面。在温德尔面前，洛莉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悲伤不仅来自于一段关系的破裂，还源于一些更为潜在的丧失——在“生命已经过去一半”的时候，男友的出现分散了她的注意力，让她得以逃避对失去职业生涯和失去生命的恐惧，而男友的离去让她不得不正视自己的人生。
与此同时，洛莉接待着一位新婚燕尔却罹患晚期癌症的女士。这位名叫朱莉的来访者想要像正常人一样参与生活，并希望洛莉能一直陪着她，直到死亡来临。对此，洛莉经历了短暂的踌躇，不仅因为她经验不足，也因为看着朱莉死去，她就要被迫面对自己的死亡。她最终接受了朱莉的请求，并帮助朱莉在巨大的不确定下尽量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在诊室之外，洛莉经常想起朱莉，想起她如何对人生的短暂感到愤恨，如何列出一份遗愿清单，如何因为病情的恶化不得不从清单上剔除一些愿望，又如何在与死亡的对视中活得更投入。她意识到，既然生命是有限的，就必须把有限的时间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于是，她开始学着朱莉的样子，找出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
心理治疗师、存在主义疗法代表人物欧文·亚隆认为，心理治疗是一种自我理解的存在性体验，人们最终都会面对四种最深层的恐惧：死亡、孤独、自由和无意义。在洛莉看来，朱莉在生命尽头的探索和她自身的转变完美地诠释了欧文·亚隆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一书中呈现的观点：对死亡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活得更充实，而且可以减少——而不是增加——我们的焦虑。
2022年2月25日，北京市东直门街道楼宇党群服务站，东城区精神保健院专家为市民提供精神和心理咨询服务（人民视觉/图）
2022年5月8日，青岛，山东科技大学的大学生在心理辅导老师的指导下使用心理VR设备，在游戏中放松身心（视觉中国/图）
上大学时，徐敏读到了这本《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书中关于“无意义”的论述让她大为震撼。徐敏在学校里读的是国际关系，在某个时间节点，她发觉自己所学的多是解释性理论，很难预测现实，也难以应用到实践之中，“那时候我没有遇到任何重大的挫败，但有一种长期的、关于人生无意义的焦虑感，它像小火一样一直炖着我。”欧文·亚隆关于基本焦虑和人生意义的论述解释了那些不断浮现在徐敏生活中的冲突感，并给了她一个“很新的想法”：“人生本来是没有意义的，人不一定要找到所谓的‘意义’，但他可以创造自己的生活。”
大学毕业后，徐敏前往美国修读心理咨询，并逐渐聚焦于认知行为疗法。然而，关于“意义”的问题仍旧困扰着她：“我掌握了很多认知上的技巧，对自己遇到的很多问题都知道怎么解决，如果不能解决也大概能够接受。但不管是建立了一种关系，还是找到了一个爱好，我还是不满足。我依旧很容易想到，如果人生就是无意义的，那我应该怎样度过这一生。”徐敏试过冥想，“‘冥想’和寻求意义是不同的思路，它更强调活在当下，用这种‘当下’的感觉生活时，可能不需要一个意义，也能过好人生。”但同时，徐敏承认很多时候她无法做到完全沉浸，尤其是在面对一些大的人生抉择时，享受当下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
成为独立执业的咨询师后，徐敏密集地接触了很多案例。她发现自己可以帮来访者解决很多具体的问题，但不同的来访者在咨询后可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一部分来访者的生活会变得充实起来，另一部分仍会感到痛苦和不满足。这种无法解释的差异性连带着自己的困惑成为埋在徐敏心底的一个问题，但她没有将这个问题带入咨询，“我只会和来访者探讨他们的角度，在咨询中体验他们的生活观，然后推进他们问题的解决，看看我们可以推进到哪，推进之后他有怎样的体验，会不会还有新的东西需要解决。至于我自己的‘不满足’，也许有一天就想明白了，也许有一天会放下。”
