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父之战：《史记》应该是少写了一句话】
我的这个战史系列，主要是写战争史上的一些经典战例，重心在发掘战略战役层面的精髓与亮点、还原部分历史事实（尤其是前人还没特别注意到的），这类战例在总量上的占比实际相当低，所以会有大量的战争被筛掉。
比如秦国一统六合的战争，自然是战国战争史上最为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一页，但因为个中战例基本乏善可陈，最优秀的王翦不过是“筑壁垒、打硬仗”，王贲“水灌大梁”的战法也非首创，所以就都跳过了。
但是，发生在六合一统过程中的城父之战（即项燕击败李信之战），却存在颇多疑点，既有的研究结论也莫衷一是，很值得深入探讨一下。
先上原材料，《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
“李信攻平舆，蒙恬攻寝，大破荆军。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
《资治通鉴》只有部分文字上的改动，可判抄袭。
争议主要体现在两处。
一是“鄢郢”到底是指哪里？田余庆先生认为是陈郢，杨宽先生认为是楚国故都南郡（即鄢郢之战发生地），辛德勇教授则认为就是楚国当时的都城寿春。
二是那个神秘的昌平君熊启到底有没有掺和这一战。田、杨认为有，辛德勇则认为压根没有。
（至于这里的蒙恬当为蒙武，史学界已有共论，本文仍照着《史记》使用蒙恬，以防更混乱。）
而最关键的疑难，在“引兵而西”这四个字上。
从上图很容易看出，陈郢、鄢郢都并不在城父东边，而城父更像是在寿春北边而不是西边。
所以，李信“引兵而西”，无论从上述三个地点中的哪一个，想赶到城父，难度都的确大了点。
这也是诞生诸多解释的源头。
还是一个个分析吧。
田余庆的主要观点是：本来管理陈郢的昌平君突然叛变，李信前往平叛，虽然搞定了昌平君，但听说西边还有原韩国的叛军，所以李信“引兵而西”继续平叛，但此时焦头烂额的李信，很快被项燕抓住机会，追踪突袭打败。
所以，田余庆认为所谓的“城父”，应该是“父城”，《史记》这里写反了。
黄盛璋也认为鄢郢就是陈郢，但认为城父并未写错。只是解释不了“引兵而西”。
杨宽的主要观点是：昌平君在楚国故都叛变，李信跋山涉水、远程奔袭，但只是驱逐了鄢郢的楚军，等李信引军向东、朝同蒙恬约定好的城父方向进军的时候，楚军在项燕的率领下前往追踪，突袭打败李信。
说白了，杨宽这是直接把“引兵而西”改成了“引兵而东”，大概他是认为《史记》这里就是写错了。
辛德勇的主要观点是：李信直接渡过淮水、攻打了寿春，但《史记》所谓“破之”，只是打败寿春附近的武装力量，并没有攻下来。鉴于寿春城在淮水南岸，李信害怕大军被拖在淮水以南、后路被楚军截断，于是就引兵向西，退回城父，和蒙恬会军。
辛认为：李信战略意图是先将楚国淮水以北的地界全部占领，肃清楚国残余部队，再统领全军攻下楚国首都寿春城。李信改变行军路线，完全是从军事战略的角度，而不是因为昌平君叛秦的缘故。
说实话，辛的观点，相比之前三位的“靠谱”之处在于，总算是站在军事战略角度去分析这场战争了。而且，城父是在寿春西北，“引兵而西”大致说得过去。
但辛对“破之”的解释恐怕难以服众，毕竟“鄢郢”是个据点，理解成“攻下”而非清扫外围，才更合常理。
更重要的，从军事战略上来说，辛的观点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如果李信的战略目标是直指寿春，那么他不该中途就放弃，而如果他的战略目标是淮北地区，就更不应该渡过淮河去打寿春，然后再撤回来。这无疑是来回折腾、空费军力，而且很可能是将大军置于险地。
无论如何，各位专家都起码是“一家之言”，各有各的理。
那这一战的实际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我来说说我的的推测和看法吧，看看是否更符合情理，也欢迎讨论。
首先，上述所有争论的关键点，其实都是陈郢、平舆和寝三个据点被攻下的先后顺序。
《史记》的记载很明确，李信是先拿下了平舆，再北上进攻陈郢。但辛德勇认为陈郢是鸿沟南侧、秦楚边界的重大战略据点，秦军不可能越过陈郢而先进攻平舆和寝，而依据便是后来王翦出兵的路线：“取陈以南至平舆”。
我以为，辛这是把李信和王翦的两次灭楚战争做了简单化的类比，并且认为秦军进军路线只能有一条，战法也只能有一种，这站在军事角度无疑是幼稚的，尤其忽略了李信和王翦两人之间的指挥风格乃至个人脾性的区别。
从史实我们可以确定，两人之间几乎可以形成完全相反的对比，比如：年轻毛躁对老迈沉稳、盲目轻敌对理智谨慎、快速推进对步步为营。
而两人最终战果的天壤之别，正是因为这些区别。把王翦后来的做法，“套”到李信头上，不仅不合适，更可能是完全背反。
所以，当面对陈郢这个重要据点（同步意味着聚集的楚军兵力更多），李信也知道要必须将之拿下，但与王翦的平稳推进不同，他所采取的战法要更灵活。
他进攻平舆，蒙恬进攻寝，从战法上来说属于攻其侧翼、“围魏救赵”，不仅不正面强攻陈郢，反而是打算将其调动来援，歼灭于野外。这个效率从理论上来说，当然要更高。
