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3日，一会儿是蒋介石的“文胆”，一会儿又被誉为蒋介石“总裁的智囊”的陈布雷于当天上午10时，被副官陶永标与秘书蒋君章意外发现，死于家中。
作为一代文人，不得不说，陈布雷的死状，多少有些凄凉，只见他大张着嘴，脸色惨白，身体僵直，脚底还粘满不成文的书信，屋内更是乱作一团，让人无处下脚。
在现场，陶永标和蒋君章还发现了一封放在他枕边的书信，一支钢笔和两个“巴比妥”安眠药瓶子。从散落在床上的几颗药来看，陈布雷无疑是吞下大量的安眠药自杀了。
那么，这位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的文胆智囊，究竟因何自杀，一时间成为了谜题。
据遗书披露，陈布雷身前便了了身后事，他在遗书中这样写道：“如何发表消息，我意不如直说，XX从八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
理由看似充分，但陈布雷可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幕僚长，如果就这样喝药死了，岂不是让蒋介石，颜面无存？
于是，在11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斟酌再三对外公布：陈布雷氏于昨日上午8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
这就说得通了，老话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突然”二字，应情应景，也正好说到了蒋介石的心坎里了。
二种说法，显然第二种站不住脚，那么，蒋介石因何会着重从“突然”二字上大做文章呢？更令人奇怪的是，尽管事后蒋介石高度评价陈布雷为“当代完人”，但转身就在日记中破口大骂：不过就是个嫁了人的小媳妇儿！这是为什么呢？
一切就要从头说起了。
一、快意人生的辉煌阶段。
陈布雷追随蒋介石，长达二十一年，1927年到1934年算是陈布雷快意人生的辉煌阶段。
陈布雷（1890年11月15日－1948年11月13日），本名陈训恩，字彦及，号畏垒，笔名布雷，浙江慈溪人。由于才华出众，刚刚20岁出头的他，就在上海报界混出了一些名声，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发布了《对外宣言》，年轻的陈布雷心领意会，立即就翻译成了中文，并第一个发表在《天铎报》上。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陈布雷文采斐然，直击时事要害，很多主张与我党高度一致，因此，一些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办的《向导》周刊转载，著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此时的陈布雷，如果没有遇到蒋介石，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学者，更大的可能会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他的一生必将是另一番面目，可惜，天不遂人愿，他却偏偏走上了跟蒋的道路。
1927年2月初，正值阴历的除夕夜，陈布雷与潘公展到了南昌。第二天，两人一同去见了蒋介石。陈布雷开门见山，一上来便很恭敬地说：“蒋总司令领导北伐，劳苦功高。日前蒙赠玉照，真是三生有幸，深为惶恐。”
首次相见，蒋介石对陈布雷确实也很尊敬，礼貌地回复道：“陈君以后不必称呼我为总司令，随便些就好了。毕竟总司令是军队的职务，你陈布雷也不是军人。”
蒋介石礼贤下士，给陈布雷留下一个十分不错的印象，这让他产生了一个致命的错觉，就此，一支为天下说话的笔，就变成了专人的一支笔。
打那以后，每隔几天，蒋介石必召陈布雷谈话。
北伐军势如破竹，一路北进，蒋介石却因此有了烦恼。
有一天，蒋介石在房间内踱来踱去，十分烦躁，张静江见状问道：“介石，你有什么心事？”
“想发表一篇文章。”
“什么文章？”
“《告黄埔同学书》。”
蒋介石一边走一边说：“北伐进展甚速，我黄埔学生战功卓著，但派系分歧，潜伏隐患，这篇文章要动之以情，要有文采……”
“为何不让布雷一试？”
“好，好！”蒋介石高兴之余，一连道出了两个好。
在蒋介石的办公室里，陈布雷研墨铺纸，挥笔而就，蒋介石看后，连连称赞。
陈布雷的文章虽然写得好，但这个人喜欢自由，对于做官，并不感兴趣，因此，在他辉煌的第一阶段内，他的身份相当于兼职，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那段时间里，蒋介石只要有重要的事情，就会把陈布雷叫来，所以，在当时盛传这样的一句话：布雷动，政局动！
二、看似人生巅峰的第二阶段
文人喜欢洒脱，不愿意受世俗羁绊，但为五斗米折腰的主儿，还是大有人在。在任何时候，文人站错了队要命，不站队，就更要命，蒋介石之所以能从一个校长，混得风生水起，是因为他深谙权势之术。
而对待文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高官厚禄，以权制权。
在蒋介石的再三劝说下，1929年8月至1934年4月，陈布雷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1930年赴南京任国民党教育部次长。1934年5月任国民党军委会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1936年至1945年，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委员。
陈布雷的官一年比一年大，但他的好日子却到头了，靠着那支可以比得上千军万马的笔，在无形的战场上奔驰着，当然，这是蒋介石喜于乐见的。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以“兵谏”的方式，迫使蒋介石抗日。
陈布雷迎来了他人生巅峰中的第一个“心口不一”。
众所周知，在这次事件中，蒋介石丢尽了面子。
于是，为了找补回来，蒋介石前脚落地南京，后脚就到了上海治疗，并传消息给陈布雷：“你到上海贾尔业爱路住宅来看我吧！我还有一些东西叫你写一写。”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跳窗而出，因此腰部受了伤，在病床上，他愤怒地说：“布雷先生，你给我撰写一篇《西安半月记》，把事变经过写清楚，要使世人知道张、杨的狼子野心，犯上篡权；还要使世人了解我如何度过事变的，是我对张、杨喻以大义，他们终于悔过输诚了；还要讲明如何在上帝的庇护下，化险为夷的。我每天念《圣经》，《圣经》上也写着，上帝将派一位女人来救我。果不其然，夫人冒险飞来西安……