徐敏认为，咨询师自身的议题和他所进行的咨询工作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你会关注这些东西，所以你会进入这个行业，进入这个行业之后你会不断解决问题，然后你会更关注这个问题。”
这种互动同样存在于李松蔚的咨询之中，“我一直觉得每个咨询师都是有母题的。我的母题是，一个挺普通的人始终觉得不能在这个社会中真实地做自己。他必须去遵循某种规范，以至于要去扮演别人。他心里也很清楚，那不是他，但是他得扮演这样的一个人。”童年时的李松蔚喜欢躲在角落看书，但父母总会把他提溜起来扔到人群中。在他们看来，“不会来事儿”的孩子总归是要在社会上吃亏的。但李松蔚慢慢发现，他这样的人是能活下去的。李松蔚读大学时，正好是互联网兴盛的年代，在他的记忆中，当时很多专家都担忧网络会毁掉这一代的年轻人。当时，李松蔚喜欢在BBS上灌水，也开始写知乎，并逐渐成为红极一时的知乎大V。他的知乎上有一篇关于“内向的人如何扩充人脉”的高赞文章，主要内容是，内向的人就做好内向的人该做的事，等着人脉来找你，不用你去找人脉。这正是发生在李松蔚自己身上的事情。
“这既是我的痛苦也是我的财富，我也会从这个角度去看我现在遇到的所有来访者。我会问他们，你为什么不能接受你自己，你为什么不能让这个社会承认你可以这样活着？”李松蔚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症候和文化的弊病，为自我规训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很多人，不只是我的来访者，也包括看我文章的读者，或者听过我课的学生，他们会觉得我说的话就是他们一直在想、但不敢觉得人可以这样想的事情。我这样说之后，他们会觉得好像是可以这样想的。比如有的人说，我不想结婚，我是不是有问题？还有一种完全相反，比如一个女性主义者说我想结婚，而且我想生孩子，我是不是有问题？我看到的都是，一个人觉得这个世界不能接受他，所以他一直在致力于把自己装扮成另外一个人，混在这个世界上。我就会说你别混了，你就坦然一点承认，然后看看你这样的人，怎样才能跟世界取得和解或者合作，这都是我的工作方向。”
对现在的李松蔚来说，“不能做自己”的困扰和痛苦时不时还会冒出来，“比如当我跟一个平台合作一个项目，我觉得这个平台做的一些事情让我不舒服，我接下来不想再跟它合作了，一个声音就会冒出来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别人可以合作？但接下来我会想，反正我就这么个人，我硬着头皮也要跟平台说清楚，可能他们会觉得我不太好搞，但是这就是我的坚持。”他所确信的一点是，“你只能做自己这个事情是没得谈的。我不会鼓励大家硬碰硬地做自己，我只是觉得可以跟这个世界聊聊。当你发现这个世界特别不完美的时候，你只能做点违心的事情，或者你需要去克制一下。但是你这么做的时候，你不会怪自己，你只会觉得可能世界还没有发展到那么好，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
“我们在和别人的关系中成长”
大学毕业后不久，洛莉开始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从事连续剧开发。制作《急诊室的故事》期间，洛莉有时会到医院搜集素材，不知不觉中，她开始被医生们的工作深深吸引。某次，洛莉在医院遇到一位病人，她的腿只剩下膝盖以上的两段残肢，其中一条大腿还感染了坏疽。正当洛莉因难以忍受病床上刺鼻的气味而差点呕吐出来时，这位女士握起了她的手并对她露出微笑，像是在说，“这可能看起来惨不忍睹，但没事的。”她写道，“此刻不应该是我握着她的手才对吗？她才是那个失去了下肢又严重感染的人，可她却在安慰我……我心里所经历的震撼是在好莱坞的任何一项工作中都未体验过的。我仍然热爱电视，但我亲身经历的这些真实的故事中，有一些东西在深深地吸引着我，使那些杜撰出来的故事显得那么单薄。”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反复被提醒，咨询师在这项工作中体验着很多人的人生，不是在电视剧里，而是在他们的眼前。
