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令志
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
摘 要：《满文老档》太祖朝第79—81册题名为mukūn tatan be ejehe dangse，长期以来被误译为《族籍档》或《族档》。考证mukūn、tatan 的含义及相关内容，可知此3册档案与族籍无关，而是万历三十八年努尔哈赤分配兼并哈达时所得363道和1道买得之敕书。努尔哈赤以这些敕书为凭，组成3个朝贡贸易团队分批前往开原南关取赏和贸易。这批敕书的来龙去脉，呈现了明末女真各部势力消长并渐被努尔哈赤统一的历程。而敕书所载信息，体现了明末女真卫所官员职级抬升、实权渐失，羁縻卫所制度已行将就木。在此过程中，敕书的政治功用基本丧失，仅成为入边朝贡贸易凭证。
关键词：明末 女真卫所 敕书 满文老档
《满文老档》太祖朝第79—81册题名为mukūn tatan be ejehe dangse，在标题内虽写有“未记年月”，但在第79册之首，记有“去［残缺］万历三十八年之档案”，说明该档册应形成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或之后。尽管汉译本名为《族籍档》或《族档》，但其中所记人名大多难以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等文献中找到，研究女真各部来源者均不利用此档案。究其原因，乃其题名及部分内容翻译不准确。考诸《满文老档》原本及各译本，可知此3册档案所记与族籍无关，而主要是万历三十八年努尔哈赤分配兼并哈达时所得363道开原南关（即广顺关）敕书。
囿于将此3册档案视为“族籍”或与“族”有关之思路，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多侧重于明末女真族群或制度。如日本学者鸳渊一、户田茂喜提出的“三头政治”，安部健夫提出的“族制下的封建国家社会”，三田村泰助据此概括的“穆昆塔坦制度”等说。国内学者如丛佩远、薛虹、白新良、刘小萌、韩世明等也提及该档案，但对其性质和所录敕书分析较少，也未引起学界更多关注。基于此，本文拟从该档册题名、所载敕书的分配和来源等入手，先判断该档册之性质，进而考察明末女真卫所贡敕制度的演变及女真地区卫所职能衰落、敕书管理及作用等问题，分析后金政权建立之前女真社会实况及其与明朝关系的转变。
一、mukūn tatan be ejehe dangse 译名再议
较早研究《满文老档》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将其中太祖朝第79—81册mukūn tatan be ejehe dangse 译作“族籍表”；东洋文库《满文老档》译本（以下简称“东洋文库本”）并未翻译该题名，文内仅将mukūn译作“族”，未译tatan一词，但将其称作“族籍表”。这一译法被日本多数学者沿袭，唯增井宽也认为该档册所记，乃万历三十八年努尔哈赤组建的三个朝贡组织，mukūn 和tatan 有“组”和“班”的性质。中国的《满文老档》译本，对其翻译亦未统一。辽宁大学译本（以下简称“辽大本”）音译作“穆昆、达旦的档子”，且tatan译作“达旦”，译音不准，现多译为“塔坦”。中华书局本（以下简称“中华本”）译作“族档”，乃仅译了mukūn，未译tatan。内阁本沿用日本学者的译法，将该档册列入族籍系统。
mukūn多指宗族之“族”，另指为经济等目的结成的帮伙、团伙或行伙，如jeku i mukūn（粮帮）、mukūn i jahūdai（帮船）等。《御制清文鉴》中mukūn 有两种含义：其一，“同姓之兄弟称作mukūn”；其二，“一群亦称作一mukūn”。《御制增订清文鉴》将第二种含义称作“行伙”。
目前，上述各种译本均将mukūn 译作“族”，如uju mukūn 为第一族、jai mukūn 为第二族、ilaci mukūn 为第三族，但从三mukūn 的首领来看，第一mukūn为努尔哈赤，第二mukūn为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第三mukūn为努尔哈赤同母弟舒尔哈齐，三者绝非不同宗族。此外，同一mukūn内姓氏庞杂，如第一mukūn内，有额亦都（钮祜禄氏）、何和里（董鄂氏）、费英东（瓜尔佳氏）、扈尔汉（佟佳氏）、安费扬古（觉尔察氏，档案记作ongkoro baturu，硕翁科罗巴图鲁）等，他们与努尔哈赤本非同姓，更不同宗。第二mukūn成员系褚英所属和哈达部归附之人，亦非同一宗族。因而，将此处之mukūn理解为宗族之“族”是错误的，且档册内并无susu（籍）之含义，译作“族籍表”、“族籍档”更与原本标题和内容不符。
此处之mukūn应译作《御制清文鉴》的第二种含义，即《御制增订清文鉴》所解释的“行伙”，有临时结成的“团”、“帮”、“队”等之意。mukūn指某个群体之人，这在《满文老档》里多处可见。如天命六年（1621）将萨尔浒的人户迁至辽东时，“自十一月初一起首队至，迄十二月初十末尾方断”，其中“队”为mukūn，即首批迁移到达的人群。又如天命八年六月，审讯抓获复州地方明朝密探时称“一队之奸细有四五十人，二队之奸细有百人，皆过辽东而去矣”，其中“队”也为mukūn，但汉译本误译作“族”。明朝并非按族选派密探，因此“队”、“帮”才符合原意。再如天聪十年（1636）二月，图尔格依前往锦州、松山之间哨探时，“夜遇自锦州遣往松山之（兵）二队，擒斩二十人，获马十六”，其中“队”为mukūn。可知《满文老档》中之mukūn，并非仅为“族”意，还指“某一群体之人”。1644年以后的满文档案里，mukūn为“某个群体”之意者较多。如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初四日，“顾太监转谕内务府大臣噶禄、海拉逊，今验选秀女，著停选老嬷嬷、小嬷嬷等一姓中之秀女”。此谕称嬷嬷群体时，满文也用了mukūn一词。
tatan在《御制清文鉴》中被列入“毡房帐房类”，将“在野外行走之人歇息处称作tatan”。《御制增订清文鉴》也将其列入“毡房帐房类”，注释汉文为“下处”，即“在野外之临时休憩处所”，后衍生为出行时临时组成的“伙”。1601年，努尔哈赤改进牛录（niru）组织，每牛录下设四tatan，成为行军、渔猎、采集、贸易等生产生活的基层单位。将牛录下的tatan 译作“下处”肯定有误，故学者多将其音译为“塔坦”，对应汉译为“伙”较为贴切。牛录下的tatan很快不见史料记载，说明其很快被稳固性组织所取代。tatan临时性的“伙”之意，与固定性的“伙”——hoki（党、伙）含义有别。
