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皓
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7期
这是1937年的卢沟桥。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七七事变，在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道路上起了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对此进行研究，无疑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回顾已有研究成果，进而提出一系列尚待解决的问题，以冀深化对七七事变的研究。
一、对七七事变研究的回顾：热点与重点
有学者概括指出，学界关于七七事变的研究成果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对七七事变本身‘知其然’的研究，包括‘第一枪’、‘失踪士兵’等问题，相关成果已颇为细致而丰富；二是对于七七事变前史‘知其所以然’的研究，包括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演变、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日本局部侵华史、华北事变的发生及战前中日关系的演进等；三是对七七事变发生后‘知其然后’的研究，包括中日双方在当地的交涉与最高当局的应对，以探究最终走向全面战争的问题。”这一概括非常到位。下面将前两个方面放在一起，后一方面作为一部分，加上欧美列强和苏联的反映，分三个部分概述学界研究的热点与重点。
（一）七七事变发生的必然性与如何发生：责任问题谁属
首先，七七事变因何发生？学者们从当时日本、中国双方情况作了探讨。
就对日本方面的研究来说，日军制造七七事变是必然的。其一，日本整体上侵华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日本政府按照既定的大陆政策，在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加快侵华步伐，加强对华军事情报的收集，七七事变构成日本侵华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二，日本在具体方面夺取华北的政策。日本依据局势演变，制定和实施侵略华北的政策。在经济上，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不仅具有掠夺资源、扩充军备以摆脱经济危机的动机，而且包含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略上的考虑。在军事上，日军先后出台三份占领华北的文件，即1936年9月15日的《1936年度华北占领地区统治计划书》、1937年7月8日的驻屯军《宣传计划》和7月13日的《伴随着华北事变的占领地统治纲要》。其三，日本在华北的驻屯军。学者们一方面分析了七七事变爆发前驻屯军的由来、编制及其侵略活动，另一方面指出日本采取了包括极力强化驻屯军兵力在内的一系列措施。
就对中国方面的研究来说，学者们关注国民政府的政策与七七事变发生的关系，其观点有所不同。一种观点认为国民政府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造成中国抗日力量内耗、国防空虚，改变了敌我军事力量的对比，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提供了可乘之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蒋介石从1935年开始改变妥协态度，从“攘外必先安内”转到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上来。
其次，七七事变，谁开的“第一枪”？这是争论的焦点。
谁开的“第一枪”，有学者列举了多种说法。其一，七七事变为日本在华北人员，即日本驻屯军、特务机关人员、浪人等策划的。其二，中方人员策划的，包括：西北军阀，所谓西北军阀“巨头”冯玉祥，连同石友三、陈觉生等人所为；蓝衣社第4总队，意图制造日本驻屯军与第29军的冲突。其三，中共方面，是所谓“潜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的中共北方局第一书记刘少奇指挥策划的。其四，第29军营长金振中或士兵，他们眼见日军在自己面前演习，因为错觉乃至于恐惧而开枪。
当时日本在华北的军官和现今日本一些学者宣称“第一枪”绝对不是驻屯军所为，七七事变是中共策划的。有学者反驳指出：“第一枪问题是枝节问题，日军当时在河北省各地的横行无忌，才是触发战争的真正原因。”那种“‘中国军队非法射击’说是毫无根据的推测”，“‘士兵失踪’说是别有用心的欺骗”。虽然“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到中日战争的提前爆发”，但是七七事变的爆发“与中共并无关系”。
事实上，第一枪是日本驻屯军按照裕仁天皇批准的极其周密的侵略计划而制造的，日本驻屯军丰台驻屯队队长一木清直是七七事变的始作俑者。为了制造“非法射击”，一木清直命令传令兵志村菊次郎“走失”而暗中放枪。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最终下达开战命令，对七七事变的发生“应该承担最重要的责任”。总之，七七事变是日本军部和驻屯军一些少壮派军人共同策划的。
（二）七七事变发生后中日双方的应对：中国全面抗战的爆发