张梦悦从第一次小组咨询中学到的重要一课是，不要带着自己的评判去理解一个人，“我确实没有经历过、甚至在现实生活中见过那么苦难的人生。那时，我的一种自负好像被打破了。我曾经觉得有什么事情那么难，但那次咨询之后，我开始切身地体会到大家的生活真的是不同的，我没有办法拿我的经验去衡量别人的经历。我跟朋友相处的时候也变得中立了特别多。”
洛莉曾以为听过了朱莉的CT报告和肿瘤诊断后，会很难再听进去别的来访者讲什么“我觉得保姆又在偷我的东西了”或者“为什么我总是不能在性爱中做到殷勤主动”。她怕自己会在脑子里想，“你觉得这些事儿能是个事儿吗？”但事实证明，和朱莉的交流让洛莉感到别的来访者的问题也同样重要：他们把自己的信任交到别人手上，请别人帮忙照顾孩子，却只换来那个人的背叛；当他们被自己的另一半拒绝时，感到羞耻和空虚。洛莉意识到，藏在这些背后的和朱莉必须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怎么做才能感到安全呢？要如何与别人沟通呢？对朱莉的治疗甚至让她对其他来访者产生了更大的责任感。
June认为，是来访者所呈现出的情感成就了自己对他们的帮助，“我的患者和来访者教会我很多东西。我也痛苦过，可是我没有体验过别人的痛苦。但当别人一字一句告诉我的时候，我意识到，原来世界是这样的，原来他有那么多感觉，原来他那么痛苦。”咨询师的角色赋予了June一个新的视角，“我不是用世俗的方式来进入这个人的人生。我不会看他是不是有钱，他人怎么样，性格怎么样，她跟老公到底怎么了，而是打开另外一个更深的潜意识的门。我看到，对所有人来说，那些最深层的问题非常相似，但每个人的内在又有着十分丰富的变化。这让我觉得非常震撼。”
结束在精神疾病康复机构的实习后，张梦悦来到一家戒毒机构工作。在那里，她没有遇到穷凶恶极、罪不可赦的毒贩，而是一群“也是孩子、也是父母、也是朋友的普通人”，“当你真的跟一个人走得比较近，了解他，甚至能在很大程度上共情他之后，就很难给他打上一个社会上常见的标签了。无论属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无论在哪个年龄段，无论有什么样的人生经历，人始终都是更类似的。因为我们首先都是人，其次才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身份。在摆脱这些社会身份之后，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也都有自己生活里的矛盾和挣扎。”
除了挂靠于心理咨询平台，June还在北京一家医院的精神科兼职心理咨询师。得益于医院对心理治疗的重视，一些病人也会被精神科医生转介到June的诊室接受心理咨询。在接触过一些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病人后，June最大的感受是，“不管是抑郁症还是双向精神分裂，它们所描述的都只是人的一种状态。我愈发感兴趣的是，我应该怎么和处于这种状态的人相处，我如何理解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可能是我们以前以为那样才是人，但是本来人就是这样的。当我从这个角度探索时，我不会觉得他们危险，也没有害怕的概念，我会慢慢看到他藏着的东西。他可能本来还在攻击，但当我在他面前说出他忽视或试图隐藏的东西时，他可能就会突然卸下防御。虽然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意识到，但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被看见。有时候人们是因为没有被看到才生气。”
在做各种手术之前，朱莉都会问洛莉，“你会想我吗？”洛莉总是回答，我会的。因为她知道，这种肯定的回答能让朱莉得到安慰，在手术前倍感焦虑的时候保持专注。直到朱莉去世很多年后，洛莉依旧会想起她，在静默时尤其如此。
在洛莉看来，我们在和别人的关系中成长，每个人都需要听到另一个人的声音对他说，“我相信你。我能在你身上看到连你自己都没看到的可能性。我能预见到一些变化即将发生。”在这个层面上，心理治疗就是在和别人建立深厚的情感，然后挥手道别。
