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00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几乎历朝历代都有改革，每个朝代都进行过小的革新或大的变法，都在努力剔除阻碍发展的不利因素，希望促进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而真正影响深远并为史学家所称道的却是这四次变法:商鞅变法、孝文帝改革、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
先秦孝公时期，为富国强兵、争霸天下，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通过变法，秦国不仅增加了财政收入，还培养了一支虎狼之师，由原来的普通诸侯国一跃成为当时的第一强国。于企业改革而言，有两点可以借鉴，一是废除世禄世卿制，二是奖励军功。
一个企业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总有一些人习惯躺在功劳簿上，张嘴闭嘴的都是“老子当年如何如何”。可事实呢，坐着高位，享受高薪的同时却不能做出相应的贡献，更有甚者，其子女家人因为长辈的缘故，被安排在了企业的重要位置，有些能力倒也罢了，可若是能力一般甚至无能呢，岂不是对企业资源的极大浪费？这就是如今企业的世卿世禄，一个人有贡献，而企业却要养他家多少代多少年，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坐吃山空。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逐利求名是一种人性。任何一位领导甚至企业老板，其智谋和见识都是有限的，所以要最大限度的发挥每一位员工的智慧和才能，这样才能促进企业的发展与进步，靠什么？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增加奖励机制。金钱奖励、地位奖励、名誉奖励，任何一个奖励都可以促进员工的上进心。如果人人上进，人人追求进步，那么何愁企业没有活力呢？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打造出一支嗷嗷叫的队伍，这样的企业必然可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攻城略地，无往不胜。
北魏孝文帝时期，孝文帝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改革。经过数十年的改变，使得北魏经济、军事、文化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提高，更是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于企业而言，有两点值得借鉴，一是迁都洛阳，二是推行汉化教育。
企业改革最需要的是什么？绝对不是改革的内容和方法，而是改革者的勇气，没有一以贯之、坚持到底的勇气根本就无从改革，遇到点反对声音就放弃也是妄谈改变。孝文帝把都城由贫瘠的平城遣到繁华的洛阳，需要克服大众的恋旧心理等重重障碍，企业改革也是一样，需要的是大决心和大勇气。
只有思想统一的军队才能打胜仗，同样只有思想统一的企业才能发展的更好。孝文帝推行汉化教育，尊崇传统儒教，如同当今军队中“党支部建立在连队以上”一样，都是思想上、观念上的统一教育。《孙子兵法》有云:上下同欲者胜。当每位员工都以企业的目标为目标，以企业的利益为利益时，企业必然能够取得长远的发展。
北宋神宗时期，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在全国实行变法，主要内容有青苗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虽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弊大于利，最终宋神宗去世后，王安石被贬，司马光为相而全盘废除新法。王安石变法失败，于企业改革而言，有两点值得借鉴，一是急功近利，二是用人不当。
要改变人们的思想和大众的观念，需要按部就班层层递进的方式，而不能急功近利，企图一蹴而就的去改变，那样的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企业改革也是一样，在把握原则和方向的前提下，一点一点的让大家去接受和改变，给人们一个适应的过程。当然，有些方面还是要大刀阔斧的，不能够缩手缩脚，这些都是改革者的智谋和胆略的考验。
执行力是企业改革和转变的第一要素，没有执行力的改革只能是纸上谈兵。而执行力的主体是人，所以选对人才是重中之重。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所托非人是重要原因。如何分辨和使用人才在任何时候都是企业领导的必修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也有不同的才能，有些人善于攻城略地，有些人善于守成，有些人正直勇敢，有些人有才而无德，需要分辨清楚，万不可混为一谈。
清朝光绪年间，光绪帝重用康有为等人实行变法，变法内容多为中体西用，军事上、文化人甚至思想上学习西方，虽说最终光绪帝被软禁，变法失败，但也播撒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种子。于企业改革而言，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绝对的权力，二是行动统一。
众所周知，光绪帝只是一个傀儡，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所以最终的结局只能是被软禁。而企业改革呢，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更需要绝对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没有真正的指挥权，想要变革根本就是无从谈起。所以企业变革是谨慎的，绝不是头脑发热的一时冲动，需要把握全盘，需要令行禁止。
维新变法只是一次封建地主阶级的改良，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企业改革呢，也要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要从思想上观念上行动上去改变员工，要把改革的理念深入人心，当团队中每个人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样上行下效，上下一体，必能取得成功。
一个企业的改革，是要打破旧有的障碍，是要建立全新的机制，就需要勇往无前，坚持到底；需要打破特权，增加激励；需要统盘全局，步履沉稳；需要重视人才，增加执行；需要绝对权力，令行禁止；需要思想统一，上下一体。拥有这些，企业必然可以在改革中取得成效，必然可以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