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魏建国以后，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努力，对北方的统治逐渐巩固，但是仍然有许多严重的问题影响着北魏的发展。
当时北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落后、政令不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
在经济方面，自拓跋珪以后，北魏统治者虽然已经开始重视农业，并已初见成效，但受到鲜卑拓跋部长期在外生活的影响，畜牧生产在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有较大的比重。
无数农田被圈占为牧场，这时候的农业还很难满足不断扩大的北魏统治机构及其他方面对粮食的需要。
从行政上看，北魏在征服中原的时候，遇到了许多汉族豪强地主建立的“乌堡”，这些乌堡占有大量的依附人口，并拥有武装。
这时北魏无力一一削平，只好承认既定的事实，认定这些乌堡主为“宗主督护”，让他们代表政府去行使基层政治职能，向农民增发租调力役，维护统治秩序。
这样北魏统治在大的方面巩固了，但在境内却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政令难以推行。
乌堡主占有大量的隐户，也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加上战争的需要，北魏当时对于所能控制的民户的剥削是相当惊人的。由于征收户调是“九品混通”，宗主都护在评定户等时抬高一般人民的户等，压低豪强大族的户等，从而把大部分的租税负担转嫁到一般人民身上。
加上北魏初期官吏没有俸禄，他们的奢侈生活全靠向人民搜刮。于是有的用大斗、长尺、重秤变相加重剥削，有的放高利贷，强迫人民借贷。腐败的吏治弄得人民苦不堪言。
北魏统治者对各族人民的民族压迫则更为残酷。在征服过程中，他把大量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变为奴隶和杂户，在战争中往往驱使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为步兵，在镇前冲锋陷阵，鲜卑骑兵在后面督阵，步兵如果不前行，往往就会被骑兵所踏死，其残暴可见一斑。
在统治阶级内部，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之间也存在矛盾，这一方面是因为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另一方面是因为民族的差异，拓跋贵族对于汉族地主存有戒心。特别是当崔浩等汉族地主被杀以后，这种民族矛盾又尖锐了起来。
社会矛盾的激化导致了北魏政权的不稳定，也使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根据统计，自道武帝拓跋珪到献文帝以来，仅仅史书记载的各族人民反抗斗争就有54次。
其中445年在杏城爆发的盖吴起义，人数曾达到十万，使关内大震，拓跋焘被迫御驾亲征，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孝文帝即位以后471年到487年的16年中就发生农民起义29次，甚至在首都平城也发生了反抗北魏统治者的斗争。
以上的情况说明，北魏统治者如果继续使用原有的制度和办法进行统治是很困难的，于是北魏政府中一些有识之士深感必须改弦更张，设法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而大量荒地的存在和皇权的增强，也为改革提供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