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历史记载以来，战争便是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在战争中，人类会泯灭良心，失去人性，可以说，战争是人类一切恶的化身，是人类文明中的一朵恶之花。
在远古的战争中，战争双方考虑的是进攻、进攻、不停顿地进攻，直至敌人完全丧失抵抗能力。然而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这种情形改变了。战争的道义性，开始成为政治家以及军事家们考虑的事情。
正所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逆也！”政治家们发现，在战争中，必须首先抢占道义的制高点。只要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就可以赋予本方士兵战斗的理由，亦可以瓦解敌人的意志；只要占据道德制高点，就可以高屋建瓴，对敌人占据难以想象的优势。
秦朝灭亡后，西汉建立，而冒顿单于建立的匈奴，成为威胁汉朝生存最大的敌人。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初期，汉朝一直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但是随着汉朝实力的增长，针对匈奴的反击便被提上了议程。
为了在与匈奴的战争中立于道德的制高点，汉武帝决定以“孝道”为切入点，在匈奴面前占据道义上的优势。
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贵壮贱老”，不讲究孝道。在匈奴，好的、肥美的食物都先给年轻人食用，而老人只能吃残羹冷炙。此外，匈奴还不讲“人伦”，父亲去世，儿子竟能继承自己的庶母。
反观汉朝，人们重视伦理，朝廷更是“以孝治天下”。甚至，汉朝皇帝还会给自己加冠一个“孝”字。因此汉文帝通常被称为“孝文帝”，汉武帝通常被称为“孝武帝”，汉宣帝也可被称为“孝宣帝”。
对于匈奴人的不孝，汉朝人是有极高的道德优越感的。因此早在文景时代，汉朝人就多次以“孝”为切入点，攻击和贬低匈奴人。
为了应对汉朝的舆论攻势，匈奴也做出了一些努力。为此，他们还以汉奸中行说为媒介，驳斥汉朝使臣对匈奴的攻击。中行说认为，匈奴人之所以“贱老”，是因为草原生存环境恶劣，战争频繁，如果壮者不吃肥美，就保护不了老弱。而匈奴人之所以“妻其后母”，是害怕这些女眷失去男人的照顾，陷于饥寒和死亡。
事实上，匈奴人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匈奴人自然也有他们的孝道，甚至还有针对于此的专门词汇——“若鞮”。匈奴之所以看起来没有那么“孝顺”，完全出于自然环境因素，是情有可原的。
然而，汉朝并未放弃针对匈奴的孝道攻势。在卫青攻打匈奴之前，汉武帝专门拟定一份诏令，说明汉朝攻打匈奴，并非为了他们的土地和牛羊，而是替天行道，文中写道：
“匈奴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造谋籍兵，数为边害。故兴师遗将，以征厥罪。”
汉武帝的说法，自然能得到汉朝士兵的共情，让他们明白，攻打匈奴不仅是为了保家卫国，同时也是为了道义。
除此以外，汉武帝还专门表彰匈奴的“纯孝”人物。例如汉朝名臣金日磾，他本是休屠王子，后被霍去病俘虏，在宫中当马夫。然后汉武帝却惊讶地发现，金日磾非常孝顺母亲，因此对他另眼相看。金日磾的母亲去世后，汉武帝还专门为她画了一个像，将之挂在一处大堂上。而金日磾每次经过画像，都会掩面而哭。
为了表彰金日磾的孝道，汉武帝让这名匈奴人步步高升，最终成为托孤大臣。而金日磾的示范作用，很难不给其他匈奴人造成触动。
在汉朝将士的勇猛打击下，曾经强大的匈奴帝国就此分崩离析，最终于汉宣帝时期，成为汉朝的保护国。到了此时，汉朝仍不放弃针对匈奴的“孝道”输出。汉元帝时期，汉朝开始招收匈奴子弟到太学入学，而他们所学习的，自然也有很多孝道的内容。
到了汉成帝时期，匈奴果然有所触动，匈奴单于开始有模有样地在自己头衔上加上“若鞮”，翻译过来就是“孝单于”。很显然，匈奴上层已经接受了汉人的孝道。
到了东汉时期，部分匈奴人南迁，成为所谓的南匈奴。在汉地，南匈奴人彻底的汉化，完全接受了汉朝关于孝道的价值观。而南匈奴也出现了很多纯孝的人物。
以刘渊为例，在他七岁这年，母亲去世，他伤心得捶胸顿足，嚎啕大哭，旁人都被他的悲伤所感动，宗族、部落的人都赞赏他的孝顺。而刘渊也因此获得了汉族士人的认同，成为所谓的“匈奴名士”，为他后来建立汉国，积累了丰厚的资本。除了认同孝道外，南匈奴人对曾经“妻后母”的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在孝道的感召下，匈奴人逐渐被汉人同化，如今已完全融入我们的血脉之中。
如今，美国也领悟了汉武帝“占据道义制高点”的精髓。他们自诩为“民主”“自由”以及“人权”的代表，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干涉、侵略他国。而美国的图谋，在很大程度都得了逞，例如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曾受到许多伊拉克人的欢迎。
因此在现代战争中，如何占据道义制高点成为了重中之重，值得我们警醒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