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剑》里曾有这样一个情节。魏和尚被黑云寨杀了，李云龙集结部队，要去剿灭黑云寨土匪谢宝庆。孔捷拦着不让去，说已经收编了这股土匪，并向该部派了政委和政工干部。
请大家注意派政工干部这个细节。这段剧情背景是抗战时期，按当时的史料看其实并不严谨，至少在当时并不普遍。
为什么这么说呢？抗战初期我八路军确实收编过部分民间抗日武装，甚至包括一些反正投诚的伪军、土匪、义勇队、决死队等等，但当时我军曾经定过一个原则，不要急着向收编的武装派政委和政工干部。
在军队中设立政委、政治部和政工干部，乃是我军建军一大特色和传统，为什么抗战初期要暂缓这种做法呢？
要了解其中原委，还要从八路军抗战初期的困难处境说起。
一、鬼子来了
八路军115师344旅政委黄克诚，真切地感受了当年的困境。
平型关大捷，日军虽然搂头挨了一闷棍，但是对华北八路军并不放在眼里，一边收拾国民党军，一边憋着劲往南打，力图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平津、保定、济南、郑州、徐州、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沦入敌手。黄克诚和徐海东搭档，率344旅不断袭扰进攻日军后方。
黄克诚开始进入一种很尴尬的境地：高度近视。
他当时才三十多岁，眼镜却已好几百度，离开眼镜，几乎就看不见东西。尤其晚上，在昏黄的油灯下连地图都看不清。
作为一个指挥员，目不能见物，这很要命。黄克诚在军事指挥上不得不更多依靠旅长徐海东，以及徐的继任者杨得志。
有的老战友背后戏称黄克诚是黄瞎子。黄克诚为人随和，听了之后，也就哈哈一笑，不以为意。
但接下来的困难，比他的近视要严重百倍！
黄克诚当了一年多政委后，逐渐发现压力越来越大，什么压力呢？来自于敌人的压力。
日军对八路军主动进攻的频次越来越高——以往日军对八路不屑一顾，专拣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打，进攻地点也越来越靠近我军后方根据地，但日军单次进攻的兵力数量却呈下降态势，基本都在2000人左右，有时往往只派千余人、甚至几百人。
这种打法对我军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伤亡。
从细微变化中，探寻背后规律性的东西，是黄克诚的强项。眼睛近视，可心亮得很。他判断，日军的进攻策略必定发生了根本变化。
果然没过多久，中央发来了相关指示，证实了黄克诚的判断，鬼子往华北增兵了。
1938年10月，日军相继攻占武汉、广州后，感到兵力严重不足，不能继续蛮拼硬打，于是决定调整策略，把进攻矛头对准华北八路军。
当时侵华日军在山海关内的主力共约85万人，侵华的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把关内日军主力的近一半人马，都调到华北，集中力量进攻八路军。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二卷之记录，日军投入华北的兵力，有3个军、10个师团、11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共40多万人，数量惊人。
日军的进攻很有针对性，概括起来说有这么几个特点：
1.由点到面，扩大占领面，加强对华北占领区控制。
2.以分散对分散，把40多万人拆分到各个县，和八路军进行贴身肉搏。
3.破坏八路军根据地，使八路军无法喘息、补充和恢复。
国民党方面也跟着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阎锡山丧心病狂地派兵进攻八路军。
这个精明的老军阀不敢和八路军主力打，专拣后勤部队捏，竟然袭击了115师独立支队的后方医院，杀害八路军伤病员200余人，史称12月事变。
黄克诚到344旅不到一年，就亲眼见证了我军的惨痛伤亡。