从已出版的满文档案中可以看到，清代将行军、出猎途中的临时驻地称作tatan。《闲窗录梦》内记惇亲王绵恺往清西陵祭祖，当日不能往返，中途憩于tatan。清末大臣上朝前多集于tatan，太监值宿之处亦称tatan 等，可知终清一代，tatan之临时休憩、住处之意未变。正因此，安部健夫将《族籍档》中的tatan译作“寓”但如此翻译与原意不符。
贸易商队多为临时组成，故满文多以hūdaimeyen（商队）、hūdai tatan（商伙）称之。乾隆初年准噶尔贸易团队的满文档案中，有几处团队下分为数个tatan的记载。如乾隆八年为赴藏熬茶，先行的东科尔贸易团队成员称，“我等前来五个商伙人内，有带一二百马、驼之人，亦有带有一二十马、驼之人”，其中“商伙”的满文原文即tatan。另在乾隆九年准噶尔赴肃州贸易商队进入哈密后，部分马匹、商品被盗，商队呈文安西提督报告丢失物品，其中有“juwe tatan i juwe niyalmai ulin hūlhabuhangge”，即“二塔坦之两人财物被盗”，可知该商队亦分为几个tatan。此tatan 的含义与mukūntatan be ejehe dangse中的相同，乃商队下面之“伙”。
内阁本《族籍档》将ilaci mukūn iningguci tatan 等中的tatan，均译作“支”，似有不妥，因tatan并无gargan（分支）、uksura（宗支之支）之意。但将编牛录时的ilan tanggū haha beduin janggin ubu sindame dende. tatan banji.，译作“将三百丁按四章京编队”，即将其中tatan译为“队”，较近原意。
mukūn tatan be ejehe dangse所记，其实是万历三十八年努尔哈赤分配敕书，此次分配是为了分三支商队持敕书前往开原南关贸易。万历二十七年建州女真兼并海西女真哈达部后，得到哈达部首领猛骨孛罗（又写作“蒙格布禄”）所属之363道南关的诰命敕书。但因没有得到明朝的认可，努尔哈赤并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利用此363道敕书进行朝贡和贸易。万历三十六年，努尔哈赤设法修复南关之贡，经过与辽东主管官员谈判，于三十八年得到辽东巡抚李枘认可后，他便可以利用这批敕书，前往开原南关贸易、取赏。因此，努尔哈赤将此363道敕书，按建州赴开原、抚顺贸易所分成的商贸团队进行了分配。据此档册记录，当时建州赴开原的朝贡贸易mukūn有3个，每个mukūn又分十二三个tatan，或为往返同行止宿，便于筹备、守护货物而设。因此mukūn tatan beejehe dangse ，是记录给3个贸易团队分配兼并哈达部所得363道南关敕书和1道“汗家买取的敕书”之档案，译作与朝贡、贸易相关的“团伙档”或“帮伙档”，更为准确。下文就从这一视角入手，探讨该档册所分敕书及其被译作“族籍”所导致的舛误问题。
至明末，女真地区经过多年争夺，海西女真的敕书多集中于扈伦四部。敕书的性质亦随之发生变化，即作为官凭的功能消失，但作为入边朝贡贸易和领取额赏的凭证功能越发突出，因而是否掌握敕书，关乎能否到指定的关榷进行贸易。于是，敕书成为女真人相互掠夺的主要财富之一。努尔哈赤分配这批南关敕书，实际上是在分配赴开原关贸易和取赏之份额。
敕书按贸易mukūn配给，三mukūn分配敕书的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mukūn以“汗家”即努尔哈赤为首，下分12个tatan，前4个tatan由努尔哈赤属人组成，分得敕书40道，余下分别属于额亦都（8道）、何和里（7道）、费英东（7道）、扈尔汉（7道）、安费扬古（5.5道）等与努尔哈赤关系紧密之人。其余分得敕书者，多为1人分得数道、1人专有1道或两三人共有1道。第一mukūn 除努尔哈赤外，有53人分得敕书，共分得敕书117道。
第二mukūn以努尔哈赤长子褚英（档案记为argatu tumen，阿尔哈图图门）为首，下分13个tatan，其中褚英领有第一、二、五、六tatan，分得敕书39道。其余tatan 之人多为哈达旧部，其中猛骨孛罗之子武尔古岱（《明实录》写作“吾儿忽答”）领有第三、七、八tatan，分得敕书31道。另第四tatan头领苏巴海（3道）、第九tatan头领雅虎（3道）、第十tatan头领毛巴里（4道），三人系哈达部原首领速黑忒之后裔。其余分得敕书者，亦多为1人分得数道、1人专有1道或两三人共有1道。该mukūn有64人分得敕书共126道。
第三mukūn以努尔哈赤同母弟舒尔哈齐（档案记为darhan baturu，达尔汉巴图鲁）为首，下分12个tatan，其中舒尔哈齐领有第一、二、八tatan，分得25道敕书。舒尔哈齐之子扎萨克图为第五tatan头领，分得10道敕书。值得注意的是，努尔哈赤次子代善（档案记为guyeng baturu，古英巴图鲁）也在第三mukūn中，为第三、四、六、七tatan 头领，分得敕书40道，超过舒尔哈齐父子之和。据三田村泰助、增井宽也等考证，此乃舒尔哈齐欲自立失败后，努尔哈赤打压他的措施之一，反映了当时舒尔哈齐势力被削弱。其余分得敕书者，也多为1人分得数道、1人专有1道或两三人共有1道。第三mukūn有60人共分得敕书121道。
考察上述mukūn、tatan 内所记载约180人之谱系，首领、头领及普通分得敕书者之间，基本不存在宗族关系，因此，将mukūn译作朝贡贸易使团，则可将视角从族内关系中挣脱出来，不再考证各mukūn内的隶属关系。
或因万历三十八年努尔哈赤与辽东主管官员谈判，愿以去车价、减人数、退还地界等为条件，恢复朝贡，因此，不得不将每次前往南关贸易者控制在百名左右，3个mukūn之划分，并不囿于宗族关系，而是注重人数均衡，所分敕书数大体相同。其中分配各mukūn 的都督同知、都督佥事、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等各级别官员的敕书，也都基本均衡，以确保均衡取赏。而将mukūn视为“族”者，对如此分配敕书作了过度解读，甚至仅据此档册，误判当时女真社会存在穆昆塔坦制。