就中方的处置来说，研究重点之一是国民政府、蒋介石如何应对。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蒋介石是否决定抗战。有学者认为，蒋介石确定了“不求战，必应战”的方针，在和、战争议声中指挥若定，一意作战争的布置，并同宋哲元展开了争论：宋哲元希望以妥协求维持现状，蒋介石则认为已不可能妥协而要求宋哲元到保定坐镇应战。其他学者则认为，“蒋介石并非‘即下了抗战的决心’，其抗战决策也经历了从在和与战之间摇摆到丢弃幻想的过程”，1937年7月17日庐山谈话之真实目的是向裕仁喊话，“期望收到阻止全面战争的奇效”。其二，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做好应战准备的同时仍然希望和平解决，力图以政治外交方法解决中日争端，并进行种种外交活动，特别是通过孔祥熙对日本进行谋和试探。
研究重点之二是第29军如何应对。这主要体现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和天津市市长、第38师师长张自忠两人身上。对于宋哲元的研究角度有两个，一是他致力于和平解决七七事变。第29军本来在事变爆发前拟定了一个“以攻为守”的作战方案，但宋哲元在事变爆发后却因一系列原因而放弃。他综合各种讯息加上自己的主观判断，1937年7月24日前基本上是采取了和谈的决策。但是，日军在军事准备完成后即对平津发起攻击，第29军仓促应战，败走平津。二是宋哲元基本态度的变化。他经历了从误信和谈到最后决心抗日守土的转变，或者说，他经历了奋起反抗、坚决回击到妥协求和、谋求局部解决再到下定决心、被迫守土的过程。总之，宋哲元的态度是游移的，其原因一方面是他企图维护地盘、保全实力，对日本积极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阴谋认识不足，另一方面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的不明确。
张自忠不仅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同盟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最高级将领。争议颇大的是他1937年7月28日至9月3日留在北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他对宋哲元“逼宫”，他因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私心作怪，特别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所以“以危局胁逼宋哲元并敢于取而代之”。许多学者则认为他是临危受命的，“逼宫”说仅凭传闻立论，缺乏事实根据。至于为何临危受命，原因在于宋哲元企图以张自忠为“缓冲”，借以分担失守平津的责任，并以张自忠同日方斡旋，寻求重返平津的机会。此外，学者们还对张自忠对日态度、宋哲元以他出面与日交涉，以及张自忠是否对平津沦陷负有责任等三个问题提出看法，认为张自忠重交涉，轻备战，误信和平，坐失良机，对于平津失守负有一定责任，批评他盲目自信，错误决断，特别热衷于与日军“和谈”“签约”而不肯抵抗。一些学者不同意此看法，认为张自忠在整个七七事变期间“忍痛含垢，与敌周旋”，力争在不丢失国家领土的前提下维护第29军在华北的地位。
除上述两个研究重点外，学界还研究了许多问题。其一，中共的政策调整。中共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确立各方面的抗战策略，如“积极发动全国各族人民，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努力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抗日队伍，准备进行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实行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此外，中共领导北平城市抗日斗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二，各党派的合作抗日。七七事变促使中国政党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国民政府采取了进行军事动员、制定军事战略、实现国共合作一系列措施，以国共两党合作为核心包括中间党派在内的党派合作、共同抗战的局面形成。其三，两大报《申报》《大公报》对七七事变的反映。《申报》一方面详细报道了中国教育界展开的抗日救亡活动；另一方面通过刊登广告，激发国民的抗日爱国热情，鼓励经济上抵制日本的侵略。《大公报》的态度经历了从希望和平解决到谴责日本侵略行径的变化。它通过对七七事变的报道篇幅、频率和题材设置，关注日本侵略的走向，动员中国社会各界奋起抵抗侵略。
就日方的处置来说，学界关注了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日本政府、军部出现的“扩大”与“不扩大”之争论。学者们认为：日本“不扩大”方针的含义“并不是将事件的解决局限于卢沟桥地区”，而是“暂时不向华北以外地区扩大”。所谓“不扩大”，即国民政府妥协，将冀察部分行政及主权让与日本。所谓“扩大”，是以局部战争迅速控制冀察两省，以进一步控制整个华北，并迫使国民政府解决两国间的“悬案”。“扩大派”认为，只要出动少量兵力发动一场局部战争，国民政府就会屈服，日本就能迅速扩大在冀察及整个华北的势力。“不扩大派”认为，发动局部侵华战争会引发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导致对苏战备无法完成。日本政府决定“不扩大”方针之用意，其一是指望不战而胜，企图使国民政府妥协、退让，接受日本对冀察的侵略要求等；这符合“不扩大派”要求。其二是日本在不战而胜的策略失败后，发动一场局部战争，首先夺取平津地区，控制冀察两省；这符合“扩大派”的要求。一些学者似乎不同意此观点，认为：中日双方都曾不想卷入全面战争，都面临着是和还是战的选择，也都有过不扩大事态的决定，但是由于双方所采取的对策，致使双方陷入了“谁是懦夫”的困境，最终导致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
