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建立之后曾经出现了很多藩王作乱，有同姓王之乱也有异姓王之乱。当然不能排除这些造反的异姓王有些是被逼反的。但是这些藩王们的作乱都让中央政府很头疼，为了平定这些造反的藩王，刘邦登基后还不得不东征西讨。随后在景帝时期为解决藩王问题还引发了著名的七国之乱。可以说西汉前中期就是一部中央政府和藩王们斗争的历史。相比之下，东汉时期倒是不是没有出现诸侯王叛乱，比如明帝时的山阳王刘荆谋反、楚王英之狱，但是均以失败告终，而且影响也不大。这与明、章、和帝时期对于诸侯王和皇室的控制政策使得皇权进一步加强，从而使中央集权的统治更加稳固。
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两个重要特点：皇权不可分割及皇位不可转移。这样就形成皇帝一人独断和家天下的统治，然而按照宗法制，分享权力的家天下却与皇帝个人专断存在着不可解决的矛盾，在皇族内部侵夺皇权和争夺皇位的斗争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而皇权则往往是中央集权和封建国家统一的象征。
因此，东汉政权建立以后，诸侯王势力虽远不如西汉时强大，但刘秀仍将防止诸侯王及宗室贵族势力膨胀当作重要大事。明帝以后继续执行这一方针，进一步对这一部分威胁中央集权的豪族地主势力加强控制。
减少诸侯王的食封
东汉时代的诸侯王从始封时起，对其领地就无政治统治权，只有食封的经济权。明帝以后，又减少了诸侯王的食封收入，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
据记载：永平十五年（72年），明“帝案地图，将封皇子，悉半诸国。后见而言曰：‘诸子裁食数县，于制不已俭乎？’帝曰：‘我子岂宜与先帝子等乎？岁给二千万足矣。’”这就是说从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起，所有诸侯王所食之租税均减少一半。
刘庄
诸侯王所食之“租税”，是指封区人户缴纳的地税所以其人口多少与所属地区大小、土地肥瘠有直接关系。如在此之前，光武帝所封的楚国有九或十县，淮阳国所属十县。明帝所封的巨鹿国是七县，广平国是八县，乐成国是九县。减半后，巨鹿王只食三、四县，广平王四县，乐成王四至五县。
所说的“岁给二千万”是指一个诸侯王所收地税折算成钱的平均数，这些钱大约与“租谷百万”相等。当然，实际各国是不尽相等的。不过，总的说诸侯王的收入是大为减少了，难怪连马皇后也叫嚷“于制不已俭乎”了。
汉章帝时，诸侯王的“租入”有所增加，据记载：“建初三年，有司奏遣（广平王）羡与巨鹿王恭、乐成王党俱就国。肃宗性笃爱，不忍与诸王乖离，遂皆留京师。明年，案舆地图，令诸国户口皆等，租入岁各八千万。”这时，诸侯王的租入突然增加了四倍，其原因首先是章帝时户口总数比明帝时有所增加，同时，谷价也比原来减了“数倍”。
另外，明帝的皇子封地都有扩大，这些原因使章帝时每个诸侯王食封所得由“二千万”增加到“八千万”。不过，尽管如此，明帝、章帝所封诸王的食封也比不上光武帝刘秀初封时的水准了。而且，章帝以后，所封之诸侯王均是小国，所得“租入”远不如章帝时的各诸侯王，许多诸侯王的“租入”相当“鲜薄”。
减少诸侯王的食封收入，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重要的在于政治意义。《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中，范晔在“论”中写道：“晏子称：‘夫人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谓之幅利’。言人情须节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须幅以成其度焉。明帝封诸子，租岁不过二千万，马后为言而不得也。贤哉！岂徒俭约而已乎知骄贵之无厌，嗜欲之难极也！故东京诸侯鲜有至于祸败者也”。
刘秀
把“东京诸侯鲜有至于祸败者也”完全归结为“俭约”，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不过，光武帝后的数十年，诸侯王食封的多少，全凭皇帝“恩赐”，的确反映了皇权的强大，中央朝廷对各诸侯王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西汉初期的那种诸侯王割据的形势已再也无法重演。所以诸侯王尽管“骄贵”，也终无力与皇帝分庭抗礼了。
