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仙人洞到红谷滩，48张图聆听江西的诉说

纵观东南，江西似乎很难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省份。其实力相对于江浙远为弱势，气质相对于两湖似乎也略显含蓄。对于如此现状，江西人似乎感到落寞，毕竟也曾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殷富肥饶之地，但正因底蕴如此深厚，没落才更令人嗟叹。纵观江西历史，繁华与没落交织，辉煌与苦难并存，风风雨雨，一言难尽。

当上古时期，北方黄河流域成为东亚的文明中心时，相对落后的南方地区被蔑视为“南蛮”，但近代考古却发现，南方虽不及北方，却也绝非蛮荒之地，而江西则可能是南方最先跨入文明门槛的地区。

万年仙人洞遗址发掘出世界上最古老的陶器（距今约1万年）以及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遗存（距今1.2万年）

1973年樟树市吴城乡发现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明遗址，为长江以南首次，图为出土的原始瓷豆

1988年，瑞昌发现中国最古老的铜矿遗址，开采年份为3300年以上

最早种植水稻，制造陶器，开采铜矿……这一切都证实：江西本土在中原文明传入前已出现极高发展水平的文明。这些文明的建立者是被后世称为“越人”的南方各部族，他们是南方最早的原住民，尽管历经三千多年，赣地越人早已完全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江西也成为全国王化与儒化最重的省份，但赣文化的底层仍保留有一定的古越成分，尤其表现在一些地名、方言与民俗之中。

江西大量地名带“溪”字，“溪”便是古代越人语言“村落”之意，目前江西的地名与方言中，仍存在部分古越语痕迹，图为南昌艾溪湖大桥

南丰、萍乡、万载等地拥有丰富的傩文化，而“ 赣傩”正起源于古越人的祭祀活动，图为万载傩舞

赣东北的山壁上发现大量悬棺遗址，“悬棺”为古越人丧葬习俗，古越人如何在如此悬崖峭壁上安置棺木至今未能破解，图为江西鹰潭龙虎山崖墓

尽管现有证据表明，赣地早期文明与商周有一定关联，在整体来说，南方的江西对于中原仍然是一个充满未知、危险与神秘的地方。今天虽已不可能完全知晓上古时期南北交流的全貌，但史料中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记载，似乎能反映出上古时中原地区对赣地认知的荒诞与滑稽。

在中原的各类古籍中，一直有着南方山林“山都”、“木客”、“赣巨人”等怪异生物的记载，如《山海经·海内经》：“南方有赣巨人，人面长臂，黑身有毛，反踵”，历史学家推测，这些生物的原型或许为古越人，图为上犹县赣巨人雕塑

对于“山都、木客、赣巨人”等的夸张记载，或许最初原型正是一些进入南方的北方探险家对于生活在山林中的赣地越人的印象，这些见闻传到中原不断变异，结果形成上古对于南方的神秘传说。

但也有些拥有强烈使命感的人开始深入南方腹地，传播中原文明。

澹台灭明，孔子七十二贤之一，其游历于南方，将儒家文化传播至江西，传说南昌进贤县便因澹台灭明南游而得名。图为南昌二中旁澹台灭明讲学雕塑

尽管在文明发展上开南方风气之先，但在先秦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江西历史记载是模糊的，这和南方地区的地缘有关：当时南方形成以江汉为中心的楚和以江浙为中心的吴越两大文明板块，闭塞而偏僻的江西夹在两者之间，被称为“吴头楚尾”，这个格局一直延续至秦统一中国后，秦在楚地设长沙郡，吴越设会稽郡，而江西却未设郡，全境附属于郡治为安徽寿春的九江郡。

由于史料缺失，秦代江西仍存在诸多疑团，至今史家仍未确定九江郡在江西境内的设县情况，但可确定此时江西完全属于边缘地带，秦对江西的控制与开发十分薄弱，广袤的江右大地大多仍为蛮荒山林。但大一统后江西独特的战略优势开始体现——江西有着南方居中的地缘位置以及发达的水系交通，是中国不同板块之间连接点，1976年，遂川县发现秦军活动痕迹，据推测为征岭南的秦军部队残留。

1976年遂川出土的秦代青铜戈

也正因此优势，汉初在江西建立了豫章郡，江西地区终于有了行政建制。由于江西三面环山，一面向江的封闭地形，豫章郡版图与今日的江西极为接近，这标志着江西成为独立的地缘板块。

西汉豫章郡十八县

“豫章”郡名或许是源于江西境内华丽高大的樟林，樟树对于江西有特殊文化意义，目前江西全省有近6万株古樟树，乐安县有着世界规模最大的古樟林。1986年12月，江西省人大立樟树为省树

