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与认可，秦国也通过变法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但为秦国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商鞅本人，不但没有被秦国人纪念，反而最后还落了个车裂的下场，这个结果是非比寻常的。
不少人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找到了一些原因，比如说他“刻薄少恩”，为人自大不听赵良劝谏之言，推行重典得罪了公子虔和秦惠王，自不量力起兵谋逆等各类原因，总之，就是说商鞅之死终于人品。
对于这个结论，如果按照常理常规常识，一个顶着巨大压力为秦国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得到秦孝公认可的人，很难与小人、人品卑劣等反面之词相挂钩。
司马迁可以质疑商鞅的人品，但是秦孝公将一国的前途交付于商鞅手上，难道他对商鞅的为人就没有起码的认知吗？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古往今来的政治法则，领袖人物始终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场变革的第一推动力，比如说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秦始皇一统六国，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都是以领袖名号作为变革标志的。
而在秦国发生了一场如此之大的变革，一场改变天下格局的大变法，竟然是以“商鞅变法”冠名，而不是以国君之名，而如果秦孝公就此对商鞅发起“声望罪”，那么商鞅不会到秦惠王时代才被治罪，足见秦孝公的格局之大，尊贤之心可见一斑。
下面具体看下，司马迁对商鞅的两点严重质疑：
商鞅天资刻薄吗？
司马迁对商鞅的人格评价为“天资刻薄人也”，证据有六条：
第一，以帝王术，挟持浮说。意思是说商鞅靠“浮说”，以帝道、王道以及五霸兴起的缘由骗取了秦孝王的信任。事实上，关于变法与否，在秦国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以甘龙为首的保守派认为，变法不利于国家，而商鞅的回击是国家强大的希望，只存在于变法之中。
保守派又提出，说旧时秦法“因民而教，不劳而功成，不当改变······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议君。”，商鞅的主张是“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不论秦法曾经如何，为了强国爱民，都不应因循守旧，而当推行变法。
关于可能引发天下舆论的问题，保守派提醒秦孝公可能引发的“身败名裂”，以此作为筹码来阻止变法。而商鞅对此提出两点主张：其一，他不怕天下人的批评、攻击和议论；其二，只要变法成功，就可改变舆论。
以上哪点属于“浮说”呢？句句都是辩证且具有前瞻性的言论。
其二，由嬖臣，及得用。商鞅得以辗转去了秦国， 并不是莫名其妙去的，而是受到了秦孝公“求贤令”的号召才去的。
从黄帝时期开始，中国远古政治就产生了悠久的求贤传统。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竞争激烈，对优秀人才的需求更为紧迫。
秦孝公以文告征召的方式，面向全社会重金招聘人才，“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尊官分土”就是与强秦功臣分治秦国，使这个功臣拥有实际意义上的土地，以及与民众的诸侯地位。
重赏之下，必有勇士。商鞅在魏国不得重用，空有鸿志，去往秦国实现梦想是再正常不过了。在秦国为了见到秦孝公本人，他通过各种关系找到秦孝公的宠臣景监，以求见到秦孝公，并能够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恰恰说明，他是一个懂得变通的人。
更何况，景监到底如何坏，没有记载。即使景监是一个坏人，在商鞅这件事上，也只能算是他做了一件利国利国的大好事。
其三，刑公子虔。商鞅颁布新法令，导致旧贵族势力失去特权，于是便千方百计阻挠新法，其中太子驷（秦惠王）的师傅公子虔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教唆太子触犯法令，商鞅自然要按照法令处罚太子，但是由于太子是未来的继承人，且年幼无知，于是就处罚他的师傅公子虔，处以黥面。
但公子虔不知悔改，四年后又触犯了法律，商鞅毫不留情地依法割掉了公子虔的鼻子。此后，公子虔曾经八年不出门，对商鞅也是恨之入骨。这件事也为商鞅遭遇车裂埋下了伏笔。
商鞅好“刑名之学”，这是战国时代法家的一派，这个学派的特点是，授官用人，循名责实，量刑施法，生杀予夺，是关于统治术的学问。
从国之利益出发，商鞅对公子虔的惩戒完全是有法可依，而且还证明他的铁面无私。这不是他的优点吗？
其四，欺魏将卬（[áng]同“昂”）。秦魏两国接壤，多次发生战争，在秦孝公之前，秦国与之交战基本不占优势。在商鞅变法取得一定成绩时，商鞅建议秦孝公伐魏，并得到应允。于是，商鞅率军攻打魏国，魏惠王便派了公子昂应战。
