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为方便地去认识一段历史，我们通常会选择一个角度去观察。那么，要认识东汉之后的政治文化变化，士家的形成、发展、衰落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角度。
在东汉的政治舞台上活跃着皇权（及其附属物外戚与宦官）、士大夫、士族与豪族多种政治力量，这些政治力量维持着一种政治平衡，使得皇权较为强大，各种势力平衡发展，政治文化偏离甚微。但是随着黄巾起义的发生，这种力量结构在今后一个世纪急速演进。
东汉年间，宦官与外戚、士大夫争斗不止，酿成两次党锢之祸，朝廷日益腐败，又逢全国大旱，颗粒不收而赋税不减，汉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巨鹿人张角的号令下，高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黄巾起义爆发。斗争不断的东汉朝廷面对全国性的起义显得无力，又，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罢都尉、废秋式，使地方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丧失。为了镇压起义，东汉朝廷又允许地方自行招募兵俑，派兵镇压，使这场起义八个月就平定下去。
但是，黄巾起义改变了东汉的政治格局，东汉让地方自募兵俑的措施，使地方豪族如董卓、孙坚等崛起，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刘焉谓四方多事，原因在刺史权轻。遂改部分刺史为州牧，这使得地方豪族进一步壮大。汉灵帝死后，大将军何进为了诛宦官，引外藩董卓进京，因机事不密，何进为张让等所杀，袁绍、曹操尽除宦官，董卓入京后，废少帝而立刘协为帝，史称汉献帝，董卓得专朝政。至此，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外戚与宦官的斗争结束，外藩军阀得专朝权，皇权衰微，东汉原本活跃着的皇权（及其附属物外戚与宦官）、士大夫、士族与豪族多种政治力量，只剩下士族与豪族。
群雄讨董后，形成了几个地方势力集团，开始了群雄逐鹿。曹操的势力本不及袁绍，而终能克绍，与曹操与袁绍对待士族与豪族的政策不同不无关系。曹操出身不及袁绍，曹氏本地方豪族，趁黄巾而起势，故用人施政不拘一格，清人赵翼说:“盖操当初起时，方欲藉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乃其削平群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因此，在曹操集团中，有以曹氏、夏侯氏为代表的宗族集团(其亦属豪族)、以荀彧、钟繇为代表的士族集团、以郭嘉、于禁为代表的寒门集团，是故曹氏之为政，必虑诸者而后行之。这使得曹氏集团在东汉末年士族、豪族、士大夫、寒门各方都具有活力的条件下得以整合各方为其所用。反观袁绍，本士族出身，四世三公，所用之人皆为河北士族，故所行之政多以士族为重，失去了其他势力的支持。
但是，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士族处于上升期，这是一股有活力的政治集团。同时，黄巾起义后的群雄割据也使得士族更加具有地域性，在北方，曹操依靠士庶混合集团统一了北方。在江东，孙氏依靠淮北士族与江左士族的联合建立了割据政权，这一联合的士族群体具有很强的排外性，他们以江左士族为本位，深深的影响着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历史发展。刘备也在荆州士族与蜀中士族联合的基础上建立了西蜀政权。正是这些地域性的士族构成了三足鼎立的一个动力，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弱胜强，而赤壁之战中以强不能制弱者，盖亦有士族之力也。正是南北士族之间的一系列差异构成了南北不能快速统一的因素。
赤壁之战后，曹操认识到了这一因素，开始内部的进一步整合。当时，士族正处于上升期，掌握着大量的经济、思想文化与人才资源，曹操以外番强臣“挟天子以令诸侯”，在人才上与思想上都必须取得士家大族的支持。然而，曹操也看到了只依靠世家大族的弊端，故而发布求贤令，说“‘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这其中包括明显的士庶并用的思想。
曹操逝世后，子曹丕即魏王位，丕故为雄才大略之主，然其威望与才略不可比于曹操，加之其篡汉自立的野心需要士族的支持。这时期不得不改变曹操时对士族即打又用的政策，开始怀柔、优渥士族，篡汉自立后，用吏部尚书陈群之言，设立九品中正制：
以品第之法选拔官吏，州设州都，郡设为中正。“……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茂同郡护羌校尉王琰，前数为郡守，不名为清白。而琰子嘉仕历诸县，亦复为通人。嘉时还为散骑郎，冯翊郡移嘉为中正”。由此可见，郡中正由各郡长官推选，而且是现任官兼。《晋阳秋》：“陈群为吏部尚书，制九格登用，皆由于中正。考之簿世，然后授任。”表明魏时已重家世，但还不是完整的标准。但在初期，恐怕更重才学。如《宋书·恩幸传序》：“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但无论如何，九品中正制的设立，改变了曹魏政权的结构，使士族崛起，庶族地位下降，士族在东汉以来的士庶斗争中取得更大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