宗族制度在古代社会广泛存在，且基本附属于各种社会政治体制之中。明代女真社会无疑存在宗族（mukūn）制，并存续于卫所制度之内，卫所官员基本为各宗族首领。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创立牛录制，将牛录这一女真社会传统的临时性生产、生活组织，改变为集行政、经济、军事为一体的固定性基层组织。数年后，设置固山（旗），将牛录分属黄、蓝、白、红四旗，分别由努尔哈赤、舒尔哈齐、褚英、代善主管，这种由女真传统社会组织演变而来的牛录固山，成为统治当时建州女真社会的主要机构。牛录固山制下，每个牛录设有族长（mukūn i da），乃宗族制度的遗留，但并非主流，即牛录固山制是主体，宗族制并存于牛录组织之内。据上文述及tatan侧重于临时性“团”、“队”之含义，当时女真社会并不存在“穆昆塔坦制”。所谓的“穆昆塔坦制”，乃将mukūn tatan be ejehe dangse 误译作“族籍表”、“族档”或“族籍档”后出现的错误判断。就此，据此档册进行的相关“族籍”、“族”及“穆昆塔坦制”等的研究就失去了根基。即当时女真社会存在的是穆昆制，而非穆昆塔坦制。
从3个mukūn划分来看，第一mukūn主要由努尔哈赤及来投附属之“五大臣”等组成，“五大臣”除何和里在白旗外，其他四位都在努尔哈赤的黄旗之内。第二mukūn主要由褚英所属白旗与哈达旧部成员组成，哈达旧部当时是否已经划归旗分，尚难稽考，从天命八年八旗旗分发生变化前所记该tatan中部分人的旗分看，雅虎、满达尔汉均属于正白旗。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稽得，武尔古岱后裔为镶黄旗、苏巴海后裔为正黄旗，因皇太极继位后黄、白旗色互换，所以可以推断在努尔哈赤时期，两人的旗分为白旗。但拜音达里、毛巴里、托博辉等属于正红旗，可知哈达旧部基本被编在白旗、红旗内。第三mukūn 主要由舒尔哈齐及其子扎萨克图以及代善等组成，即分属蓝旗和红旗。万历三十七年的乙酉之变，舒尔哈齐在与努尔哈赤的斗争中失利，所以分得敕书较少，其与代善在同一个mukūn，亦反映出当时权力斗争后四旗的势力情况。
因而，3个mukūn组成或与旗分有一定关系。白新良认为此次分配敕书与旗分有关，并将此3个mukūn，视作万历三十八年左右建州女真人分作三个固山的证据之一，可为一说，但需进一步考证。如前所述，该档册之mukūn并不是按宗族划分的，只是为赴开原朝贡贸易组成的团队。其是否存在临时组建或更换tatan成员问题，尚待探讨。因此也不能据此次分配敕书之记载，就得出其为固定朝贡贸易团队的结论，当考察建州赴抚顺之贸易团队的组成，或许更准确。
档案所录分得敕书多寡者可分为五类：
第一，1人分得几十道者。如努尔哈赤（40道）、代善（40道）、褚英（39道）、舒尔哈齐（25道）及武尔古岱（31道）。其中武尔古岱系哈达部首领猛骨孛罗之子，万历二十九年后，建州女真曾以其名义使用这批哈达敕书，后受叶赫部攻击，彻底投靠努尔哈赤，此次分得敕书较多，概由于此。此外，所分敕书中仅有的10道都督级敕书，基本被努尔哈赤兄弟和儿子瓜分，如努尔哈赤分得都督同知敕书1道、都督佥事敕书2道，舒尔哈齐分得都督同知敕书1道、都督佥事敕书1道，褚英分得都督佥事敕书2道，代善分得都督佥事敕书2道。两道级别最高的都督同知级敕书，分别分给努尔哈赤、舒尔哈齐；武尔古岱没有分得都督级敕书。另有1道都督佥事敕书分与哈达部之乌喇氏苏巴海，或因其曾祖系创建开原南关的王忠。另外，在苏巴海的tatan内，其长子莽古分得1.5道敕书（有1道与雅荪共有）、次子汤古得2道敕书，父子三人共得6.5道敕书，亦体现对王忠后裔之重视。
第二，1人得5道以上者。如额亦都分得8道，何和里、费英东、扈尔汉各分得7道，安费扬古分得5.5道（其中1道与锦塔希共有），此5人较早率部来归并军功显赫，并在天命元年被任命为五大臣。
第三，1人得1.5—4道者。除前述苏巴海、汤古、莽古、毛巴里、雅虎外，有孙塔（3道）、奇徘（2.5道，其中1道与郎色共有）、卓里克图（2道）、谭泰柱（2道）、夸奇（2道）、雅希禅（1.5道）、萨哈廉（1.5道）等，多在第二mukūn内，系哈达旧部领主。
第四，每人1道者。此类人数较多，有的名字后注敕书，有的注明某某gulhun（专有），他们多为牛录额真以上职官。此外，第一mukūn第五tatan之纳木河卫都指挥佥事敕书持有者乌达哈（udaha）、第十tatan之亦玛忽山卫都指挥佥事敕书持有者达柱虎（dajuhū），第二mukūn 第十tatan 之木兰山卫都指挥佥事持有者毛巴里（moobari）、阿伦卫都指挥佥事敕书持有者颜泰（yantai），同配与者名字相同，或因他们于哈达部归附努尔哈赤时有功，才得以保留属于自己的敕书。
第五，2人及以上共有1道敕书者。这在3个mukūn中的后几个tatan内占一定比例，有2人共有者，也有3人共分者。唯第三mukūn之第九tatan内，所分万历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袭替之多尔齐山卫古鲁古之敕书，记为托特塔穆3分、杨古利1分，其余6分未写归属，属于特例。
上述几种不同的分配敕书方式，在3个mukūn内也基本均衡，尤其是第四、五类，主要存在于3个mukūn 的后几个tatan。如此分配敕书，具有分配财富的意味。对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的女真社会而言，敕书代表了入边贸易权。另外，凭借敕书可以领取明朝每年的例赏，不同级别的敕书领取的赏赐有差。
万历三十六年，努尔哈赤兄弟赴北京朝贡，朝廷“颁给建州等卫女直夷人奴儿哈赤、兀勒等三百五十七名贡赏如例”“颁给建州右等卫女直夷人速儿哈赤等一百四十名贡赏如例”，可知当时努尔哈赤，等掌控敕书357道、舒尔哈齐掌控140道。从明朝赏赐时间不同，分别记载筵宴、贡赏可知，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分作两个使团，分别持建州卫、建州右卫敕书前往北京的。按贡赏份额，每年“奴酋五百两，速酋三百两之赏”，此乃年例正赏之数，也可窥见明末仍可凭敕书取得贡赏。mukūn tatan be ejehe dangse中所记分配敕书多寡不一，的确有按功绩等分配作为贸易性财产敕书的性质，但敕书变为财富，必须遵从明朝规定，即凭一道敕书验放一人一马入边，按期到北京或指定的关榷进行朝贡、贸易方可实现。换言之，此363道敕书，必须到开原南关贸易才能兑现其财富价值。获取赏赐和贸易之利后，或按所分敕书多寡分配所得，这也是保存分配敕书额数，且记录于专档之缘由。
二、敕书之争与女真各部势力消长