据他给中央的电报说，征战一年多，老的战斗骨干和干部伤亡过半。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黄克诚开展了扩军工作。
二、三四四旅分兵扩军
乱世中之，不贵斗力，而贵在智。黄克诚心明眼亮，虽然只是个小小的旅政委，却站在方面军司令的角度考虑问题。
344旅只有5000多人，以前的优势是，船小好掉头，打完就能跑。日军大部队根本抓不住我们，所以344旅能一直生存下来。
现在呢？
比机动速度，日军有汽车，快得多。
比集结速度，日军驻扎相对集中，比八路军反应还快。
比火力，2000人的日军，火力足以顶得住八路军一个正规旅。
日军今天派2000人来咬一口，明天派2000人来咬一口。虽然我们能保持对等杀伤，但我们打不起消耗仗，就是一个拼一个，整个八路军都拼光，也打不完华北日军。
日军调整策略，我们该怎么办？
黄克诚大胆提出以散对散的战法。
344旅当时共有3个团，687、688、689团，黄克诚的意思是，各个团分散开去，以团为单位行动，缩小目标，进一步增强灵活性。
当时中央的总体战略也是分散行动，115师挺进山东，120师在山西，129师打进河北。
但三个师实际上只是战略性分散而不是战术性分散，目的在于扯开华北日军的注意力。但在师以下层面，按我军历来集中优势兵力作战的传统，反而需要相对集中兵力。至少一个旅的部队要集中在一起。
何况，八路军一个旅本来也就5000多人，再分散，部队就太弱小了，将有被敌人各个歼灭的危险。
黄克诚提出化整为零、团自为战，在延安招来一些议论，这样分散下去，恐怕我们的正规军会越散无小、散到没有啊。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同意黄克诚的想法，中央只负责安排战略，至于一线怎么行动，要充分相信一线将领，想分散就分散去吧。
请示了中央，还要说服下面的同志。要把正规部队分散开，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打硬仗的能力，部队打不了硬仗，就没法缴获武器。大家肯定会有想法。
有人不免会问，八路军时期，我们不是有黄崖洞兵工厂吗？不能自己制造吗？
黄崖洞兵工厂是1939年9、10月间才建立起来，在这之前，八路军武器来源很大程度上靠杀敌缴获。
侵华日军泽昌利所著《留给子孙们》一书，曾提到过八路军的武器状况。
这个泽昌利是个兵器委员，负责武器弹药的统计、保管、分发。他所在的大队在1939年7月进攻长治，战后缴获了一批八路军武器。泽昌利在统计这些武器时，发现八路军并非像日本官方宣传的，获得了大量苏联援助的武器。他们所用的大多是土枪、老套筒（汉阳造）、青龙刀、长矛。
泽昌利也发现了一门炮，不过炮身上居然写着“大正X年大阪兵工厂制造”，原来是从日军手中抢走的，现在又被日军夺了回来。
这种现象非常多，以至于日军戏称这种现象为“兵器争夺游戏”。
可以想见，八路军部队对打硬仗、缴获武器的需求之强烈。
需求有多大，阻力就有多大。
黄克诚开会研究部队行动问题，有的干部找各种借口不来。黄克诚不急不躁，先从旅长杨得志开始做工作。
杨得志实际职务是副旅长，刚刚接替徐海东，以副旅长身份代理旅长职务。
杨得志比黄克诚小八岁，很尊重黄克诚，听完黄克诚的想法，坚决赞同。而后，黄克诚又向团一级干部讲明了分散行动的意义：
1.把鸡蛋放到不同篮子里，避免被敌人一窝端。
2.分散开去打游击，积小胜为大胜。
3.开辟根据地，扩充兵员。
团以下干部人太多，来不及逐个谈话，开完会统一思想，344旅的几个团便迅速分散开了。
有思想疙瘩也得执行，先执行了再说。
黄克诚虽然是个文弱书生的样子，但执行起命令一向很坚决，谁也拗不过。
三、不急于派政委
但究竟各团执行得怎么样呢？黄克诚其实也有点没底。尤其是和他有一些疙瘩的687团团长田守尧。
之前旅长徐海东因为生病，向上级请求辞去旅长职务，回延安治病。当时朱德正在344旅，当场接受了徐海东的辞职请求，朱老总问谁能接替旅长职务，徐海东和黄克诚都推荐687团团长田守尧，他作战经验很丰富，指挥能力也强，是个值得信赖的好干部。