其次，关于日本有关军政人物的态度和应对。学界非常关注的是首相近卫文麿。有学者认为：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近卫第一次声明期间，近卫对军部的独断专行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当然，近卫即使出面，也无法抑制军部。这一观点遭到其他学者的反驳，他们从各个方面指出近卫对七七事变后事态的扩大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侵略中国更大的罪魁祸首。其一，近卫在事变发生后“一方面发表许多表明和平意图的声明，但一方面又从在日本港口停泊的运输舰上待命的增援部队中派出三个师团兵力去中国”。其二，七七事变前后在日本一连三次主持战争内阁的正是近卫，日本军部在事变发生后还未决定好对中国的军事方针，可是日本政府各行政部门、尤其是近卫就迅速决定扩大事态，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而且开始为全面侵华战争作好了精心的准备。其三，从近卫出任首相的背景、遴选内阁大臣来说，目的就是为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事变发生后，他企图引诱国民政府使华北“特殊化”，阴谋不得逞而决定武力夺取。
再次，对于驻屯军前后任司令官田代皖一郎、香月清司的研究。关于七七事变发生时的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有学者针对其死之两种说法，即1937年7月10日受重伤而死、7月13日被29军打死在宛平前线，进行考证，认为田代是因病而死。关于7月11日到天津接任司令官的香月清司，有学者指出他是日本军部攻打平津地区最合适的人选。他上任后，拟定作战部署，提出第29军不可能接受的“细目”外之“细目”，制造“膺惩”借口，从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除上述外，学界还探讨了日本的一些侵略手段和日本社会各界的反映。就侵略手段来说，主要有：离间手段，日本如何离间宋哲元与张自忠，企图达到侵略目的；“谋和”手段，日本曾打算从何应钦着手，企图通过“谋和”不战而灭亡中国；“现地解决”手段，这是日军惯用手段和侵略中国的模式，日军寻找制造军事冲突的借口，然后以“现地谈判”为幌子完成军事部署，最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就日本社会各界的反映来说，普遍支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朝日新闻》报道七七事变时断章取义，掩盖真相，煽动日本民众“赤诚报国”情绪，而日本社会各界、民众在日本报界的狂热煽动下呼吁“膺惩暴支”。至于日本民间人士的态度，从具有代表性的日本文人村上知行所存留的关于七七事变的文献来看，可以发现他的侵华态度之“中国观”，在本质上与日本军人、政客的完全一致。
（三）欧美列强和苏联对七七事变的反映：二战期间世界两个阵营的形成已见端倪学界主要探讨的是英国、美国、苏联、德国的态度和政策。
关于英国，学界探讨的主要是：其一，英国在七七事变期间及之后到底采取了什么政策。有学者认为，英国在1937年至1941年间采取了不支持中国、不制裁日本的绥靖政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尽管这一时期英国远东政策的主旋律是对日绥靖，但并不意味着英国在对华政策上玩弄了“远东慕尼黑阴谋”，英国已从九一八事变后的绥靖政策转变为一种自私自利、被迫援华的政策，《泰晤士报》的对日态度也反映出英国经历了由纵容侵略到日益嫌恶的转变。不过，无论是七七事变之前的纵容政策，还是事变之后的强硬政策，都反映了英国外交政策中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务实原则。其二，英国如何处理七七事变。英国无力遏制日本独霸步伐，因而竭力淡化七七事变的实质，反对中日双方增兵以避免事态扩大，竭力介入中日谈判并设法与其他列强尤其是美国共同行动以解决七七事变，但是结果令人失望。
对于苏联、美国的态度，学界的研究亦有所涉及。关于苏联态度的研究，集中在两点：其一，将1937年8月下旬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与1941年4月中旬签订的《日苏中立条约》进行对比研究，分析苏联态度的变化。其二，分析苏联在中国全面抗战之初的对华军事援助。关于美国态度的研究，表现为：其一，发现美国驻华武官非常关注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其二，分析了美国对日本采取的绥靖政策及原因；其三，注意到1937年7月12日至1937年8月6日间美国与英国的不同处理政策，美国支持英国调解中日争端的努力。
对于德国态度的研究，集中在两点。其一，关于七七事变对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团的影响。众多学者认为德国基于其与日本结盟的关系，撤走军事顾问团。其二，关于德国在中国全面抗战初期采取的政策。有学者认为，德国并非一贯支持日本侵华；恰恰相反，德国出于自身利益的全球战略的考虑，客观上采取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政策。其他学者则认为，德国必然抛弃中国而与日本结盟，纳粹德国全球战略下的远东政策，是中德关系演变的根本原因。
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以英国、美国、苏联为一方，德国为另一方，对七七事变和日本侵华的不同处理政策，两个阵营的形成已见端倪。
除了上述三大方面的热点与重点外，还有两点需要回顾。
