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威后是战国时期赵国的一位太后，在历史上名声不显，鲜为人知。但有限的几次历史记载，就充分体现了其清正廉明、洞悉政治民情、明察愚贤是非的女政治家形象。
其中一事，便是齐国访问赵国，面对赵国太后先问：齐国今年收成怎么样？再问百姓好吗？最后才问齐王好。对这样的先后次序很不高兴，认为是赵太后故意轻视齐王，就反驳说：“下臣奉齐王的使命，出使到威后这里来，现在您不问齐王，反而先问年成和百姓，岂不是把贱的放在前面，把尊贵的放在后面吗？”
齐使的思想是通常所认为的，就是以上为贵，以下为贱。这种思想到现在也依然如此。
但赵威后却说：“不是这样。假如没有收成，哪里有百姓？假如没有百姓，哪里有国君？因而有所问，能不问根本而问末节的吗？”《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赵威后可谓明晰于本末规律了。
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时期，固有的社会阶层被打破，面对新的情况，统治者需要新的治国思想和策略。而由普通民众的出身的精英份子，开始陆续登上政治舞台。因此，民众的作用和力量开始受到重视，促使了民本思想的出现。魏、秦、楚的变法都体现了这一思想，给普通民众以建功立业、改变命运的机会。
起初老子在《道德经》中就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后面又有：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一基本思路成为中国后世几千年的基本治国思路之一，百姓安则天下平。而若要百姓安，就要满足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让百姓能自得苦乐。历史上的朝代更替，起始时都是能让百姓安乐，衰亡时都是因民不聊生、水深火热。民众这个根基损坏，还何谈国家社稷？
赵太后的思想，与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有相似之处。故事继续，太后又对齐国的人才任用、赏罚提出了置疑，表达了她与众不同人才任用观点和赏罚标准。任何组织，对人才的选拔、任用、赏罚标准，都相当重要。好的、合理的标准，能够正面、积极引导组织风向，不断激励组织活力，使组织形成积极、有序、昂仰向上的状态。
而不合理的标准，则会降低组织活力和积极性，激发组织内部各种矛盾，使组织失序，从而降低组织效率。所以古代文化思想中，有很多关于识人、用人、赏罚的观点和标准，但有一点共同的认识就是：为君王者要选贤用能，如此则小人就会远离；如果任用小人，则贤能就会远离。这种用什么人，就是一个风向标，会引导社会形成何样的风气。
而不用什么人，也有说法，法家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两种人，不为国出力，与国无用，反而不尊国家号令，挠乱国家秩序，并且还会有一群的跟随者。侠以武犯禁好理解，儒以文乱法，有些不太好理解。这种事例，远的如“墨子悲丝，以其能黑能白”；孔子诛少正卯，近的如一些案件中代理人对事实、律法的强词夺理、故意歪曲。就是以文字为游戏，行诡辩之术，以影响人心。
因此，赵太后连续四问，讥讽齐使：钟离子、叶阳子帮助国君抚养百姓，北宫之女婴儿子，带领百姓尽孝心，这三种人为什么还没有任用或奖赏呢？而於陵子仲，不工作，只空谈，与国与人无益，为什么还没杀了呢？
前三个人会引导民众向有利于国家积极向上的潮流，后一种人则会引导民众不服管教、坐而空谈。所以任何组织，都需要树立模范、英雄、杰出人物、典型人物，以引导成员往组织需要的方向发展，而这个树立的标准，则来自于组织的文化思想建设，如果这个标准歪了，则组织就会走向未知之路。
标准订立了，不能只停留在纸面或口头上，也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大学》说其所令反其所好，则民不从。就是说，标准要与实际行动相一致，民众才会顺从。现在很多组织，之所以成员不服，不顺从，就是，要么标准是歪的，要么标准与行动不一致。而为什么组织的管理者可以这样随性，是来源于管理的自大、骄傲，以为自己可以掌握一切，实际上就是不明白，民为本的思想，和所令同其所好两个原则，这样的组织最后没有不衰亡的，因为根基不稳。
所以，赵威后一文，言简意深，值得深入思索，为管理者不可不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