黄克诚提出，田守尧当时还年轻，资历不够，直接提升为旅长于理不合，不如先提升为副旅长，暂时代理旅长的职权。
朱老总也没多想，当即同意。他让344旅把这个请示逐级上报，请八路军总部党委研究决定，按权限任命干部。
有人不免又问，朱德是八路军总司令，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国民党军中，集团军司令任命一个旅长，太小意思了，当场拍板当场上任。但我军不同，不管多大的官，也没有权力直接任命谁当什么官，而应由各级党委任命。朱老总也是非常讲政治、讲原则的，所以必要的程序必须走。
田守尧非常高兴，还没等正式任职命令下来，便进入了副旅长状态，许多同志向他道贺。
谁知道后来出了点小岔子。
毛主席和彭德怀都接到了这份请示，出于防范小山头主义的长远考虑，一个旅的军事主官不能接连在内部产生，而应在不同旅之间交替任职，没有同意田守尧升任副旅长，而是命令115师343旅685团团长杨得志，跨旅来接任副旅长。
田守尧当时才20多岁，年轻气盛，爱面子，很下不来台，闹情绪。徐海东离开344旅时组织欢送聚餐，田守尧赌气不参加。后来开党委民主生活会，黄克诚半是提醒半是批评地对田守尧说要服从组织安排，谁知田守尧从此对黄克诚有了意见。
这次部队分散，黄克诚还命令687团抽出一个营单独行动，本来，这是黄克诚对687团以及田守尧的高度信任，但还是有一些人背地里说怪话，认为黄克诚有意针对田守尧。
不过田守尧在大事上并不糊涂，分散行动后作战很勇敢，接连打掉了好几股土匪、伪军和反动帮会武装。
田守尧夫妇
被打垮的一些伪军、土匪，有的向八路军靠拢，希望被收编为正规军。
国民党军收编土匪和伪军，一般会给首领一个团长或师长头衔。我军则首先向收编的部队派政委、政工干部。
就像开头提到的孔捷收编黑云寨土匪，派政委和政工干部。
但一线的团长们容易搞过火，搞出问题来。
田守尧率部在博爱县接连干掉了两部土匪和恶霸武装，其中有一支比较大，没有全消灭，残部说愿意接收改编。
687团政治部主任李雪三率领的一个独立营，在获嘉县还打服了一支伪军大队，大约有300人枪，该大队长邓文魁愿意反正。
黄克诚听说687团想派政工干部到新收编的部队去当政委，还准备立马儿和八路军一样，在土匪恶霸伪军武装里建立起党组织。
这些部队都不熟，都是我军新到新打新收编的，黄克诚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听说下面部队想这么干，不由得有点着急上火。太年轻，太冲动了！黄克诚赶忙电令他们，赶紧把政委和政工干部都追回来，等摸准情况再说。
部队听说了很有情绪，好不容易打服了，不赶紧派政委接收，部队一转移不就浪费功夫了？
黄克诚定了个原则，除非是中共领导的、比较可靠的抗日武装，那些反动帮会、伪军甚至土匪，不要硬派政委和政工干部。
黄克诚这种原则，大概是基于两种考虑：
第一，出于统战需要，国民党也在争抢这些伪军、土匪武装，八路军搞得太过火，太招摇，容易引发矛盾。
第二，土匪、恶霸、帮会、伪军，与八路军差别太大，不适应政治工作制度，贸然派过去政委和政工干部，容易引起他们反感，反而不利于吸收。
四、从一个旅扩到一个师
黄克诚是否过于谨慎呢？还真不是。山东八路军部队就发生过类似事件。
当时115师343旅685团进入微山湖以西，开辟根据地。当时湖西沛县原有一支国民党军，被日军打垮，国民党的沛县县长冯子固率领残部留在沛县。
685团迅速打垮了一股伪军一股土匪，把他们大部分都收编成八路军，派驻了政工干部。还有一股帮会组织“杆子会”，属于乡民自保的武装，暂时没动。
这些部队对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很抵触，适应不了，有怨言。
国民党县长冯子固便利用这个机会，挑唆被收编的伪军和土匪，还哄骗“杆子会”，说八路也瞄上他们了，早晚也派政工干部来收编。
正好当时湖西我军的根据地内部产生了一些矛盾，内外矛盾集中爆发，冯子固联合杆子会发动反共摩擦，包围打掉我军一个独立连，造成200多人死伤。
太过激进地推行我军制度，在特殊情况下会适得其反。