豫章郡下辖的18县，或设置于平原盆地，经不断演化形成江西重要城市延续至今，如南昌、庐陵（吉安市）、宜春；或设置于边境要隘，成为遏制闽粤越人的重要据点，如南城、赣县、南壄。这种布局反映出当时江西的战略意义：富庶的平原与盆地适合有着极高的发展潜力，“控蛮荆而引瓯越”的战略位置也有着重要的军事价值。

秦汉时期的军事移民是汉人第一次大规模涌入江西，他们凭借着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优势开始同化土著越人，这是汉民族重要组成部分——江右民系形成的前奏。江西开始发展并渐渐摆脱蛮荒，证据便是豫章郡设立约140年后，江西竟迎来皇室的踪迹。

公元前63年，因与掌权者霍光起权力冲突而被废黜的皇帝刘贺被改封海昏侯，开始前往封地海昏县（今江西永修），政治失败者应受到严酷的处置，但皇室地位又无比尊贵，这种矛盾使得对刘贺的处理仅是贬至江西。这似乎说明江西尽管仍属边缘地区，但也已不是蛮荒之地。

2011年震惊世界的汉海昏侯墓在南昌市新建区被发现

总体来说，整个汉魏时期，江西均处于越汉杂居状态，对于汉末统治江西的东吴政权来说，山越人集团既是极大的麻烦又是重要的人力资源。随着西晋后期乱世的到来，地形封闭而又物产丰富的江西成为相对安稳的净土，最北部的九江地区开始接纳北方流民。当时仍属边缘地区的九江吸纳的北方移民多以次等士族为主，他们与本土豪族结交，形成一种疏离于上层社会，寄情田园山水的文化氛围，对后世中华文化影响深远，九江人陶渊明所著的《桃花源记》便为其中代表，文中隐逸村落的原型很可能便是北方流民在九江山区建造的坞堡。

位于赣北鄱阳湖平原中心位置的庐山此时迎来大量隐士，儒释道文化在此融合形成一种深刻影响后世中国人的人文特质，在中国文化史、宗教史和政治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独特地位，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指出：庐山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

得到开发的江西也开始形成地域文化，吴芮，徐孺子等本地英杰开始出现，这其中就包括被后世视为江西地方神的许逊。

许逊，晋代南昌著名道士，在赣北留下治水除暴等大量事迹，甚至出现斩蛟除妖的传说， “许逊崇拜”后在赣地发展成有浓厚地域色彩的江西地方信仰

许逊自然为杰出人物，但斩蛟除妖的传说实在过于怪诞，据推测这或许是彼时赣地土著将许逊治水事迹异化成的传说。江西河湖综合，水量丰沛，江西人自古就与水打交道，而此时的江西，一个与水有关的重要地理事件开始发生——鄱阳湖形成了。

鄱阳湖的前身为先秦时的 “彭蠡泽”，最初“彭蠡泽”被长江分为两半，江北为湖泊主体，而江南则为一狭窄水道，但在长期地转偏向力的作用下，长江不断冲刷南岸而向北堆积泥沙，魏晋时期彭蠡泽终被长江一分为二，北边当时被称为“雷池”，后形成现在湖北、安徽南部的龙感湖、大官湖等湖泊，而吸纳江西内河水流的南湖则不断继续向南扩大，形成现在的鄱阳湖。

先秦时彭蠡泽地图

鄱阳湖深刻塑造了江西的人文，江西五大内河均汇入鄱湖，全省96%的面积属于鄱阳湖水系，这一层地缘关系成为紧密联系江西全省各地的纽带。尽管江西各地风土并不一致，且边界地区文化多受邻省影响，但全省各地的“江西认同”极高，且并未随着近代江西的衰退而减弱。1993年《江西日报》首创 “赣鄱大地”一词，反响极好，自此“赣鄱大地”成为江西最优雅的名号。

与多省相邻的江西方言相对多元：赣中北地区分布赣语，九江沿江地区、赣州城区及信丰县城因历史上的移民因素为官话区，赣南，赣西北铜鼓、修水、万载等县部分地区为客语区，而赣东北则分布吴、徽语人群

东汉至六朝，中国地缘版图出现重要变化，北方的政治中心由关中移至中原；而南方政治中心则由荆襄移至江南。这种南北方政治中心同时东移的现象出现自然与富庶的华北平原与江南平原得到大规模开发有关。而对于江西来说，政治中心的东移显然是重大的地缘利好，此消彼长之下，江西地区的经济发展渐渐赶超两湖。至初唐，江西已被才子王勃称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滕王阁序》无疑是千古名篇，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体现出王勃的才华横溢，能洒脱描绘出赣江美景；而“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则又体现出其学识渊博，能对江西的人文典故信手拈来。王勃对于江西的盛赞或许有着外地人对好客主人的礼貌与客套，毕竟当时“火耕水耨”的江西在全国仍属于落后地区，但随着中唐到五代江西的潜力渐渐显现出来，王勃的盛赞成为现实。