学界普遍认为mukūn tatan beejehe dangse所载，主要是努尔哈赤分配所获哈达猛骨孛罗所属363道敕书。但事实上，档册中ejehe（敕书）一词仅出现5次，即第一mukūn第一至四tatan 所标“汗家之敕书”，第二mukūn第十tatan内“汗家买取之敕书”。下文先梳理明代女真羁縻卫所之敕书制度及其演变，进而通过这363道敕书的来龙去脉，考察女真各部的势力消长。
明朝所颁敕书种类较多，主要用于诰封官员、规范职权、褒奖功绩、饬责违碍等，其中颁给女真地区的主要有两类：一类为诰封女真羁縻卫所官员的诰命敕书，另一类为下发至当地官员的谕令敕书。mukūn tatan be ejehe dangse所载均为诰命敕书，因此，本文暂不考察谕令敕书。
明初政府对前来归附的女真各部首领，赐以指挥使、千户、百户、镇抚等职，且设羁縻卫所进行统治。立卫命官时必赐“诰、印、冠、带、袭衣、钞币有差”，其中“诰”即“诰命”，乃授官之文书。按明制，一至五品为诰命，六品以下为敕命，因委任女真官员品级较高，故多为诰命敕书。在明代文献里，此类敕书又被称为“官职敕书”、“授职敕书”、“受官名敕”、“授官玺书”，乃职官之官凭，主要颁给朝廷委任的土司、土官及蒙古、女真羁縻卫所之各级官员，敕书内容主要包括所授官职及其职权范围等。明朝对这类敕书有一套颁行、更替、勘合、湔除、处分等规制。
诰命敕书作为授官凭证，用途颇广，凡入边贸易、赴京进贡、具奏事务，必出示敕书，经边官验放，方准入朝。明初政府不限制女真入贡者人数，来者听从其便。明中期始限制朝贡人数，规定凡有入贡者，必须携带敕书、印信，到关验放，从而规范了女真人的朝贡。海西、建州女真分别由开原、抚顺进入，到辽东都司所在地辽阳接受审验，然后方准许入贡京师。凡是验放其中可朝贡京师者，皆需验看敕书，即所谓“验贡以敕为准”，故敕书如同身份证明，对欲朝贡、贸易者而言颇为重要。对准许入京朝贡者，于都司衙门另立一簿，开列护送通事职名、女真官名，咨送兵部存档，以备查核。
受瓦剌东进的影响，女真地区诰命敕书多有遗失，朝贡贸易乱象丛生。景泰年间以后，女真来朝者人数不断增加，给明朝带来巨大压力。明朝为维护朝贡制度，于是限制女真朝贡人数，规范其入边规则。英宗复位后，规定“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毛怜卫，每卫岁许一百人，建州寄住毛怜达子，岁十二人，其余海西各卫并站、所、地面，每处岁不过五人。其都督来朝，许另带有进贡达子十五人”。但如此限制人数，并未解决女真朝贡冒滥等问题，如成化三年（1467），建州三卫多冒毛怜卫敕书入贡，待毛怜卫人入贡至关时，守关者以入边者数额已足，不许其进入，致使毛怜卫人生怨。成化五年，海西女真自正月至十二月，进贡者多达1832人，且称未到者尚多。于是在嘉靖中叶，再次确定女真各部之朝贡定额，实施每道敕书每年只准一人入边之政策，改变了敕书作为入边凭证的功能，从原来以卫所为单位入边的凭证变为个人入边的凭证。
据曾任兵部尚书的王在晋记载，最初额定每年海西诸卫入边的敕书999道、建州三卫500道。每道敕书每年只准一人一马入边，如此便将女真每年朝贡贸易人数控制在1500名以内，基本与明朝在女真地区发放的敕书和任命的官员数相符，达到控制人数、防止冒滥的效果。按每年固定名额入贡之政策，海西女真可自开原、建州女真自抚顺入边，进而进京朝贡或于开原南关、北关（即镇北关）和抚顺贸易。这种按海西、建州分配入边名额的制度，改变了以往按卫所朝贡、贸易的体系，使得女真地区羁縻卫所敕书作为入边贸易凭证的职能更加突出。邻近开原、抚顺的卫所，凭借地理优势把控入边贸易路线，用抢夺、购买而来的敕书入边贸易。哈达、叶赫等部借此把持贡道，控制开原南关、北关贸易，势力得到迅速发展。
这一政策的实行，很快掀起敕书之争。争夺敕书的方式主要有抢夺、购买和迫使其他卫所官员归附等。一时间，敕书成为女真各部矛盾的焦点。多数边远卫所为了能够通关朝贡和贸易，不得不依附于势力强大的部族，因而，明末敕书之争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女真各部兼并统一的过程。
海西女真敕书之争，早期以控制贡道之塔山前卫、塔鲁木卫较为激烈。嘉靖中叶以后，海西女真999道敕书中的700道，已被塔鲁木卫首领祝孔革掌控，而与该卫势力相当的塔山前卫不及300道，故誓与之争。塔山前卫左首领速黑忒死后，其子王忠南迁形成哈达部，势力渐盛，与祝孔革并列称雄，最终祝孔革被王忠所杀，海西女真999道敕书皆归王忠。王忠因此不但称雄海西，亦约束建州。王忠侄王台继位之后，“能得众，兵益强，居开原东北，建州王杲、王兀堂、鹅头、忙子胜、李奴才，毛怜卫李碗刀及祝孔革子（应为“孙”——引者注）逞加奴、仰加奴诸酋，尽服从台”。在明朝干预下，王台虽分出300道敕书给叶赫部的塔鲁木卫首领台出，但塔山前卫仍掌控大多数敕书，在朝贡贸易等方面占有优势地位。
万历初年，王台年老势衰，而叶赫部势力渐强。万历十年七月，王台死，叶赫部逞加奴、仰加奴兄弟乘机向南关哈达部索取北关故敕700道，开始与王台之子虎儿罕争夺，逞加奴、仰加奴掠寨焚庄。当哈达部力不可支之时，万历皇帝令右都御使周咏、抚臣李松悉心计划，便宜处理，制止兵衅。翌年，李松与总兵李成梁以加给敕书为名，处死了逞加奴、仰加奴，争敕书之战暂得平息。但逞加奴、仰加奴之子卜寨、纳林布禄图报父仇，继续夺敕，侵掠虎儿罕子歹商部。万历十六年蓟辽总督张国颜、辽东巡抚顾养谦折中调和，奏请将海西999道敕书，南北平分，北关少其一。自此，入开原南关敕书500道、北关敕书499道，通南关之敕书被称作“南关敕书”，通北关之敕书被称作“北关敕书”，并且南关敕书逐渐由哈达部掌控，北关敕书由叶赫部掌控。
哈达部王台死后，诸子争业，当时分别由康古陆、猛骨孛罗和歹商分管，因此，南关敕书又被三分，其中王台之子康古陆181道、猛骨孛罗182道，其孙歹商137道。万历十九年，叶赫部诱杀歹商，掠其部牲畜，收其所有137道敕书，致使叶赫部拥有敕书达636道，而哈达部仅有敕书363道。不久，康古陆死，哈达部363道敕书便归于猛骨孛罗。至万历二十七年，建州兼并哈达部，该部363道敕书亦皆归努尔哈赤，此即mukūn tatan be ejehe dangse所载敕书之来源。此外，建州女真原本持有的500道敕书，须自抚顺入边朝贡和贸易，与此mukūn tatan无关。
