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降，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步向东南方向转移，到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已隐然成为了中国的农耕经济中心，“江南熟，天下足”，甚至“苏湖熟，天下足”，尽管明后期也产生了所谓“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江南地区仍依靠着高度发达的耕种技术，以及繁荣的商品经济，为所谓的帝国中央贡献了其他地方难以想象的赋税。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江南读书人的数量和质量都冠绝天下，然而，这些人并没有因为本地区高额的赋税而被照顾，相比其他省的考生，他们要为获取仕途入场券付出多出许多的努力。
“待遇”
苏州、嘉兴、湖州、杭州和松江五府地理上连成一片，如今却分属苏南浙北，是江南地区最富饶繁华之地，其中又以松江府为首善之地，“松江一郡耳，岁赋京师至八十万，其在上海者十六万有奇。重以土产之饶，海错之异，木绵、文绫、衣被天下，可谓富矣。”松江是天下闻名的产米区，除了土地和气候的因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江南百姓吃苦耐劳，勤于动脑，充分利用了每一亩每一寸的土地，“江南园地最贵，民间莳葱薤于盆盎之中，植竹木于宅舍之侧，在郊桑麻，在水菱藕，而利薮共争，谁能余隙地。”在如此规划下，松江府470万亩地的水稻产量能达到900多万石，平均2石一亩。
不仅粮食产量骄人，松江还种植了大量的经济作物，尤其是棉花，早在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就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到了徐光启的年代，松江上海一带的棉花种植蔚然可观：“海上官民军灶，垦田凡二 百万亩，大半种棉，当不止百万亩。”在如此富足产量的基础上，松江地区的经济作物商品经济也如火如荼的展开了，首当其冲的就是手工-纺织业，“至于乡村，纺织尤尚精致，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有力焉”。当时全国每年“公用”和“上供”大概需要6-700万匹布，松江一府之地就能贡献200万匹以上，民间买卖尚不在此数中。大概总数不会少于500万匹，有人甚至认为超过千万匹，所谓“松郡所出，皆切于实 用，如绫、布二物，衣被天下”，无论是棉布、鞋袜、头巾、还是被子，服饰，应有尽有，所在不缺。松江布匹质量上佳，不仅畅销国内，还漂洋过海，风行日本：“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此外，盐业，渔业也同样得到了繁荣发展：“昔至元盐荚之榷于两浙也，以引计凡四万耳。后浸益至四十八万，而松江之额十万有奇，民其得无瘵乎”。可以说是粮、棉、布、盐、渔行业五开花。
江南劳动者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在这块不那么大的土地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其他地方望尘莫及的成就，然而，在古代中国的大环境下，就好比一个未成年的羸弱小孩拿着金银珠宝在路上行走，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江南的富庶令许多豺狼虎豹，尤其是万民的慈父皇帝老爷子垂涎三尺，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所出，皆赖圣天子在位，上天垂恩，百灵赐福，黔首大众不过是忝居其地，坐享其成而已。
朱元璋虽说发迹于淮北，但江南对他而言实不亚于关中之于汉祖、河北之于光武、兖州之于魏武、太原之于李氏，实乃令其能剿灭群雄的根本后方。统一后的朱元璋对江南地区的富庶心知肚明，从一开始，以松江府为代表的江南就是大明王朝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摇钱树。顾炎武引用道：“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西又居江南之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之十九也。”这样算来，上述五府所交的赋税几乎相当于全国的8成以上，该数据当然略有夸张，但也许也反应了部分事实。“今之赋税较宋浮 至七倍，比元也浮至三倍。不特此也，即如湖广省额征二百三万，而苏州一府之数浮之，福建省额征一百万有奇，而松江一府之数浮之。岂天下之田皆生粟，而二郡独雨金欤？”韩愈是唐朝人，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明朝时期的江南赋税相比唐宋又甩开了几个身位，当时的租赋相当于宋的7倍，甚至是极力压迫南民的元朝统治者的3倍，而苏州区区一府所交的税额相当于整个湖广省，是福建省的两倍，松江府的赋税尽管仅仅是苏州的一半，但其下辖2个县，苏州府则有7个县，这样，按每县的税负，松江几乎是苏州的1.5-2倍。万历六年（1578年）松江府每亩平均24.29升，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10倍之多，是北直隶每府州平均数的23倍之多！杜宗桓在其《上巡抚周公书》中对苏、松重赋问题写道：“愚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江南地区沉重的赋税令时人也为之侧目，感慨不已。