其一，对七七事变的阶段性、专题性研究。阶段性研究即将七七事变纳入中国全面抗战的历程加以叙述。《卢沟桥事变》一书，分九一八事变后之国难、西安事变与抗日决策、战前华北情势、由卢沟桥事变到平津沦陷、全面抗战几个部分，阐述了中国自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的基本过程。多卷本的《华北抗日战争史》以华北抗战为中心，叙述了中国抗战由局部到全面的基本轨迹；其中第5卷《七七事变追溯》叙述了七七事变的起因、过程和意义。专题性研究，即专门研究七七事变。如《卢沟桥抗战》一书叙述了日军制造七七事变、第29军应战和中国决定全面抗战的过程。《七七事变追忆》一书分人物篇、战场篇、组织篇、大事篇，追忆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的起点》一书叙述了卢沟桥事变发生发展的基本过程。
其二，关于七七事变的历史地位。学界普遍认为，七七事变既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又是中国全面抗战的爆发，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此外，学者们还分析了七七事变后日本的战争逻辑，批评“抗战打早了”的说法，亦即批评了全面抗战过早爆发的说法。2014年10月中日两国共同出版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其学术价值就在于：“1．将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一阶段认定为中日局部战争时期；2．将卢沟桥事变认定为从中日局部战争（中国局部抗战）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
总之，学界对七七事变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剖析事变发生的必然性与如何发生，以探究事变责任由何方承担；二是分析事变发生后中日双方的应对，以弄清中日全面战争为何不能避免；三是探讨英、美、苏、德诸国对事变的反映，发现二战期间世界两个阵营的形成已见端倪。
二、关于七七事变研究的前瞻：系列问题尚待解决
从上述内容来看，学界对七七事变的研究成果丰富，解决了许多问题，似乎不需要更多的研究了，但实际情况则恰恰相反。多年来，日本一直有人在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辩护，提出诸如“正当防卫论”“世界历史发展必然发生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等一系列谬论。日本当局也“说卢沟桥事变发生和以后的战争中，日本内阁首相，包括近卫文麿，没有谁主张对华战争的”。曾任日本自卫队空军幕僚长的田母神俊雄著“文”《日本曾是侵略国家吗？》，不仅汇集了这些谬论，还声称：蒋介石、国民党对在中国大陆的“日本军反复进行频繁的恐怖行为。对日本人的大规模暴行和残杀事件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而“日本政府，每次都强力忍耐，但每次蒋介石都辜负了（这种忍耐）”。这样，“我国对国民党的一次次挑衅终于忍无可忍，1937年8月15日，日本近卫文麿内阁发表了《为以惩罚支那军的暴戾促使南京政府的反省，从今开始采取断然措施》的声明。（所以）我国是被蒋介石拖入日中战争的受害者”。他进而宣称：“其实，蒋介石是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操纵。1936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就使共产国际爪牙的毛泽东共产党的游击队大量潜入国民党内。共产国际的目的就是，让日本军与国民党打仗，使两方疲惫，最终使毛泽东的共产党支配中国大陆。”
可见，田母神俊雄竭力否认日军制造七七事变的必然性、计划性，嫁祸于人。因此，要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深化七七事变的研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反驳这些谬论，摆在学界面前。如何深化研究，“一要从‘大历史’角度出发，继续加强对事变前后历史的深入探究，即通过知其‘所以然’、‘然后’，来考察其必然性；二要在事件研究本身的‘知其然’方面，进行实证性考察”。其中，日本为什么要制造七七事变？如何制造七七事变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和中国社会各界的反映和如何应对？从此着手，可以深化对七七事变的研究。
（一）需要弄清“七七事变”这一名词的历史演变，以更清楚地认识中日两国的态度
有学者一方面认为“七七事变”这一名称是不科学的，应称为“卢沟桥事变”；一方面分不清楚“事变”与“事件”的不同含义，认为“卢沟桥事件”可以与“卢沟桥事变”不加区别地使用。实际上，两者之间根本不同。在日本方面看来，经历了“芦沟桥事件”到“芦沟桥事变”再到“华北事变”“日华事变”的变化：1937年7月8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官员开会称为“芦沟桥事件”7月9日日本驻朝鲜军发表声明中亦为“芦沟桥事件”；7月11日，日本内阁会议“本事件今后改称事变”，因此日本政府在7月12日的声明中称“芦沟桥事变”；7月13日，日本政府训令各驻外使节，称“华北事变”；随着日军在上海发起进攻，日伪宣称“政府对此次事变，曾称之为华北事变。其后因华方之不信行为，事态益形重大，且以长江方面之日侨撤退及大山事件之发端，竟发展至上海事变，故此次决将该事变改称日华事变”。