明代任命的女真卫所官员，并无俸禄，而是以朝贡赏赐和允许贸易等方式笼络。入边朝贡、贸易皆以敕书为凭。至明后期，不能赴京朝贡者，多在辽东按敕书领取赏银、绸缎等，因而，敕书变相成为女真社会之财产。努尔哈赤得到哈达363道敕书后，先仍以猛骨孛罗之名义使用，万历二十八年，努尔哈赤杀猛骨孛罗，予妻于其子武尔古岱，在明朝干预下，仍令武尔古岱主哈达部之事，并继续以武尔古岱的名义用这批敕书朝贡和贸易。万历三十一年，叶赫之“那酋（即那林布禄——引者注）与白羊骨（即布扬古——引者注）又紏（纠）庄南抢杀吾酋（即武尔古岱——引者注），吾酋穷，因投奴寨。自后吾酋不还，而南关之敕书、屯塞、地土、人畜，遂尽为奴酋有矣”，可知这363道敕书，自此名义上也不再为武尔古岱所有。明朝因此暂停建州之贡，故史料中不见万历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建州朝贡之记载。
万历三十六年，李成梁等因“弃地啖虏”事件被参劾，辽东局势随之改变。海西、建州女真乘机修贡，努尔哈赤兄弟分别到北京朝贡的同时，遣人到开原南关朝贡贸易，此即努尔哈赤以此363道敕书“混南关敕顶赏”事件，明朝部议绝其代贡之谋，但未成功。即前文所述努尔哈赤以去车价、减人数、退还地界等为条件，恢复朝贡。三十八年，辽东官员在“本夷俛服，车价已听裁革，夷众十减其八”的条件下，题请恢复建州之朝贡，建议“仍许贡以示羁縻”，部议具题获准。努尔哈赤等不但恢复了与明朝的朝贡关系，且得以补贡补赏，更重要的是明朝默许其持敕书到南关贸易。至此，努尔哈赤等方可名正言顺地利用此363道敕书。数年后，明朝大臣评议此事称，“南关三百六十三道敕书，锡予出自天朝，奴酋夺而有之。我不但不问南关之所以去，而并不问敕书之所以来，公然以南关之赏赏之，是诲盗也，是赏叛也”，侧面证实了努尔哈赤以此363道敕书在南关取赏、贸易。
万历三十八年修贡后，虽战争不断，但朝贡贸易仍在进行，敕书之利用、袭替并未中断。至四十七年正月出征叶赫之际，努尔哈赤在与明朝官员商谈从叶赫罢兵条件时，其中有“至我旧赏抚顺敕书五百道，开原敕书一千道，尚仍令给我兵士”，乃将其掌握女真地区所有敕书，分给兵士作为贸易凭证之佐证，但这些敕书仅为贸易凭证，而非官凭。同年，叶赫部灭亡，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也控制了女真地区全部诰命敕书，但此时已与明朝开战，不能再凭借敕书取赏，并且后金势力早已进入抚顺、开原，敕书之作为通关、朝贡凭证的作用尽失。崇德四年（1639）六月，皇太极谕令处理所得明朝之敕书，“先是，满洲接近之哈达、叶赫、乌喇、辉发、蒙古诸国，俱受明国敕书。至是，上以诸国归附，教令统一，明国敕书，不得存留。令大学士希福、范文程、刚林，学士罗硕、胡球、额色黑等悉收之，焚于笃恭殿前”。自此，明朝敕书在东北地区绝迹。
三、敕书制度演变所见明末政府对女真统治的衰落
mukūn tatan be ejehe dangse 所载敕书，分列卫所、职官、原持有者、袭替时间、承袭关系、配与者及其所属mukūn、tatan 等信息，可据此分析明末女真地区卫所衰落、官职变化、敕书袭替等问题，进而在此基础上考察明末对女真的统治及女真社会的发展状况。
（一）明末女真卫所衰落
洪武后期，朱元璋曾有经营东北北部的考虑，遣使招抚黑龙江下游女真等部落来投。未久，又令侯史家奴和刘显率军出辽河，于松花江下游斡朵里和图们江南之铁岭，拟建三万卫和铁岭卫，因粮饷难继等未果。
永乐初年，随着北元分裂，明朝北方军事压力减轻，成祖再度积极遣使招谕女真，长白山地区、松花江流域女真各部重要首领皆来臣服。永乐元年十一月，女真头目阿哈出等来朝，遂于其地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以阿哈出为指挥使，其余为千户、百户、所镇抚等，此为明朝设置女真羁縻卫所之滥觞。十二月，忽剌温等处女真头目西阳哈来朝贡马，设置兀者卫，以西阳哈为指挥使、锁失哈为指挥同知、吉里纳等6人为指挥佥事，其余为卫镇抚、千户所和百户所镇抚等。阿哈出和西阳哈，分别是长白山地区和松花江流域影响力较大的部落首领，二人率先归附，使明朝顺利地在女真地区建立起羁縻统治。
受长白山地区和松花江流域女真首领归附之影响，其以东、以北的女真、蒙古诸部首领亦悉境来附。明朝依设建州卫和兀者卫之制，“选其酋及族目，授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在当地确立了因俗而治的羁縻统治。到永乐七年，明朝在辽东边外设立了174卫，分布远及黑龙江入海口并滨海地区，北抵外兴安岭以南，西至黑龙江上源之鄂嫩河一带。至万历朝，于女真地区共设384卫、24千户所、7地面、7站、1寨。上述卫所内，“以开原东北至松花江海西一带，今之野人女真，分为二百七十余个卫所，皆锡印置官。官虽多寡不一，皆选其酋长及族目授以指挥，千、百户，间亦以野人向正者为都指挥、都督统之，为我藩屏”。可知成化年间，属于海西女真的卫所有270余个，与mukūn tatan be ejehe dangse 所录卫所数基本相同。且各卫所内，按对明朝忠诚程度、实力情况，分别授予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等职官。
mukūn tatan be ejehe dangse 内记载清晰的362道敕书，涉及267卫、2所、1地面，另有13处记载残缺，估计涉及的卫所要超过270个。因敕书级别不同，所以不少敕书出自同一个卫，其中有一卫3道或2道者。如海西石河卫3道，其中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敕书各1道；海西吉滩卫3道，其中都指挥使敕书2道、都指挥佥事敕书1道；海西式木卫有都指挥佥事敕书3道；九塔卫、克默尔河卫、古城卫有都督佥事、都指挥使敕书各1道；海西哈里卫有都督佥事、都指挥佥事敕书各1道；纳木卫、河伯卫、可令卫、安河卫、呕罕河卫、苏家卫有都指挥使、都指挥佥事敕书各1道；木束河卫、莫和里河卫、忽鲁山卫、兀里河卫、曹河卫、朵儿必卫有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敕书各1道；塔山卫有都指挥同知敕书2道；海西、塔斯哈益石卫、可令河卫、沙岭卫、石河卫、纳木河卫、硕陵河卫、兀里溪山卫、兀者托温千户所有都指挥佥事敕书2道。
从明末海西卫所数和敕书数分析来看，海西有270多个卫所，999道敕书，平均每个卫所3道左右，各卫所均有一、两位都督或都指挥级的官员。另外，叶赫部当时掌控敕书636道，哈达部掌控363道，因而上述同一卫所的敕书，有的被哈达部控制，有的被叶赫部掌控。如万历三十五年，奏准“兀者前卫都督佥事歹统孙伏哈换给敕书，古城卫都督佥事小厮哈补给敕书各一道”，档册中仅见古城卫的都督佥事敕书，兀者前卫只有一道都指挥佥事敕书，不见伏哈的都督佥事敕书，该敕书当掌握在叶赫部手中。