陈布雷瞬间陷入了万难，一来自己没有去过西安，事情的经过，他不知道该如何写，二来，张、杨二人，是为了民族大义而“兵谏”，绝非蒋介石所言的“犯上作乱”。
“这没有关系的，你就照我说的写好了。”蒋介石仿佛看穿了陈布雷的顾虑。
陈布雷勉为其难，只得开始动笔，但写了不久，他就感到万分痛苦，实在是写不下去了。
一方面，为了写好《西安半月记》，蒋介石带着陈布雷住到了溪口，形影不离，但看望、请示、汇报蒋介石的人络绎不绝，门庭若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另一方面，按照蒋介石的意思，曲意逢迎照顾总裁的“形象”，委实编不下去了。
这一天蒋介石把陈布雷叫去坟庄，问：“布雷先生，你写得怎样了？”
“这，这……蒋先生，溪口近来人太多，太热闹，我心静不下来。”
既然心静不下来，那就换个环境，为了能让陈布雷尽快完稿，蒋介石在杭州的西湖边上，为他开了一间房，并让夫人王允默照顾他的生活。
不难想象，一部靠猜想，考编的书，任由谁也写不出来。
来到杭州后，陈布雷日子并不好过，内心的煎熬，使他一次又一次将写好的内容，揉成一团。他不时地站起来，来回踱步，脚步落在地上的声音，异常的大。
夫人王允默劝他慢慢地写，这时温文尔雅的陈布雷，一反常态，猛地戳断了一枝笔头对夫人大喊：“你不懂，你不懂，叫我全部编造，怎么写得出？”
即使这样，陈布雷还是在蒋介石意志的逼迫下，写出了歪曲历史的《西安半月记》。
“我如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诸如此类令人苦恼的话语，在陈布雷150万字的亲笔日记中，随处可见。
不仅如此，有很多次，陈布雷为蒋介石撰写文稿，却被蒋介石删改得面目全非。原本清清爽爽的一份文稿，弄成像东一堆、西一块的水果拼盘，遵照蒋介石的意志，陈布雷只得接二连三的修改，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用陈布雷的笔表达他想说的，正如嫁人的女子，夫唱妇随，这正是蒋介石所要的。
当然，作为“总裁喉舌”，陈布雷在抗战期间，还是留下了很多令人拍案叫绝的经典文章。
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宣布抗战时曾有过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其中一句尤令国人振奋：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句在当时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出自陈布雷的笔下。
再比如，1944年，他又为蒋介石写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这样响亮的政治口号。
三、被蒋“逼”死
蒋介石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自己的革命初心，这是陈布雷所不能接受的。
1948年11月11日，辽沈战役结束后，淮海战役刚刚拉开帷幕，蒋介石召集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开联席会议。
在会上，蒋介石咬牙切齿地说：“……抗战要八年，‘剿匪’也要八年。”
陈布雷自感这句话的后半部分不合适，就在整理会议记录时删掉了。
蒋介石得知后，怒不可歇：“你现在怎么啦，脑力是不是太疲劳了，一点也不能用啦？你就照我讲的写，不准略去。这是表示我破釜沉舟之决心，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抗战八年终于胜利，剿匪八年也必获胜利。”
照着写，不能略去，陈布雷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他感到文人的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陈布雷颓丧至极，呆呆地退出了会场。
11月12日，陈布雷在理过发之后，回到到陈公馆，对副官陶永标说：“我要休息了，不再接电话，也不见宾客。”转身上了楼。
楼梯上到一半的时候，陈布雷突然停了下来，留下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句话：“一定不要让人来打扰我，让我安静些！”
11月13日上午9时，国民党中央党部有电话挂来，催促陈布雷去开会，然而陈布雷还没醒，秘书只能帮他告假。
到了上午10点，楼上丝毫还是不见动静，这时候蒋君章与陶永标这才开始疑心起来。
蒋君章先上去敲门，然而屋内却是死一样的寂静。
陶永标赶紧从气窗往里看，却恰恰被帐子挡住，无法看清。
事态紧急，两人也顾不得其他，陶永标赶紧探身进去打开反锁，然后两人夺门而入。
然而，屋内的景像却把两人吓得目瞪口呆，只见满地书信无处下脚，陈布雷大张着嘴，脸色惨白，身体僵直，早已断了气。
陈布雷自杀的消息传出后，蒋介石久久不能释怀，他曾多次伤感地说：“失去布雷先生，使我如断一臂。”
其实，在蒋介石看来，陈布雷还算不上是他的左膀右臂，充其量是一张会说话的嘴，胳膊断了一条，还有另一条，嘴闭上了，也就穷途末路了，又怎能不让他伤感呢？
陈布雷死后，关于他自杀的原因有多种解释，最终，官方结合他的遗愿，用“感激轻生，以死报国”八个大字对外公布了死因。
1948年11月15日，陈布雷58岁生日当天，国民党为陈布雷举行大殓仪式。
仪式上，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表情肃穆，默哀一分钟后，转身离去。
纵观陈布雷的一生，他舍生弃世，可以说是他几十年，在跟蒋的道路上，心力耗尽的必然结果。作为矛盾的人物，陈布雷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这恐怕才是他真正的死因。
用陈布雷的话来说：“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而作为蒋介石意志的执行人员，他的死，毫不夸张地说，一定程度上，是被蒋介石所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