国民党政府一开始称为“事件”。《徐永昌日记》7月8日记载：“早悉，日驻屯军一部在芦沟桥演习，有意向冯治安部寻隙”，“芦沟桥事件现已用正当防卫手段向敌还击矣。缘我已伤亡至八十余人，敌仍进击不已”。在日本称为“事变”后，蒋介石在7月17日发表庐山谈话时还称为“芦沟桥事件”。到7月31日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时，他才称“卢沟桥事变”。而中共在日军制造七七事变后当即认识到“华北危急”，随后因而称为“卢沟桥事变”。
从以上表述的对比，即可看出中日两国、国共两党各自的政策变化。
（二）关于日本“所以然”及国共两党如何应对的研究
日本提出的广田三原则和“共同防共”问题是一个切入点。1935年10月，日本政府向国民政府提出所谓“广田三原则”：第一，中国彻底取缔排日政策，抛弃依赖欧美的政策，实施亲日政策；第二，中国承认“满洲国”，在华北加强与“满洲国”的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提携；第三，在中国与外蒙接壤地带“共同防共”。
1936年4月，日本武官喜多诚一宣称：“自从退出国联后，日本对华政策‘坚定地树立起来了’。除了维持远东和平、获得与中国的合作外，日本别无选择。所谓三原则，无非是对这两点加以确认，中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如此，不论是以武力手段还是“引诱”手段，日本决心灭亡中国。
是否接受广田三原则，成为1935年至1937年中日苏三国之间关系演变的一大焦点。1936月6月18日，邵元冲向蒋介石提议：“宜致力于与苏联提携，如有可能，则余亦可出国一行”。1937年3月8日，驻日大使馆参赞丁绍伋报告蒋介石：“日来日本各派有力有识人士，因恐中国联俄，提议对于中国改取温和态度”，日本军部“对华政策之强化或软化”，以“是否预备联俄以为断”。3月15日，蒋介石对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称：“余敢以一语告君，即中国有余负责一天，必不使共产党存在。无论共产党或第三国际用何阴谋诡计，余自信皆有办法应付，寄语贵国可放心”。蒋介石写到：“中国始终在俄倭夹攻中自求出路。”
中日苏三国关系的演变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是日本考虑何时动手的一大因素。七七事变发生后，苏联驻法大使苏利茨于1937年7月10日对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指出：“日本人很聪明，他们总是选择最好的时机进行侵略”，“日本军人趁欧洲的注意力集中于西班牙问题时挑起黑龙江事件以及最近的中、日冲突”。经济学家钱俊瑞当时指出：“苏联当然是日本可怕的敌人，然而在目前，西班牙的问题和德国在中欧东欧的阴谋，在日本看来，已经使得苏联疲于应付；同时苏联最近又厉行清党肃军，他们认为苏联在远东未必能行强硬的政策。”
在“共同防共”借口下，日本千方百计夺取华北。其一，鉴于华北危局，长征到陕北的红军宣布东征抗日，重光葵指责中共“以日本军为敌，以华北地区为中心开始策动了”，因此“防共问题变成日本政策上重大问题，在广田三原则里已经提出了”。1936年3月26日，日本驻北平武官辅佐官今井武夫宣称：“如果红军威胁到冀察的和平与稳定，则日军要考虑采取立即而有效的行动。”3月25日，《上海日日新报》（Shanghai Nichi-Nichi）宣称：“据报告，日本政府已经在绥远和石家庄采取确切行动，加强防共”。其二，日本要求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冀东伪政权合并“共同防共”。3月31日，土肥原贤二声称：“华北问题唯一未解决的问题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计划中的合并。原则上，这两个机构是要合并的，然而至今仍是分开的。我相信，合并会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如何应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和“共同防共”，摆在国共两党的面前。
就中共来说，它提出了发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号召。在日本制造“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时，中共于1935年11月28日发表宣言，号召实行“全国海陆空军与全国人民总动员，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1936年6月26日，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提议“立即停止你们与我们之间互相残杀的内战及一切仇杀的行为，并立即联合起来，为挽救中国民族的灭亡进行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驱逐华北内蒙的日兵并收复东北失地”。10月10日，中共中央对党内指出：“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就是创造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在此号召之下，中共出台和实施一系列准备抗战的举措。
就国民党来说，日本的侵略步伐迫使它考虑“最后关头”什么时候到来。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大上提出了“最后关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1936年7月10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解释：“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熊式辉对此称：蒋介石“内审国力，非至万不得已时，决不轻易言战，外察敌情及至万不得已时，亦不惜于一战”。围绕“最后关头”的到来，国民党政府调整内政和外交政策，准备抗战。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日军声称，蒋介石“谈到了对日开战的形势难以避免”，强调了“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这表明“中国决心对日战争”。