公子昂的身份有些特殊，他既是魏惠王的弟弟，又是商鞅的老朋友。秦魏两军开战，双方相峙数日未有结果。商鞅坐不住了，因为再耗下去对秦军没有一点好处，于是便向公子昂施了一招“瞒天过海”。
他给公子昂写信说要与他订立盟约，各自班师。公子昂当然同意了，于是前去与商鞅会盟，不料商鞅在公子昂放松戒备时，俘虏了公子昂。魏军主将被俘，军心大乱，商鞅乘机进攻，魏军大败。
商鞅与公子昂各为其主，战场交兵本是公子昂轻敌，欺敌乃天经地义，这怎么能埋怨到商鞅身上，那苦肉计岂不是要受到道德审判了？
其五，不师赵良之言。商鞅手下有个谋士叫赵良，才华出众，商鞅非常欣赏他。有一次，他劝商鞅早点隐退，并把封地归还给秦王，因为他认为商鞅变法不得人心，比如说得罪了公子虔，还说商鞅不是靠自己名声得到秦王召见，而是走了歪道。
其实赵良之言就是一套明哲保身的言论，而商鞅志在施展抱负，他是不可能听赵良之言的。
其六，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其实这些文章都是变法名篇，与其人行事相类，这是很正常的，激励民众，刺激生产，怎么能说成是“刻薄”呢？
所以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商鞅的人格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偏见。
商鞅究竟有没有造反？
对于商鞅的结局，在《战国策》和《史记·商君列传》中并不相同。在《战国策》中的记述相对比较简洁，说秦孝公病重时，曾有意将大位传于商鞅，“欲传商君，辞不受”，之后“商君告归”，回到他的封地。秦惠王即位后，便有人劝说他除去商君，于是就有了之后的车裂商鞅。
而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司马迁的记述就比较复杂了，在公子虔告发商鞅造反后，司马迁对之后商鞅的遭遇进行了细节描写。如说他先是逃到函谷关，旅店也得入住，好不容易逃到魏国，还被魏国赶了出来，并且魏国花费大量精力还把商鞅给逼回了秦国。之后商鞅才想到了造反，结果又没打过秦军，最后被杀后还遭遇了车裂尸身。此后，秦惠王还灭了商鞅的家人。
对于商鞅的两种记述，都表明几个问题：
其一，商鞅是被人告发的，致于他是否有罪，这个取决于告发者的动机。
其二，商鞅之死的确是秦惠王下的令，理由有两点：一，商鞅权势过重，对君主构成威胁，不杀不安心；二，秦惠王与商鞅原本就有政治仇恨，杀了商鞅以泄私愤也是合理的。
其三，也是有争议的一点，《战国策》没有提到商鞅造反，而在《史记》中，不仅明确提到他造反，而且把过程也记述的很清楚。但同时也暴露出诸多矛盾。
比如商鞅造反的动机是什么，《史记》没有提及。但我们推测无非有二：一为活命，二为夺权。如果这个动机成立，那么依商鞅的智商，第一反应肯定是回到封地，组织兵力，更或者说，如果有造反之心，在秦孝公时期就应有所准备，而不是等到秦孝公死后将自己置于东躲西藏的境地，最后才选择匆匆起兵，这种注定是一种失败的造反，对于商鞅而言，有何意义，这不符合像他在秦国的人设。
再看他的逃跑路线更是离谱，函谷关在当时如同对黄河的叫法一样，天下人说起关或河，指的必定是函谷关或黄河。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关口，一向是秦军重兵把守的一个要塞。而商鞅在追捕令已下的情况下，还要再向虎山行，他这是在拿生命开玩笑吧。
再说他住店的事，他是政策的制订者，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没有身份证不能入住呢？还非要上前去打脸？
再说到他造反，“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此句的“徒属”们，但凡只要思维正常就不可能追随一个已落魄到家的人起来造反，这也等于是往枪口上撞。
所以，综上两点叙述，对于司马迁所说，商鞅造反是很值得怀疑的。那么，商鞅最有可能的死亡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秦始皇时代，吕不韦为秦国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的结局也同样令人唏嘘，秦始皇一封信就把他的功绩抹杀的干干净净，最后他被迫自尽。
吕不韦的结局与商鞅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功劳太大，影响力也大，而变法后的秦国随着实力的增强，君王权力也在加强，但凡对秦王形成威胁的人物，都是重点排除对象。所以，商鞅之死也是必然的。
变法家、改革者在战国时代大多是悲壮的，商鞅最终被车裂尸身，赵武灵王被囚禁致死，吴起被乱箭射死。韩非子在《孤愤》中说，变法家的政治秉性与现实使命，决定了他们必然与旧势力不共戴天。而旧势力也必将其视为政敌，必除之而后快。
变法家们的特殊使命感，只会给他们带来两种结果，不是死于公法，就是死于私剑！尽管路的尽头是无路可走，但变法之士死不旋踵，代有人出。他们是一群推动历史向前的吹哨人，历史不会忘记他们的！
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行者，不可存也！沿袭旧途而存国，不可得也！---韩非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