像我遇到的其他咨询师一样，为了保护来访者的隐私，张梦悦在叙述时匿去了几乎所有细节，除了一个关于纸风铃的片段：将要离开精神疾病康复机构时，她收到了一位来访者亲手折的一只风铃，“其实来这个社会服务机构的人已经习惯了我们这些实习生走走停停。我很难说我真的帮到了他什么，但我感到我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连接。”风来时，风铃会发出清脆的声音，它一直陪着张梦悦度过了在纽约的时光，“我至少知道了，对于他而言，我不是一个随随便便路过的人。”
2022年5月1日，江西新余，袁河医院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正在为职工进行心理疏导和心理减压（视觉中国/图）
没有标准答案
在为《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所写的序言中，李松蔚开门见山地说道，人们有时期待着心理医生能告诉自己人生的某种标准答案，但真相往往令人失望。如果说真的有办法，那么只能是一条常识：你没法逃避痛苦，只能承认。就像洛莉所说，对很多人来说，探索自己思想和情绪的深处就像是要走入一条暗巷。有的时候我们独自前往，有的时候我们借助朋友和家人的帮助，而有的时候我们诉诸心理治疗，在咨询师的陪伴下走过这段路。
在陪伴时，不同的咨询师可能采用不同的方法和逻辑。徐敏往往会引导来访者根据现实情况调整自己的认知，以促进行为的改善。在她看来，认知行为疗法强调的是对生活的适应性，一个人的适应性越高，痛苦就会越少。戴小晴则认为，心理咨询所带来的是一种系统上的改变。每个人可能都会受困于自己原有的系统，但可能这套系统无法很好地运转，心理咨询是通过一系列的设置，让人们从原有的系统中跳脱出来，让这套系统回归到更早的时期。当旧的系统有所松动的时候，就出现了建立一套新系统的可能。张梦悦觉得，心理咨询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帮助来访者更好地理解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去帮他们建立一种联系，“可能过去的经历跟现在的某段经历是类似的，过去的某段关系跟现在的某段关系是类似的。有的时候联系建立起来了，你就会觉得当下的困难并不是洪水猛兽一般，因为你好像知道它的源头在哪里，这其实也是一种帮助。”
在June看来，不见得每个人都得走入这条“暗巷”。在面对经由医生转介才来到心理咨询诊室的患者时，她往往会更加谨慎，“他们很多都是来医院治疗精神疾病，然后医生推荐他们来我这里做心理咨询，很多人并不了解心理咨询是怎样一个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他的一些东西被打开，最后却整合不起来时，就会比较麻烦。相较而言，那些经过前思后想找到我的人，是做好一定准备去承受心理咨询的。”面对大部分精神疾病患者，June和医院有着一致的目标，即先控制住他们的病态行为，让病人安稳地出院，“至于后续要不要再回来找我，就是他自己的决定了。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就是这么活着的，很多人觉得我活得挺好的，那就可以了。”
在生活中，李松蔚经常碰到朋友过来问，自己要不要做心理咨询，“我会建议他们把咨询师当按摩师，不要认为在这扇门背后发生的事情是很神秘或者很高级的，有不舒服就要提出来。如果我们把咨询师当医院的医生，基于对医生专业或者权威的信任，即使很难受时，也会觉得这种难受是应该的。但在按摩店里，我们就会直接跟按摩师说你轻点，我不吃劲儿——我需要一个适度的力，不是说完全不痛，但那个痛是我可以承受的。换句话说，走进这扇门的时候，应该把自己看得高一点，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希望他帮我解决什么，我怎么去使用它，而不是把自己看得很低，把我自己交出去，然后请他来告诉我接下来的生活该往哪里去。”
（应受访者要求，June、刘绫、戴小晴、徐敏为化名。感谢张若琪、汤书华、郭丝露、沙沙、邓郁的大力支持。参考资料：《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硬核读书会《面对残酷人生，我们最需要的是“在一起”》。）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余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