所以，无论秦军最早的出征点是在哪里，这一战的实际起点应该是汝水上游，而不是大梁。
上述所有的战事图，关于这一点都画错了，秦军尤其不可能从陈郢的两侧而过，分别进攻其后方的据点，在军事上这是自行送死、被各个击破的愚蠢之举，兵家所不为，更不符合李信的战略意图。
真正的城父之战战事示意图：
李信和蒙恬沿着汝水两路进击，分别进攻平舆与寝，形成掎角之势，等待陈郢的楚军出城来援。
但李信没有如愿，楚军并没有按照他的盘算走，估计是双方的总兵力差距太大，楚军不敢冒险，更没中计。
没关系，秦军就势完全攻下两地，李信根据最新的战场态势酝酿新招，他北上主动进攻陈郢，而蒙恬东进，直插城父方向，既是从大范围内包围陈郢，同时也切断了陈郢守军的退路以及和蕲地楚军大本营的联系，准备全歼陈郢楚军。
楚军再次“料敌机先”，对策是少数部队留守陈郢，大部队向蕲地转移，甚至是将其投放在对蒙恬所部秦军的阻击战上，以致蒙恬所部进展缓慢。
所以李信相对轻松的拿下了陈郢，但并没有消灭楚军主力，急躁的他选择迅速东进，前往追击楚军，以及包抄在阻击蒙恬楚军的侧背。
最关键的点来了，李信所部向东追击所达到的终点，肯定是在城父以东，以至于当蒙恬按照计划挺进到城父时，李信实际上已经跑到蒙恬的前方了。
也就是说，李信的两路进击、包围歼灭陈郢楚军的计划再次落空。这对信誓旦旦必灭楚国的李信来说纯属打脸，虽然他看似进展神速，但始终没有抓住、歼灭楚军的真正主力。
而此时的楚军，已经全部汇聚到蕲地大本营，正是力量最强的时候。
但一直冒进、轻敌、贪功的李信，都不等待蒙恬，选择立即向蕲进攻，结果碰到了硬钉子，战事不利，这才不得不“引兵而西”，想要同蒙恬会师，寄望两军合并后，再同楚军决战。
但李信一撤退，项燕的战机就来了。他必须赶在会师前消灭掉李信所部，否则会师后的秦军会因为兵力规模过大，导致楚军无法击败，只有先吃掉李信所部，才有全胜的可能。
所以项燕才三日夜不停不休，狂飙突进，终于追上并击败李信大军。而蒙恬见状，已知大势已去，明智选择快速“撤军”，不然下一个被追击歼灭的就是他。
这就是我对城父之战的大致推演，总结一下：
1、我赞成田余庆、黄盛璋等人的观点，《史记》这里所谓“鄢郢”便是陈郢，即陈地。
2、我赞成辛德勇从军事战略分析的出发角度，但不赞成他的结论。
当时楚国的防备力量，基本可以淮河划界，分为淮北兵团（以蕲地为中心）和淮南兵团（以国都寿春为中心），要消灭楚国，无疑要先消灭淮北兵团，这也是李信乃至后来王翦的共同做法。
在淮北兵团没被消灭、淮北地区没被秦国实质占领前，贸然渡过淮河进攻寿春，不仅不是上策，反而是自行送死之举，很容易被切断后路。
所以，“鄢郢为寿春”的说法立不住。
3、我认为《史记》是少记载或者传播过程中丢掉了一句话——“至蕲战不利”。
完整表述应该为：“李信攻平舆，蒙恬攻寝，大破荆军。信又攻鄢郢，破之，至蕲战不利，於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
加了这句话，所有争论中最关键的疑难，即所谓“引兵而西”，才能真正获得完美解释，也最符合情理。
过往的观点，之所以始终难以解释这一点，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做不到从纯军事角度去分析战争，论证不出“李信大军从东向西同蒙恬会师，自然是李信大军当时就在蒙恬东边”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若能稍作战事推演，这本就是极为简单的事情。
大概确实要归因于“史家鲜克知兵”吧。至于杨宽对此战的观点，就军事上说漏洞百出，有纯属外行之嫌。
4、昌平君反叛，与此战的关系，实难确定。
首先，关于昌平君的研究，本身就是“一团浆糊”、众说纷纭。但可以确定一点，昌平君在陈郢宣布反叛的时间，应至少发生在李信大军拿下陈郢、东进之后，且并非如田余庆、杨宽等人所说的被李信很快平定。
这也正是李开元《昌平君列传》的说法：“二十二年，李信、蒙武攻楚。昌平君反秦于郢陈，李信、蒙武军回，遂大败李信军，杀七都尉。”
难怪之后嬴政会“大怒”，既恼怒李信的完犊子，更气愤昌平君的反水。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李信之所以迅速撤军，是昌平君突然叛变，导致其后路被切断。
但我想指出的是，也存在另一个可能——
昌平君宣布反叛，更可能是在李信大军惨败、蒙恬大军撤走之后，昌平君见秦军大势已去，这才见机而作。
毕竟，在战场形势不明，尤其是李信、蒙恬两路大军所向披靡时，昌平君选择这个时机反叛，实在难说明智。
这才是我更愿坚持的观点。
具体真相，只有等待更多证据了。
如果采信李开元的说法，那我的结论或许还可以再加一句话——
“李信攻平舆，蒙恬攻寝，大破荆军。信又攻鄢郢，破之，至蕲战不利，会昌平君反，於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
但是，无论此战前后有没有昌平君反叛这回事，“至蕲战不利”这句话都不可或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