恩威并施的政策
东汉明、章、和帝各人的性格不同，但对于诸侯王的控制均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东汉前期的皇帝，不像西汉时期的皇帝那样，对违法越制的诸侯王动辄“除国”或处以极刑，而多采取宽容态度。
这并非皇权无力，而是当时诸侯王的实力已不足以构成对皇权的威胁。因此，皇帝也乐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容忍他们胡作非为。
如明帝时东海靖王政“淫欲薄行，后中山简王薨，政诣中山会葬，私娶简王姬徐妃，又盗迎掖庭出女。豫州刺史、鲁相奏请诛政，有诏削薛县”。东海王刘政竟趁中山简王丧礼之际私娶其妃。按中山简王刘焉，系东海靖王刘政之叔，娶其妃，若以汉制应属“禽兽行”。
西汉时期为此而被处以极刑的宗室贵族有许多人。故东汉时，豫州刺史鲁相据汉法，请求将刘政处以死刑，但皇帝则决定仅削去薛县的食邑就算了结。
这一类事例相当多，又如济南安王康“在国不循法度，交通宾客其后，人上书告康招来州郡奸猾渔阳颜忠、刘子产等，又多遗其缯帛，案图书，谋议不轨。事下考，有司举奏之，显宗（明帝）以亲亲故，不忍穷竟其事，但削祝阿，隰阴，东朝阳，安德，西平昌五县”。济南安王刘康的行为已构成谋反之罪，若在西汉，早就被处以极刑。但明帝也仅以削五县作为惩罚，这并非由于皇帝的“仁慈”，而是当时的形势不同于西汉，刘康的“交通宾客”，议谋不轨”，决不至于对朝廷造成威胁。
汉明帝心中是有数的。因此对其行为采取宽容态度，并非反映皇权衰落，而是皇权加强的表现。又如阜陵质王刘延“性骄奢而遇下严烈。永平中，有上书告延与姬兄谢弇及姊馆陶主婿驸马都尉韩光招奸猾作图谶，祠祭祝诅事下案验光、弇被杀，辞所连及，死徙者甚众，有司奏请诛延”，明帝则“特加恩，徙为阜陵王，食二县”。刘延的行为也构成大罪，西汉武帝时戾太子就因此而被处死，但明帝仍以徙封作为处罚，并不深究。
刘肇
东汉前期的明、章、和帝所奉行的政策大致皆是如此，如和帝时汝南王刘畅“少贵骄，颇不遵法度。归国后，数有恶梦，从官卞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梦，畅数使卜筮，又畅乳母王礼等，因此自言能见鬼神事，遂共占气，祠祭求福，忌等诌媚，云神言王当为天子。畅心喜，与相应答。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举奏畅不道考讯，辞不服。有司请征畅诣廷尉诏狱，和帝不许。有司重奏除畅国，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单父二县。”
至于对那些不危及皇权的“不法”行为，更是“宽厚”。如广平思王钧“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礼。性隐贼，喜文法，国相二千石不与相得者辄阴中之。憎怨敬王夫人李仪等，永元十年，遂使客隗久，杀仪家属。吏捕得久，系长平狱，钧欲断绝辞语，复使结客篡杀久，事发觉，有司举奏，钧坐削西华、项、新阳三县。十二年，封钧六弟为列侯。后钧取掖庭出女李娆为小妻，复坐削圉、宜禄、扶沟三县。”
一般地说，东汉皇帝对违法越制的诸侯王是不处以死刑的，也不轻易削王夺爵，只是削减食邑。而这种怀柔政策的确也收到单纯镇压所得不到的效果。那些被削夺食邑的诸侯王，原本就无力与皇帝对抗，被宽大处理后，只有怀着惶愧的心情对“皇恩”感激涕零。
例如汝南王刘畅犯法被宽免后，上疏辞谢道：”自谓当即时伏显诛，魂魄去身，分归黄泉。不意陛下圣德，枉法曲平，不听有司，横贷赦臣”。“上念以负先帝而令陛下为臣收污天下，诚无气以息，筋骨不相连。臣畅知大贷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约妻子，不敢复出入失绳墨，不敢复有所横费”。他还自动请求减少数县的食邑收入，放出小妻无子者还家，表示决心改过。
很明显，这种怀柔的政策之所以对那些诸侯王有一点感化作用，是由于东汉王朝皇权较为强大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东汉初诸侯王中，真正进行谋反的诸侯王均以失败而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