由此看来，日本提出广田三原则和如何实施“共同防共”值得研究。
（三）关于日本“然后”的“膺惩”和中国如何应对的实证性考察研究
对于日本“然后”的实证性考察，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方面，日本政府、军部、军队内部如何协商与讨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其一，日本关东军、朝鲜军如何配合驻屯军作战。七七事变一发生，关东军、朝鲜军就声明扩大侵华战争。驻屯军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1937年7月11日在平壤与日本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和第20师团长川岸文三郎，7月12日在长春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协商“如何解决在黄河以北的华北作战问题”，要求朝鲜军、关东军配合作战。小矶国昭提出“应以此事态为契机，实现征服中国之雄图”，植田谦吉提出乘此时机给予中国一击。关东军还直接向驻屯军派来今村均副参谋长和田中隆吉、迁政信两参谋，沟通配合作战问题。
其二，日本海军如何配合陆军作战。7月10日，日本海军省与外务、陆军两省协议“以丰台为中心，在永定河以东之一定区域，设置停战区域”。7月17日，日本海军部决定：海军“基于帝国不扩大方针，对陆军予以完全协力，以期日本在中国沿岸及在华权益在华侨胞之万全保护”。“华方尚未实行现地约定之二十九军撤退，反使中央军陆军北上，节节进行抗日战备”，倘若“中国全土惇叛和平折冲，出乎抗日挑战之暴举”，海军“可决定事变之是否波及华中华南也”。
其三，到底是日本军部、日本政府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还是驻屯军？近卫文麿宣称：七七事变是驻屯军制造的。他受命组阁时，陆军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侵华的各种策动已相继成熟，对“中国问题已至非用武力一举解决不可之程度”，因此组阁后不足一月即爆发七七事变，并扩大为“支那事变”，“政府中人固无所闻，即陆军省亦无所知，完全出自当地军人之策动”。
另一方面，日本各方面军政人物对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具有密切关系，这里仅举几例说明。
其一，广田弘毅，七七事变发生时的外相，也是十大甲级战犯中唯一的文官。以他为切入点，可以分析日本政府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决策过程。1935年1月，广田就任外相，宣称在他任内不会发生侵华战争。但是，他随即提出“广田三原则”。1936年8月11日，广田作为首相，在五相会议上决定华北必须“明朗化”。七七事变发生后，广田多次参加三相会议、五相会议，决策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7月11日，五相会议根据1936年8月11日的决策，决定出兵五个师团。可见，广田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主谋之一。
其二，石原莞尔，日本军部“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以他为切入点，可以分析日本军部“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扩大派”认为“只要出动少量兵力，发动一场局部战争，国民政府就会屈服，日本从而可以迅速扩大在冀察及整个华北的势力”。“不扩大派”则“担心这时发动局部侵华战争会引发全面战争，从而导致对苏战备无法完成”；支持“不扩大派”的宇垣一成强调“不要贻误东亚大局”。当“扩大派”提出动员几个师团“勘定平津一带”时，石原等人即表示异议：“原则上不能增加任何兵力”。万不得已时，必须：“（一）同时动员15个师团。（二）同时发动军需准备量的半数。（三）作战地为黄河以北，视情况含上海方面。（四）作战期间约半年。（五）准备战费55亿”。重光葵称：石原等人坚决反对将战争扩大到华北之外。
其三，牟田口廉也，驻屯军联队长，策划制造七七事变的指挥官，也是事变发生后攻打第29军的战场指挥官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启动了芦沟桥事变，扩大成为支那事变，然后加以扩大，直到它转变成为大东亚战争……我，原是这一次大战爆发的远因，定会在国人眼中目为做得对。”尽管学界对他已经有所研究，但是不足以揭示其所作所为。进一步研究，可以清楚地认识日军夺取平津的战略战术。
其四，和知鹰二，驻屯军参谋，所谓“反战”分子。李宗仁曾在其回忆录中指出：七七事变前“访粤的日本少壮军人中，和知鹰二中佐便是不赞成侵华而力主反苏的重要分子。他在和我接谈时，对我的分析完全同意。他认为日本侵华是最大的错误，苏联才是日本的真正敌人。日本应联华反苏，不应把中国赶入苏联的怀抱。因为观点相同，和知在粤和我相处甚得，可说无话不谈。后来沪战爆发，和知任少将旅团长，在大场和我军血战。嗣以发表反战言论，为军部褫去兵柄，转任运输司令”。但是，和知鹰二的言论也表现出极其矛盾的一面，如他在1937年7月23日回东京时声称：“不能永远墨守不扩大方针。”陆军大臣杉山元同意：“应该尽量避免引起全面战争那样大事件。但根据具体情况，恐怕也有奋起反击的必要。所谓不扩大事件，是避免全面战争，并非不顾皇军威信的忍耐。”