黄克诚将军叫停派驻政工干部，不是说不信任这种制度，他自己就是政委，是八路军的老组织部长，他能不明白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吗！
就连中央也曾暂时让过步，为了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接受了国民党的条件，一度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取消了政委。一时不用，那是策略。
那么暂缓派政工干部，黄克诚又用什么办法对付土匪、恶霸武装和伪军呢？
黄克诚的办法是，建立外围部队。
也就是说，只要愿意共同抗日，先不追求编制统一，你可以继续打你的番号、旗号，部队长官也不换。
获嘉县打垮的那一支国民党县大队，300人枪，就是先让他们继续打国民党武装的旗号。但暗中接受八路军的领导，一起抗日。
这是当时大多数伪、匪部队的接收模式。
但也不能一直这么持续下去啊，好不容易赤化了，如果长期游离在我党我军之外，再度黑化了怎么办？
黄克诚采取的是渐进的办法。比如这个获嘉县大队，黄克诚找了一些中间人，利用获嘉县开明士绅段永和，逐渐联络这个大队和八路军的感情，在充分征得他们的同意后，再慢慢往里面派政工干部，但名义上就是协助工作，而不大力发展党员，不搞激进式改变，尊重他们原有的部队习惯。
就这么慢慢熏陶，慢慢转化，这个国民党大队最后实现了彻底改编，整体加入了八路军，成为687团的正规部队。
黄克诚的一套办法，都是做得慢工作。
在当时兵力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能够拿出这么大的耐心，靠的是黄克诚足够长远的眼光，足够全面的考虑。
正是在黄克诚强大的政治工作统领下，344旅扩军工作取得巨大成效。
344旅原本只有5000人，但到1940年4月，已经扩充到2.5万人，是原来的5倍！
一个旅的编制已经远远容不下这么兵员了，中央决定，344旅扩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并打算让大功臣黄克诚担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
所谓纵队，与115师的规模相当，其实就是一个师。但当时蒋介石只给了八路军三个师的编制，为减少矛盾，我军只好改用纵队的称呼。
黄克诚向中央提出辞让，不敢当司令员。他说，自己身体虚弱，眼睛又高度近视，不适合当军政一肩挑的主官。
功成而不居，这是多么可贵的革命家品质。
延安对黄克诚交口称赞，一时传为佳话。后来中央让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当了一阵子第二纵队司令员，让黄克诚任政委。待时机成熟后，中央又命左权回总部，让黄克诚自己干。黄克诚再辞，并提出让杨得志担任纵队司令。中央于是批准。
对于那位受了点小委屈、对自己有点小怨言的687团团长田守尧，黄克诚也毫不介怀，反而不忘继续鼓励他，向中央推荐田守尧接替杨得志，当344旅的旅长。中央也照准。
田守尧其实心里也有数，知道黄克诚当年并不是有意针对他。这次黄克诚帮他补齐了当年的遗憾，他心里很感激。不过年轻人要面子，没好意思当面说出感谢。
据黄克诚回忆，后来直到去了苏北，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田守尧既为黄克诚军政兼通的绝顶本事所折服，也深深感受到黄克诚坦诚待人、光风霁月的光辉人格，终于尽释前嫌，成为肝胆相照的革命战友。
田守尧后来于1943年3月18日在与日寇的作战中牺牲，时年28岁，令人痛心疾首。黄克诚亲自为他题写了挽联，哀悼这位英勇战将。
回顾黄克诚扩军中的政治工作，不得不为他赞叹。黄克诚在八路军最初的六个旅政委里面，年龄最大、政治工作修养最深厚、革命资历也最深，但他从不以身份、位置为意，一门心思投入实际工作，这种大境界、大格局是最令人钦服的。1955年授衔为大将，可谓实至名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