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壹太过张狂，终于为自己惹下祸事。
左将军朱据是孙权的女婿，娶孙权小女儿人称“小公主”的孙鲁育为妻。
照说这种身份的人物，吕壹应该敬而远之才对，但他仗着孙权的宠信，仍然敢捋虎须。
也许在吕壹的心里，只要有孙权的支持，就没有自己不敢动的人。
朱据的部曲应该领取兵饷三万缗钱（一缗相当于一千钱），但工匠王遂将钱冒领，贪污了。
吕壹怀疑这笔钱是被朱据私吞了，于是抓了朱据部下主事的军吏，严刑拷问，乱棍之下打死了。
朱据知道这个部属是无辜屈死，非常同情他，对他厚葬。
吕壹以为抓住了把柄，上表孙权，说：“一定是因为朱据军吏为朱据隐瞒，所以朱据才厚葬他。”
孙权信以为真，屡次责问朱据。
朱据无法自证清白，只好搬出家门，坐卧在草席上，听候孙权发落。
几天后，典军吏刘助听说此事，赶紧去作证，说钱是被王遂取走了。
孙权知道真相后，大吃一惊，这才意识到吕壹的行径有问题。
他对此事深有感触，感叹说：“朱据都可以被冤枉，何况那些小小官员和平民百姓呢？”
刘助及时澄清了朱据的冤情，作证有功，孙权赏赐了他一百万钱。
随后，孙权下诏，将吕壹抓捕入狱，追责问罪。
丞相顾雍到廷尉审理此案，吕壹以阶下囚身分相见。
顾雍面色温和，审问录取了吕壹的口供。
临走时，顾雍问吕壹：“你还有什么要讲的？”
吕壹无话可说，只能叩头不止。
尚书郎怀叙气愤吕壹，当面责骂吕壹，进行羞辱。
顾雍看不下去了，责备怀叙，说：“自有国家法律在，用得着这样吗？”
审理完毕，真相大白，吕壹罔顾法律、栽赃陷害、以权谋私等种种劣行浮出水面。
朝廷有关部门纷纷奏请，处以吕壹死刑。
有的大臣认为，让吕壹就这么轻易死了，不解恨，应该将他这种罪魁祸首加以焚烧、车裂之刑。
孙权拿不定主意，征询中书令阚泽的意见。
阚泽说：“盛明之世，不宜再有此刑。”
孙权听从了他的意见。
阚泽（？－243年），字德润，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绍兴市）人。
阚泽家世代务农，家贫无钱，常常被人雇用抄书，以此换取纸笔。
阚泽喜爱学习，抄完书后，往往就能把那部书全部诵读完毕。
他追记先生论讲，探究博览群书，并且通晓天算历法，由此声名显扬，被察举为孝廉，出任钱塘县县长，升为郴县县令。
孙权为骠骑将军时，征召他补西曹掾一职，称帝后，又任命阚泽为尚书，后为中书令，加授侍中。
吴赤乌五年(242年)，阚泽被任为太子太傅，兼中书令照旧。
他考虑到经传文章太多，很难得以全部应用，于是斟酌各家之说，节选三《礼》文字及各家注解，以此教授两宫（太子孙和、鲁王孙霸），为他们拟定了出入及与宾客会见的礼仪，又著有《乾象历注》以纠正历法时日的差误。
另外，阚泽还著有《九章算术》，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据传，阚泽对圆周率也很有研究，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对圆周率的精确计算就是借鉴了他的成果。
每逢朝廷有重大事情讨论，凡经典方面有疑难之处，总是要征询阚泽的意见，因其对儒学的勤奋钻研，晋封为都乡侯。
阚泽性情谦逊恭谨，笃实慎重，就算是宫廷官府的小官们，招呼他提问对答，他都以礼相应。
有人非议他的短处，他也从不反击，还装出一副自己确实不足的形象，非议之声慢慢地也就没有了。
孙权曾问他：“书传诗赋，哪样最美？”
阚泽想借机譬喻以治乱道理开导孙权，便回答说：“贾谊的《过秦论》最好。”
孙权于是览阅这篇文章，很受触动。
各官署存在一些弊端，孙权打算增添律令条例，以控制臣下，阚泽每次都说：“应依照礼仪、法律”。
其平和、正直，都是如此。
虞翻非常欣赏阚泽，称其为“盖蜀之扬雄”、“今之仲舒”。
吴赤乌六年(243年)冬，阚泽去世。
孙权痛惜感悼，几天吃不下饭。
阚泽同州的前辈唐固，字子正（一说世正），是丹阳太守唐翔之子，其人修身好学，被时人称为儒者，著有《国语》、《公羊传》、《谷梁传》等书的注释，常有几十人听他的讲授。
孙权被封吴王后，任命唐固为议郎，从陆逊、张温、骆统等人而下都拜他为师。
吴黄武四年(225年)，唐固任尚书仆射，于七十余岁时去世。
处死吕壹后，孙权派中书郎袁礼赶赴各地，替自己向诸位官员将领道歉，同时征询他们对革兴时事的建议和意见。
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人却不肯发表意见，全推给了陆逊、潘濬，说：“我们都是武将，不问政治，不掌民事。此类事情，还是问问陆逊、潘濬的意见比较好。”
陆逊、潘濬见到袁礼，谈起吕壹事件，不禁流泪不止，虽说态度诚恳，但仍不免辛酸痛苦，甚至心怀危惧，言谈之间不时流露出惶恐的神情。
袁礼返回后，悉数报告孙权。
孙权对诸葛瑾等人非常不满，下诏责备他们这种明显推脱，不敢责任担当的行为。
但他也从各地官员、将领的反应上，深感吕壹事件对吴国上下的不良影响，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估计一时半会儿很难消除。
于是，他下诏检讨自己一时失察，受人蒙蔽，说：“我听了袁礼的报告，不禁怅然，内心深感困惑。为什么？天下只有圣人才能无过，只有聪明人才能自察。普通人的举止行动，怎么可能全部正确？我自以为是，不听大家的意见，伤害了大家的感情，一时忽视而没有觉察，所以使各位心存疑虑，也是难免。不然的话，你们还有什么缘故至于这样？”
然后大打感情牌，极力笼络大家，说：“我与各位共事，从年少至年长，如今头发已经花白，自我认为不管是明面上，还是私底下，都可以和诸位坦诚相见，于公于私都很到位。大义上讲，我们是君臣关系，但从恩情上说，犹如骨肉至亲，荣耀、福分、喜乐、悲戚，都共同分享和承受。忠臣不应该隐瞒实情，智士不应该保留谋略，不论事情是非如何，各位怎么可以隔岸观火，袖手旁观，自得悠闲呢？我们同舟共济的情分，还有谁能替代？古代管仲对齐桓公，遇有善行就赞叹，有过失就直言规劝，如果不被采纳，则永不休止地劝谏。我自知没有齐桓公的德行，可是各位不肯开口直言规劝，仍然采取避嫌畏难的态度，就这一点而言，我比齐桓公好多了，不知各位比起管仲来又是如何？”
他表态说：“凡事都应有所变革，不断改进。无论大家有任何意见，我都乐于接受，用来纠正我做得不够的地方。”
最后，他号召大家：“共同建立大业，统一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