其五，今井武夫与松井久太郎，七七事变前期与第29军谈判的日方官员。今井武夫称他们竭力寻求“现地解决”。他还称：他在与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进行谈判时，于7月11日14点接到驻屯军参谋专田盛寿电话：东京已下“重大决意”，解决“多年悬案中国问题”的“绝好机会”到来，“没有必要进行现地交涉；即使已达成协定，也要撕毁”。他批评日本政府在他们“正致力于谈判进行局地解决”的“极为微妙之机”却放弃了“坚持不扩大之方针”，“未征求现地之意见，就只凭自己对局势的判断，突然决定出兵华北”。对他们进行研究，可以清楚地认识日军“现地解决”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关系。
除上述外，还有几个人物也值得研究。其一，宫崎、秋山。近卫文麿曾称：“是时余深知捨速与蒋主席直接促膝而谈外，别无防止扩大事件之法。为与国民政府作是项连络，乃征询秋山及宫崎二氏，于取得陆军大臣杉山大将之同意后，即派遣宫崎前往南京。不幸宫崎于神户登轮前忽为宪兵逮捕，同时，秋山君亦在东京为宪兵拘押，几经交涉，但云同意释放，竟迟不履行，事经一周，事态已扩大，终于丧失时机。而所谓不扩大方针亦完全成为空想矣。——当时军部拘捕二人之理由，谓有间谍嫌疑，实令人无话可说。”日本外务省宣称：“所有谈判在北平的两国军事当局进行，南京的协商并非谈判。”其二，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七七事变前夕，不知何故，川越茂到青岛。事变发生后，外相广田弘毅训令他“赶回南京，从事交涉”，但他并未赶回，只有参事日高信六郎在南京。8月4日，川越茂才“由大连乘船来沪”，将与国民政府“进行交涉”。蒋介石指示国民政府外交部：“川越南来如有诚意交涉，应不拒绝”。但不久，日军即制造了八一三事变，将战争扩大到华东。
（四）对于中国各方“知其然后”采取的措施和应对研究
其一，第29军。1937年6月5日，《密勒氏评论报》载称：“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电话北平称，他还要呆在家乡乐陵。他不在北平期间，由河北省主席冯治安将军、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将军继续负责委员会的军政事务”。第29军一方面寻求和平解决七七事变，事变前期的谈判由秦德纯负责，后期由张自忠负责；一方面准备迎战，北平郊区由冯治安负责，天津由第38师副师长李文田负责，察哈尔由刘汝明负责。宋哲元7月中旬回到北平后统筹一切。第29军将领如何分工合作应对七七事变，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日本在“共同防共”的旗号下企图灭亡全中国，对于中共领导的抗日活动，更是密切关注，严加防范。《盛京时报》1937年7月31日宣称：“趁华北事变之勃发，俄然积极开始活动之中国共产党，廿九日午后，以总部之名称，咨令各埠支部，抗日救亡运动指令如左：一、使华北趋于赤化，并由后面搅乱日军。二、对于上海汉口地区，扩大赤化战线，并且扰乱。三、结成抗日赤化义勇军……”如此看来，日伪认为中共采取的一些政策，实际情况如何，值得研究。
国民政府作为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不能不采取措施。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一些代表性的问题还值得研究。其一，从汪精卫着手深化是和是战的研究。汪精卫发表《最后关头》和《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演讲。在前篇中，他宣称：“牺牲两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在后篇中，他大谈抗战失败论：“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中共指出：“全中国人民，如果‘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惜［借］用汪精卫先生话），那就只是坚决抗战!可是狂［汪］先生的‘老实话’却说得不老实，在他的老实话下面，散布着失败主义。”
其二，关于战时体制的建设。国民政府在七七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就为汪精卫“要当行政院长事，很疚心”。事变发生后，《盛京时报》8月2日声称：7月31日下午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于右任、孙科、陈绍宽、张嘉璈等国民政府要人召开全体会议，决议：（1）“对党、政、军三机关，实施全国的战时体制”；（2）“凡关于军事、外交其他一切军机事项，临期应变措施，专委蒋介石处理之”；（3）“汪精卫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担任最高领袖之责”。又称：“决定军务专委蒋介石，党务以汪精卫为最高责任者。惟此项决议，现虽未正式发令，但在战事（？时）体制下，蒋介石专任军务起见，事实上对汪精卫委任行政院院长职务。此种国府动向，颇堪注目。众信，汪精卫将于日内正式就任行政院院长。”如此看来，国民政府战时体制的建设与蒋介石、汪精卫之间权力斗争密切相关。
其三，对争议性人物何应钦的研究。日方声称：何应钦7月10日下午由四川回南京后当即“召开军事会议，对津浦线、陇海线一带驻军下达了待机动员令。对津浦线方面的军事负责人第1军军长胡宗南特发出重要指令”。7月22日，蒋介石阅何应钦致梅津美治郎信函，批评何应钦“何愚劣至此，诚贱种也”；又指责：“应钦愚劣私陋，毋使预闻政治，否则害国误国，必此人也”。《盛京时报》7月31日电称：“蒋介石为全国澎湃之抗日气势所趋，乃声明对日决一死战。然熟悉中国军备之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程潜两人，以为一旦日华开战，则现在战备，终难维最后胜利。不过渐见就绪之中央军整备及全国统一工作，完全同归于昼（尽）耳。反对即时开战。”又称：“何应钦、程潜二三日前面会蒋介石，开陈依据现实之意见，强调对日华全面的开展，必须今后一个年之准备。现在虽已交战中，但须极力避扩大，讲和平手段，最少限度，容忍日本侧之要求。一时蒋介石下野，图国力之充实，由此可判明为如何之重要进言。”何应钦的态度到底怎样，颇值得探讨。
