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是目前所知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共十三篇，叙述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
这本古文献揭穿了"禅让"是儒家编造的谎言，下面就跟随小编一起深入了解这本奇书《竹书纪年》。这是一本颠覆华夏历史的千古奇书，由于书中的内容太过于真实和血腥，从而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列为禁书，甚至有人称之为是歪理、邪说，将之视为正统文化的异类。
《竹书记年》的发现也颇具戏剧性。西晋初年，河南省汲县一个叫不准(音读“否标”)的盗墓贼掘开一座古墓。进去后，由于墓中漆黑，他便随手摸得一把竹片。点着竹片用来照明，然而墓中并没有他所期待得太多财宝，成片成捆的竹片倒是不少，作为盗墓贼他无疑大失所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毫无用处。他在失望之余，将竹片翻个底朝天，把一些值钱的物品拿了就走了。
村民们看到被打开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后告知官府。来的官员看到竹片大小一样，上面有字，字迹整齐且数量巨大。于是把竹片拾掇到一起，装了几车运走。由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
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通过对竹简的研究，人们发现，原来盗墓贼挖开的墓是战国时代魏王冢，带字的竹片竟是前所未知的典籍，因它是汲郡人不准在盗墓冢时发现，故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竹书纪年》是《汲冢书》中价值最大的史料。
这批竹简后经荀勖、和峤、束哲、卫恒和杜预等人整理、研究，改写成当时通行的隶书体，共得书十六部，七十五篇（其中完整的六十八篇，残缺的七篇，总共十多万字）编入当时图书目录中的《中经》，列为典籍。这些《汲冢书》中，有《纪年》十二篇，是最重要的。因它原系用古文写成所以，又称《古文纪年》；又因为是在汲郡的坟墓里发现的，所以又称《汲家纪年》；直到北魏郦道元注《水经》，引用此书作纪年，为说明出处，就特地加上“竹书”二字，称为《竹书纪年》，从那时起，人们也就以《竹书纪年》为正式书名。
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对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记录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不单只内容不同，而且价值取向相异。《竹书纪年》描述了从夏朝到战国时期历代所发生的血腥政变和军事冲突。书中所记载的部分颠覆了儒家所记载的历史，二者可以说是两个极端。儒家所记载的大都是美好的，而竹书纪年所载，则与我们的认知大不同。我们来看一看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在该书是如何记载的：
1.舜囚禁尧，最后把尧杀死，夺取帝位。
2.舜大肆消灭尧的死党，将其称为四凶，其中就包括禹的父亲。
3.禹据夏地抗舜，最终击败舜，将其流放到苍梧，舜遂死在苍梧。
4.禹死，启即位，益密谋夺位，结果被启杀掉。
5.伊尹杀商王自立，后被杀。
6.商王文丁杀周文王父季历。
7.共和元年。不是周公、召公联合执政，而是诸侯国共国伯和代周天子执政，而称“共和行政”。
8.周文王被纣王拘押，不是因为崇侯虎进了谗言，而是周文王与纣王发生军事冲突，败而受俘。
9.周武王乘纣王主力东征东夷，进而偷袭商都。
”劲爆”的内容，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
《竹书纪年》之所以称之为奇书，跟它“劲爆”的内容不无关系。我们所熟知的尧舜禹的禅让制，在《竹书纪年》里面成为了血腥的残杀。《竹书纪年》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尧帝并非要将部落交给舜，而是要给自己的儿子丹朱。可惜后来却被舜发动政变给囚禁致死，而他的儿子丹朱也被舜给流放了。后来的舜禅让给禹也不是真的，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舜也并非主动传位，而是被权臣禹放逐远方而死。
事实上，在同一时期里的《韩非子》对于尧舜禹的禅让，同样持否定的态度，据《韩非子·说疑》记载：“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由此可见《竹书纪年》里面关于尧舜禹传位的说法并非孤证。
《竹书纪年》记载的第二个“猛料”则与商朝圣人伊尹有关。在传统的史书里面，伊尹因为太甲胡作非为，而将他囚禁起来，等到了太甲改邪归正之后便还政于他，伊尹也因为这件事而流芳百世。但是在《竹书纪年》里面，这个故事被彻底颠覆了。
据《竹书纪年》载：“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如果《竹书纪年》的这一说法属实，那么一个古代的圣人将被颠覆。不过这样的说法应该不是很准确，因为根据后来发现的甲骨文，不难得知伊尹在商朝地位崇高，如果他真的发动政变自己当皇帝，那么后来的商朝皇帝不可能给他这么高的地位。
纵观《竹书纪年》的发现、整理以及它的内容，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本充满传奇色彩的史籍，至于它内容的真伪那只能等更多的考古证据出土了才能证实。
《竹书纪年》发现的意义是很重大的。首先，我国按编年形式记载春秋以前历史的书是很少的。《竹书纪年》丰富了我国古代史的内容，如“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王杀季历”等记载，跟古代传说和古代史书都不同，因而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竹书纪年》所记的战国部分，同《史记》的差别就更大，可用以纠正《史记》的很多错误。自从《竹书纪年》发现后，就引起了当时和后世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们的极大兴趣，纷纷引用以研究古代历史。如司马彪就据以驳正了谯周的《古史考》一百二十二条。此外，郭璞的《穆天子传注》，干宝的《搜神记》，郦道元的《水经注》，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欧阳询的《艺文类聚》，李善的《文选注》，刘知几的《史通》，李昉的《太平御览》，王存的《元丰九域志》，罗泌的《路史》，胡应麟的《三坟补逸》，鲍彪的《战国策注》和顾炎武的《日知录》等书，都曾引竹书纪年》来说明历史问题的，可见其史料价值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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