将mukūn tatan be ejehedangse 所记卫所，与王锺翰《明代女真人分布》中《明代女真卫所简表》进行比对，发现其中多数名称相同，有的因译音之别有所差距。该表中卫所名称，多稽自《明实录》《辽东志》《全辽志》等，均早于满文文献记载，故翻译满文的这类卫所名称时，可供参考。
另外，由《明代女真卫所简表》及《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所释明代卫所可以得知，mukūn tatan be ejehe dangse 所录卫所，其中许多历史悠久，如阿速江卫、安河卫、卜颜卫、朵儿必卫、甫河卫、古城卫、哈兰城卫、忽儿海卫、忽里山卫、可令河卫、苏温卫、随满河卫、塔山卫、塔河卫、兀者卫、兀里溪山卫、脱木河卫、屯河卫、薛列河卫、牙鲁卫、亦麻里卫、亦儿古里卫、亦速里卫、益实卫、兀者托温千户所、兀者揆野木千户所等，均设立于永乐七年前，但这些卫所官员的诰命敕书及其贡赏和贸易之利，在万历初年的敕书之争中尽归哈达部。从努尔哈赤兼并哈达后即得到这批敕书来看，这些卫所官员所持敕书可能已不在自己手中，而是集中于猛骨孛罗处。这也意味着，这些卫所官员已基本丧失对本卫所的管理权。换言之，明末绝大多数卫所官员职能丧失殆尽，卫所名存实亡。
笔者猜测，内藤湖南将此3册档册译作《族籍表》，或许出于从敕书持有者之卫所方面考虑，其中可以反映持有者之卫“籍”，但他忽略了既然原档题名mukūntatan be ejehe dangse ，便应以档案题名名之。况且，在《明实录》《内国史院档》《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等文献内，难以找出这些敕书持有者之名。因此，明朝任命的都督、都指挥等三品以上卫所官员，是否跟随猛骨孛罗、武尔古岱一起归附努尔哈赤，尚未可知。即便有的敕书所有者跟随归附，但mukūn tatan be ejehe dangse所记内容，是为建州女真人等前往开原贸易而分配给各mukūn 、tatan的敕书，故其中所记敕书的配与者，远重要于持有者。从此视角分析，mukūn tatan be ejehe dangse的史料价值，应更多体现在敕书的分配，及与之相关的三个贸易团队等问题。
（二）明后期女真卫所官员职级抬升及其实权被剥夺
明朝在招抚女真人、设立羁縻卫所的同时，授予该卫首领官职。关于女真人获授官职情况，《明史》记载：“洪武、永乐间边外归附者，官其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按明代官制，都督级有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都指挥使有都指挥使（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从二品）、都指挥佥事（正三品）；指挥使有指挥使（正三品）、指挥同知（从三品）、指挥佥事（正四品）；千户亦分正、副，分别为正五品和从五品；百户正六品；镇抚从六品。且每一卫所内，除设一名最高级别者掌印统领本卫所外，同时设多名下属官员。各卫最高职官级别，取决于该卫之等级。
永乐初年于女真卫所设官，最高不过指挥使之职，如前述阿哈出、西阳哈、锁失哈等均为指挥使级。时过数年，所授卫官职务渐高，如永乐七年，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以康旺、王肇舟为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概其职与“都指挥使司”衙门级别一致，亦成女真羁縻卫授都指挥级别官员之始。翌年，建州卫指挥使阿哈出之子释家奴，以从征阿鲁台立功，赐名为李显忠，授都指挥佥事，乃以军功擢升之例。永乐十年，兀者卫指挥使锁失哈率部来朝，永乐皇帝嘉悦之，升锁失哈为“都指挥同知”，并按此例推行，故永乐年间，卫官升至都指挥一级，稍成定制。
自宣德元年（1426）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和毛怜卫猛哥不花晋升为都督佥事开始，女真卫官始有都督之级。此后，猛哥帖木儿升为右都督，其子董山升为左都督，但正统以前，女真都督级高官，皆为建州卫、建州左卫和毛怜卫担任。正统以后突破此局限，不仅毛怜卫、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相继出现右都督撒满答失里、都督李满住、右都督董山、右都督纳郎哈等高级卫官，而且，海西之呕罕河卫、肥河卫、兀者卫、弗提卫亦相继出现都督佥事乃胯、右都督你哈答、左都督别里格、右都督剌令哈和加哈察、右都督剌塔、左都督察安察、右都督察阿奴、帖思古、答吉禄等记载，即海西女真诸卫中都督级官员更多，甚至出现“一卫多督”的现象。可见自明中叶以后，明朝在女真各卫中普遍任命都督、都指挥以上高级官员，女真各卫级别随之提高。
明中叶对女真诸卫职官升授以升袭年限为准。天顺四年（1460）规定，袭十八年者，准升一级。成化十五年后，规定除特殊情况外，皆以二十五年为率，但在执行过程中多注重特殊情况，凡有招徕边民、逝于边事、送还被掳人员、斩杀来犯、无冒敕书者，均可酌情升级，以表彰其对明朝忠诚、勤勉边事。另因女真地区卫所官员并无俸饷，升授官员不仅不会带来经济压力，反而可笼络女真上层忠诚效力。于女真贵族而言，职位提升虽无关俸饷，却能得到更加丰厚的赏赐，提升在本地的社会地位，对提高本部势力、把持贡道、独占贸易之利等均有重要影响。
至明中后期，对女真地区的授官发生巨大变化，提高卫所官员级别现象较为普遍，且许多被升任为都督、都指挥级别官员的家系，与原来初任官员之家系亦有不同。据《明实录》所载，自正德末年始，不少与建州三卫首领家系关系不明确或自称三卫都督之人入贡，且较多在来朝时被升任都督者。如建州卫在嘉靖初至隆庆末的50来年里，曾出现阿都赤、察哈、兀乞纳、卜剌答、张成、也隆哥、撒哈答、纳速、木力哈、纳木章10位都督。其中，察哈、兀乞纳、卜剌答出现在嘉靖九年，也隆哥、撒哈答、纳速出现在嘉靖十七八年间。同期，建州左卫出现方巾、章成、撒哈、松巾、干黑纳、古鲁哥、伏答失、柳尚、胜革力、王忽、安台失、来留住12位都督，其中5人出现在隆庆年间。建州右卫则出现牙令哈、阿剌哈、察哈答、真哥4位都督，其中牙令哈与阿剌哈未经卫所首领保奏，均以招抚夷人有功而得到升赏。据此可知，明朝此时授予都督级卫官，不仅随意，且名额较多。