其四，“蓝衣社”问题。按照1935年6月之《何梅协定》，复兴社撤离华北。日本人所办《上海每日新闻》1936年3月28日则称：“近来，蓝衣社恢复了在华北活动，这违反了《何梅协定》。1935年底，蓝衣社大本营与北平卫戍司令部合组，在天津、唐山、滦东和山海关设立分支。1936年3月10日，平绥线设立蓝衣社特别总部。”�炄站�《北平特务机关日记》登载《对于华北事变开端》的情报，其中1937年7月16日声称：“事变的主角是（国民政府抗日）蓝衣社驻平津第四总队，该队在军事部长李杏村、社会部长齐如山、教育部长马衡、新闻部长成舍我的组织之下，再由西安事变当时曾在西安的第六总队之一部参加，以日本军经常演习频繁的芦沟桥为中心，巧妙地策划，使日本军与第二十九军冲突，第三十七师完全中了它的圈套。”可见，这一问题值得考证。
其五，苏联、德国分别代表初步形成的两个阵营，国民政府都作了争取。就对苏联的争取来说，经历了从太平洋协定到《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演变。七七事变发生前，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向国民政府提议“以中国政府名义邀请太平洋各关系国开一国际会议，商订集合互助协定”。他解释：“在苏联意思，主张召集太平洋会议，一则可以表示中苏两国极愿与其他各关系国共同维持远东和平；一则可以表白两国绝无秘密结合以抵制第三国之意。”七七事变发生后，关于太平洋协定的讨论“烟消云散”，国民政府不能不考虑加快联苏步伐，立法院院长孙科1937年7月29日强调：由于英美援助事实上困难，只有寻求苏联援助。8月1日，陶德曼报告德国政府说：“中国完全可能正在被日本人的行为推向苏联的怀抱。在国内的政治战线上，中国政府停止了它对左翼力量的斗争。蒋介石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与苏联签订协定，现在他不能再完全拒绝这一想法了，孙科现在可以公开地鼓动联俄。”终于，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就对德国的争取来说，是要求其持中立态度并继续武器供应。7月11日、12日，中国驻德大使馆两度声明：“此次事变，完全出日方藉故滋事，故中国政府不负任何责任。”“中国现所注意者为自卫，且渴望能由外交途径，获得此次纠纷之和平解决。”7月14日，德国各报登载了这一声明，德国外长牛赖特还对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称：“中日纠纷扩大延长均不利，恐徒为共党造机会。”7月22日，《泰晤士报》评论说：“中国军队系因保卫国土而有所调动，日本乃向全世界宣示为挑衅举动，世界各国既不为之所动，即以德国而论，虽曾与日本成立反共协定，德国各报对于其姊妹国此种行为，亦不加以重视”。可见，七七事变期间对德国的争取取得了一些成效。
除上述之外，中国社会各界对七七事变的反映也应进一步深化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适。1936年4月12日，胡适发表《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告日本国民》指出：如果日本真想努力调整中日关系，就应取消《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废除非军事区，禁止“自治运动”，废除日军同所有中国地方当局签订的协议。日本舆论评价说：“在胡适眼中，目前中日关系的特点是日本无止境的侵略”，“他的看法只会使目前中日关系更恶化”，他“完全无视所谓中国人的仇日敌意的根本原因，他只会扩大敌意，他将所有责任加在日本的身上”。1937年8月7日，蒋介石不点名地批评：“有许多学者说，你不能将几百千年的民族结晶，牺牲于一旦，以为此事我们不可以打战，难打胜战。要晓得我们现在同日本打战，不是强的国家同强的国家打战，也不是弱的国家同弱的国家打战，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抗战，他们都是如此说，中国没有胜利的。我对这般学者说，革命的战争，是侵略者失败的。日本人只看能到物质与军队，精神上他们都没有看到。”可见，胡适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值得研究。
总之，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深化对七七事变的研究。宏观方面，可以七七事变概念的演变，对比研究中日两国、国共两党各自的政策变化。微观方面，首先以日本提出的广田三原则和“共同防共”为切入点，深化对日本制造七七事变之“所以然”及国共两党如何应对的研究；然后，可以抓住日本军政各方面代表人物，对日本“然后”的“膺惩”和中国如何应对进行实证性的考察研究；同时，从国共两党各自对策着手，从有争议性人物，从对欧美争取着手，可以对中国“知其然后”采取的措施和应对进行研究。随着《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等一系列资料的出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抗战文献数据平台的建设，七七事变的研究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作者张皓，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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