仅仅是征税，对明朝统治者而言还远远不够，劳动力也要充分利用起来才过瘾。明朝初期，朱元璋在南京，朱棣在北京营造皇宫，都大量使用了来自江南各行业的工匠，工期往往长达十几年。之后武宗南巡，嘉靖平倭，万历矿税，力役愈来愈重，“以致征伐之功无虚 日，土木之工无已时”，“独是役差 一 端，备极繁重，……此他郡未必具有，而松郡独兼有之者也”。当然，运输损耗所产生的损失也要加到江南百姓头上，各种名目繁多的所谓“加耗”随之而来，松江每年漕米二十三万二千九百五十石，加耗损十五万三千七百四十七石，合计三十八万六千六百九十七石，这是官方“加耗”数，差不多相当于原物的1/2-2/3左右，然而，真正的“加耗”数更为触目惊心：“通正米为四石余始当白粮一石，则此二十余万实为八十万矣。此下所无，而江南之所有，民几何而能胜也”。所谓“加耗”竟然相当于原数的4倍，负担之重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酬劳”
付出如此之多的江南地方，有没有得到朝廷的另眼相看呢？答案是有的，朝廷对江南的报答是比全国平均难度高出几十倍的“升学入取率”。自宋朝开始，科举名单往往被南方人霸榜，北宋中叶以降，开始给予齐鲁河北等地的考生以一定优惠，尽管如此，南方才子仍在科举中占了压倒性的优势，9600余人的上榜者中有9100多来自南方，两浙和江南东西路占据了7成。北方人的劣势一直延续到了元明时期，朱元璋在大开杀戒之后，规定南北卷按地域分别取士，各占45%，中部取剩下的1成。按地区分配名额录取导致江南的竞争远高于其他地方，清朝继续沿用明朝的这项政策，江苏乡试录取率一度只有145:1，同时顺天府的录取率则高达20:1，足足相差7倍之多，而云南贵州等地的录取率则是江苏的10倍，贵州更是江苏的91倍。由于乡试难度太高，很多江南学子只能另寻出路，若不是仕途之路实在艰难坎坷，绍兴师爷也不用踏遍全国幕府的门槛了（以清朝为盛）。
政策上的好处捞不到也就罢了，人身安全也全然没有保障。由于明朝糟糕的海禁政策，倭寇在嘉靖时期达到顶峰，肆虐江南，倭寇“破浙东、杭、嘉、湖、苏、松、常、镇、淮、扬至南通，州诸沿江郡县不下数百处，杀伤人民百余万。”明政府面对来势汹汹的倭寇束手无策，羊毛出在羊身上，如上文所记，抵抗倭寇的费用大量摊派到江南百姓身上，“今则萧索之甚，较之苏州，盖十不逮一矣。”何良俊说：“江南自有倭夷之变，用兵六七年，中更总督数人，所费钱粮数百万。”朝廷的横征暴敛，贪腐无能，倭寇的明火执仗，杀人无算，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大哥别说二哥。
弘治年间，松江府所交103万石，按每石95千克算，相当于1亿千克，这还仅仅只是上交给官方的金额，简单加上每人每年生活所需3石，以“加耗”的3-4倍折损率，仅松江一地，每年即有600万石，约合6亿千克米麦的产量，简单乘以5倍，江南五府总产量可能在30亿千克小麦左右，外加产值至少不低于此数的渔业，棉花业、盐业收入等，江南五府总共年产值很可能不低于60亿千克米麦。简单照价格革命后尼德兰岁入2000万金杜卡特做换算，1金杜卡特大概能购买80000克小麦也就是80千克小麦，2000万金杜卡特大约能换回160亿千克小麦，也就是说，但从收入上看，仅仅江南五府地区就相当于1/3强的尼德兰，而后者利用这些岁入供养着一支超过5万人的装备精良的雇佣军，并在长期作战中将盛极一时的西班牙帝国拖入衰亡的泥沼，自身则发展为高度发达的商业共和国，是首创股票市场的海上马车夫（按天朝上国根深蒂固的大一桶思维惯性，尼德兰人为何不乖乖臣服于伟大光荣正确的西班牙大帝国，说出去倍有面子，说一句我是xx大帝国的人，简直整个人都要起飞了，真是匪夷所思）。相反，朝廷每年在江南地区搜刮勒索如此之多的赋税，需要出力时却连海盗倭寇都无力应付，还要一次又一次的加征新税和劳役，换句话说，这样的帝国，这样的中央，我要你何用？
长期加在江南民众身上大一统，家天下的桎梏和枷锁，不仅毁灭了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更令整个“天朝”的负担压在其肩上，以至于本该富甲一方的江南地区，为能交上沉重的赋税，卖儿鬻女的现象屡见不鲜。
天下民固劳矣，而 苏、松之民比于天下，其劳又加倍焉；天下之民固贫矣，而苏松之民比天下，其贫又加倍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