明中后期都督级别官员增多，乃明朝在弘治六年（1493）五月议准兵部关于更改女真人授官规程所致。其议始于大通事王英有关都督授官规程时的奏言，即“比来各官不能约束，以致边方多警。今后各卫掌印都督，若历任无过，所部未尝犯边者，仍许袭原职。否则止令袭指挥使，别选众所信服者升都督”。按王英所奏，以各卫是否犯边为考绩掌印都督，便打破世袭之制。兵部对此议覆具奏：
此后海西、建州三卫女直，成化以后陈乞升者，指挥以下仍旧承袭，其都指挥以上至都督有故者，必审其部下无人犯边，子孙能继志者，许其承袭，否则革去求升之职。自左右都督以下至都指挥佥事，各递减一级。但曾求升一次者，更不许陈乞。间有能严辑部落，还我卤（掳）掠，擒捕犯边夷人，并归我汉人之逋逃者，具奏升赏。
此奏获得准许，且与王英所言并无差别，不过更为详细，更具可操作性。同时，明朝又提出对有效治理部族、送还被掳人员与物品、逮捕犯边夷人、送还逃亡汉人等有功于明朝之人进行升赏，这为低级官员开放升职之道，他们甚至可以成为掌印官员，也为原任都指挥之人升任都督级别的官职创造了条件。此授职、升职条件之变化，导致明末女真卫所职官级别均在都指挥级别以上，升职亦打破世袭，开始注重对明朝忠诚与否等因素，对明中后期女真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巨大。
现残存之明代《女真馆来文》，收录女真卫所官员之女真文奏书79份，其中49份为奏请讨升职事，19份为奏请袭替或更换敕书，其余为请赏或奏报事情。奏请升职来文内，有以同份奏书为多人讨升官职。可见女真卫所官员奏请之事，多与请求升职有关。奏书内容基本如，“海西五屯河卫指挥使答笼哈谨奏：奴婢父祖在时，出力气有来。天顺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得的职事，至今叩头进贡马匹、貂鼠皮不曾有违。是怜见奴婢讨升都指挥佥事。奏得圣皇帝知道”；“肥河卫指挥佥事羊哈谨奏：奴婢赴升官，自奴婢替了三十多年，时常进贡。今来进贡人参等物。可怜见讨升一级职事。奏得圣皇帝知道”。奏请升职原因，基本为祖上效力有功、本卫朝贡如常、任职长久、未生扰边等违碍事端，故借朝贡之机，敬献重礼，祈请升职。明朝对符合上述条件者，亦多允准。由此可见，明中后期女真卫所官员达到升职年限且忠于朝廷者，基本都请求升职，而明朝的羁縻怀柔之策，将升任职作为笼络女真卫所官员之手段，故至明末，女真羁縻卫所官职变化较大。
mukūn tatan be ejehe dangse 内362 道敕书的卫所职官，有都督同知2员、都督佥事8员、都指挥使67员（其中3员简写作都指挥）、都指挥同知91员、都指挥佥事181员，另因原档残缺难以辨别者13员，但据排列顺序，此13员当为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等都指挥级。明前期所、地面等所设职官，基本为千户、百户或镇抚等五、六品官员。而该档册内“兀者托温千户所”（第三mukūn 第四tatan）、“海西兀者托温千户所”（第三mukūn 第九tatan）的官员级别为都指挥使和都指挥佥事，“兀者揆野木千户所”（第三mukūn 第一tatan）、 “海西甬干地面”（第二mukūn 第十一tatan）的为都指挥佥事。可知当时女真各卫所的最高职官已罕有指挥使以下，均在正三品都指挥佥事以上。但从明后期敕书之争的结果来看，卫所官员级别虽有升高，其控制本卫所的职权却被剥夺了。海西女真卫所敕书之争，使得卫所官员逐渐依附于控制北关的叶赫部和控制南关的哈达部，敕书仅成为入边贸易或按级别领取年赏的凭证。
（三）敕书承袭制演变及其政治功用的丧失
敕书之官凭功能的丧失，并未终结明末女真人奏请袭替诰命敕书。mukūn tatan be ejehe dangse 中记载的362道敕书袭替时间主要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其中嘉靖年间者104道、隆庆年间50道、万历年间202道，另有6道时间残缺。努尔哈赤于万历二十七年兼并哈达部，而上述万历朝袭替之202道敕书内，万历二十七年袭替者41道、三十一年1道、三十五年2道、三十七年13道，意味着这部分敕书归努尔哈赤后，袭替之事仍旧，有明确记载的达57道，最晚的袭替时间是万历三十七年。
敕书之袭替，系卫所官员去世后，由子孙等奏请承袭该官职而换取敕书的过程。女真羁縻卫所敕书袭替由兵部武选司负责，明中前期一般于赴京朝贡时奏请，后因限定女真人赴京，多将一般职务的袭替委诸辽东巡抚等审核办理。直至万历年间仍有赴京奏请袭替者，如“建州右卫都督同知台恭孙野里掜、建州左卫都督佥事撒哈答男蟒子各奏袭祖、父职，换给敕书，管束部落。许之”；“海西可令河等卫都指挥佥事等官脱脱等男孙挷手等十五名，求袭替换敕。兵部覆请，许之”；“海西哈察等卫都指挥同知卜剌答等求袭替换敕。许之”；“兀者前卫都督佥事歹统孙伏哈换给敕书，古城卫都督佥事小厮哈补给敕书各一道”；等等。
嘉靖十二年为防止洗改敕书，严格袭替制度，规定“都督系重职，其子孙袭替，仍照旧例查勘奏请”，须至京城奏请袭替。而都指挥使以下的敕书袭替，偶有于朝贡之际奏请袭替者，多数都在辽东都司处办理。或因于此，嘉靖至万历年间《明实录》所载奏请袭替者，多为都督以上级别。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辽东袭替，均需核查卫所选簿，在原来官员子孙内选取袭替者。mukūn tatan be ejehe dangse 内362道敕书，多数记载了袭替者的亲缘关系，其中由子继承者188道、由孙继承者154道，另未记袭替关系者12道，原档残缺不能辨别者8道。可见，直至明末，即便诰命敕书被叶赫、哈达掌控，敕书袭替者为持有者子孙的规则仍未改变。
但在辽东袭替，是由其子孙亲往申办，还是由他人凭原有敕书代办，已难考证。mukūn tatan be ejehe dangse 所录敕书的袭替时间许多较为集中，如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办理袭替敕书19道、二十五年五月一日办理25道、二十七年二月初九日办理40道、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办理14道，估计系猛骨孛罗、努尔哈赤遣人统一在辽东都司处办理的。这更说明敕书袭替者不能实际控制自己所属敕书进行朝贡和贸易，在此局面下，这些名义上袭替敕书的官员，多与哈达、叶赫等豪强势力形成了政治、经济等依附关系；还有部分是冒名顶替敕书持有者，这也是《明实录》等史料中难寻其名之原因所在。
明后期敕书归属权发生变化，但直至明末，上述敕书一直奏请袭替的原因，已经不在于卫所之官员职位，而在于经济价值，即前文述及的领取年赏和入边贸易。明朝对女真贡敕之赏，有例赏、回赏、加赏、特赏等，对不领俸禄的女真卫所官员而言，是重要经济待遇。明初规定女真入京进贡者，例赏为：“都督每人赏彩叚四表里，折钞绢二匹；都指挥每人彩叚二表里、绢四匹，折钞绢一匹。各织金纻丝衣一套；指挥每人彩叚一表里、绢四匹，折钞绢一匹，素纻丝衣一套。以上靴韈各一双。千、百户、镇抚、舍人、头目，每人折衣彩叚一表里、绢四匹，折钞绢一匹。奏事来者，每人纻丝衣二件、彩叚一表里，折钞绢一匹，靴韈各一双。”明中叶限制女真赴京朝贡人数，对其例赏多移于辽东都司。至嘉靖四十三年题准，“女直正赏彩叚绢匹，俱准折给银两”，故明末敕贡之赏，多为银两，而按敕书发放的例赏仍如明初，此即“朝廷已有定制”，不能更改，一直沿用。
正赏之外，对所献贡品实行“厚往薄来”式的回赏。标准为“进过马，每匹彩叚二表里，折钞绢一匹。貂鼠皮，每四个生绢一匹”；“辽东野人女直进贡珍珠至京，每人赏彩叚一表里、绢五匹，珍珠每二颗赏绢一匹”。嘉靖十三年后均折银回赏。如此回赏，除有招徕远人、嘉赏顺夷之意外，亦有贸易性质。而加赏、特赏多为奖励初次来朝或有功人员，并非常例。
朝贡之赏成为女真各部前往北京朝贡的重要动力。直至海西女真敕书基本为哈达、叶赫占取后，海西诸卫赴京朝贡之记载仍频见于《明实录》。如万历初年，敕书已归哈达部的“古城等卫女直都指挥同知兀答等二百名，并忽兰山等卫女直都督同知阿卜等一百一十名，各赴京进贡，俱赐宴赏赉如例”；敕书已归叶赫部的“哈儿等卫女直夷人都指挥等官你龙哈等二百八十二员贡马，赏赉如例，仍给本色马价”等。明朝之例赏、回赏、筵宴等均如例进行，按例，朝贡者须持本人敕书方可过关入贡。女真朝贡者中，每年到京城者有限，绝大多数是凭敕书到开原、抚顺领赏，前引努尔哈赤、舒尔哈齐每年分别取赏500两、300两，即为此例赏，从“遣人朝贡，执五百道敕书，领年例赏物”的记载来看，此乃建州女真在抚顺凭500道敕书所取之赏。此类取赏，并非敕书执有者亲往，所得贡赏或为夺得敕书者占有。在女真方面，凭敕书所得贡赏会随敕书所有权变化而改变，如猛骨孛罗可凭363道敕书得赏。努尔哈赤兼并哈达之初，仍以猛骨孛罗、武尔古岱的名义前往开原持敕取赏，但万历三十一年后，这批敕书完全掌控于建州女真之手，敕贡之赏也随之被暂停，这对努尔哈赤而言损失巨大，于是在三十六年赴开原“混敕顶赏”。
女真敕书袭替的另一诱因，乃其为进入开原、抚顺马市贸易之凭证。贸易所得的经济利益远超过贡赏，因此明中后期洗改、争夺敕书之事频现。女真社会经济以渔猎、采集为主，农业发展较为滞后，各部发展状况参差不齐，对外经济依赖较强，能否进行马匹和渔猎产品的对外交换，成为女真各部得以存续、发展的前提，因此，明朝和朝鲜均以互市贸易拉拢和控制女真各部，明朝的主要方式就是控制贸易人数的验敕入边政策。
辽东互市贸易是在开原、抚顺等处进行的定期贸易，是女真与明朝贸易之大宗。明朝开关互市之目的，如宣宗所言，“朝廷非无马牛，而与之为市，盖以其服用之物皆赖中国。若绝之，彼必有怨心。皇祖许其互市，亦是怀远之仁”，即在于怀柔远人、羁縻卫所头目。因而，互市贸易亦成为控制女真各部、扶弱抑强的手段，在女真首领有犯边、掠夺等反叛行为时，就暂停该部入边互市，直至其悔过请罪。基于此，互市贸易受政治局势影响，时松时紧，时开时停。在与明朝的互市不能满足女真人的需求时，女真便向朝鲜或蒙古地区寻找贸易机会。
明朝设于开原、抚顺等处的互市，因以购买马匹为主，亦被称为马市。实际交易的商品，除马匹外尚有牛、羊，貂、豹、虎、熊、鹿、狐、狍、水獭等皮张，以及人参、黄蜡、木耳、榛子、松子等女真地区土特产品。马市贸易以以物易物为主，明后期折合银两交换。马市有官市、私市之别，官市即女真入边到市，先由官员挑选马匹、土产，按价为明朝购买；私市为允许女真人与官民自由买卖官市选剩之马匹、土产等。一般私市贸易额要大于官市，故女真人对私市依赖较大。女真人通过马市贸易，换取农具、牛只、铁锅、粮食、食盐、衣料等生产生活必需品，并积累财富，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可以说，明中后期的女真人之所以臣服明朝，主要出于谋求朝贡、互市之利。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过程中，仍非常注重与明朝的贸易，设法与明朝保持朝贡关系，万历十六年，至“抚顺、清河、宽奠、叆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照例取赏，因此满洲民殷国富”。朝贡取赏和贸易获利，是努尔哈赤重视这批敕书的重要原因，也足以解释他在获取这批敕书后，于万历二十七年至三十七年，何以仍照常向明朝袭替了其中57道敕书。
结 语
综上所述，努尔哈赤经过谈判，在得到辽东官员许可后，将其得自哈达部的363道敕书分给3个商队，以便前往开原南关贸易、取赏。mukūn tatan be ejehe dangse 系努尔哈赤分配敕书之记载，mukūn和tatan 与“族”无关，而是当时所分的贸易“团队”和“帮伙”，因此，该档册译作“团伙档”、“帮伙档”更为贴切。在对mukūn tatan be ejehe dangse 所记敕书与明朝官方史料进行对比后，可以从内部发现明末女真卫所衰微的状态。明后期女真卫所官职的抬升，说明了明朝中央政府对当地职官管辖渐趋失控，海西女真卫所官员的1000道敕书，在敕书之争中，逐渐被哈达、叶赫两部掌控。因此，两部不但把控了海西女真各卫所入边开原朝贡贸易权，实际上也统辖着相应卫所及其官员，羁縻卫所制已趋于瓦解，在此过程中，敕书的政治功用基本丧失，仅成为入边朝贡贸易之凭证。敕书承袭及归属的变化，则体现了女真社会已进入大肆兼并阶段。在此前提下，努尔哈赤在掌控建州女真500道敕书的基础上，又把控了兼并哈达部所得之开原南关敕书，其设法利用所掌握的敕书入边朝贡贸易。而其积极维护与明朝朝贡贸易的首要目的，已不再是政治归属，而变成了获取经济利益，进而发展自身力量，以便迅速促进建州女真之崛起。
（作者赵令志，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编辑：湘 宇
校审：小 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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