滕王阁，公元653年时任洪州都督的滕王李元婴所建的别居，《滕王阁序》使此阁声名大振，成为南昌城的重要标志，后滕王阁历经兴废，先后修葺达28次之多，今滕王阁为1989年建成的仿宋样式，为第29次重建

中唐以来江西的飞速发展显然与安史之乱后北方移民第二次大规模南迁有关，西晋末年第一次衣冠南渡时江西还属边缘地带，仅赣北九江地区吸纳少量移民，此时的江西已有了吸纳大量外来人口的能力，随着人口的增长，江西州县建制也随之增加，如今江西重要门户城市上饶便在此时诞生。

公元758年，即安史之乱4年后，江淮转运使元载以“川原曼远，关防襟带”为由请求在赣东北信江流域增设一州，即“信州”，上饶、玉山、贵溪等辖县也相继成立。以“信”为州名，或许体现出此时刚遭大难的唐王朝对于安稳环境的期待，信州的设置与大量移民涌入赣东北山区有关，经1300年变迁，信州发展成赣东北第一大都会——上饶

得益于封闭的地缘环境，自唐中期至五代，江西相对远离纷争，社会安定，各方面得到极大发展，人口，粮税开始大量增加，许多重要的交通路线也开始打通，这其中便包括后世影响整个中国的赣粤通道。

湘赣粤交界处横着东北西南走向的南岭山脉，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座山岭扼守关键通道，形成著名的“五岭”，连接江西大余与广东韶关的大庾岭为最要冲，自古为北方与岭南联系的重要通道。但此地极为险峻，多悬崖峭壁，竟不能容纳一车通过。公元716年，重臣张九龄回韶关探亲，见路人因崎岖狭窄的山道苦不堪言，便上奏朝廷请开凿大庾岭路。在张九龄的努力下，工程数月完工，完工后道路平坦，可以并行五辆马车。

此路开通促进了“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广州”（京广大水道）这一条事关全国漕运和南北货物对流的最重要商路的形成，宋代开始，大庾便升为与赣州平级的二级行政区，图为南雄梅关古道

经过不断地发展积蓄，江西在全国地位越发重要，也越发接近国家中心地区，南昌甚至一度成为南唐政权首都。而在豫章郡设立千年后的宋代，江西终发展到极盛，并创造出延续700年的江西盛世。

如果定要给江西的黄金时代找一个起点，可从北宋设置“赣江三军”说起，“军”为宋代特有的一种二级行政区，通常设于战略要地，公元982-992年十年间，南康、南安、临江三军相继在赣江上、下、中游设置，治所分别为星子、大庾、清江三县。

南康、南安、临江一直为江西二级行政区达900余年，直至民国初期被废，图为清中期江西行政区划，为十三府一州

“赣江三军”设置，标志着赣江黄金水道的地位正式确立，也标志江西成为全国最关键的通衢要地之一。借此东风，江西盛世开启。

此时江西人口繁盛，英才辈出，北宋后期，江西地区户数达200余万，占全国1/10以上，北宋一代，江西竟出了1700多进士，任副宰相以上官职者达18人，占总数的近6%；而明代江西人口多年位居全国前列，还出了近3000名进士，仅次于南直隶和浙江。在文坛与政坛，江西人占据着极重地位。

宋代江西开始深度儒化，江西书院占全国1/5以上，宋元明三代独占鳌头，图为江西庐山市白鹿洞书院

随着人口繁盛，江西各地平原低地几乎被开发完全，江西人开始开垦洼地与低地丘陵，圩田和梯田开始出现。

南宋诗人范成大在《骖鸾录》中记载其游历宜春见闻：“出庙三十里，至仰山，缘山腹乔松之磴甚危，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曰梯田”，图为宜春仰山梯田

各府州县的城池开始扩张，由于江西富庶，不少城池建成较为罕见的砖城，在重要的行政中心，富庶雄伟的城市开始建立。

位于赣南中心的赣州城地形险峻，易守难攻，自秦汉开始便是赣南地区行政中心，宋代赣州城得到极大繁荣，跨章贡两江四岸，赣州城墙为中国现存最长、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城墙。图为赣州八镜台

江西的核心富庶区域从传统的赣北鄱阳湖区开始扩大，吉泰盆地充分开发后成为仅次于鄱阳湖平原的赣民系第二大聚集地。

赣中吉安至泰和一线有约1.87万平方公里的低地丘陵，宋代大规模开发后成为赣民系第二大中心，吉泰盆地孕育了璀璨的庐陵文化，吉安历史上出过3000余名进士，为江西第一。图为庐陵文化园里的欧阳修雕像

江西的才子们不仅在科举仕途上意气风发，在市井文化上也建树极多，这方面靠近江浙又文人众多的抚州地区走在全省前列，创作出大量传奇剧本和通俗小说，经金溪县浒湾镇印刷出品，为全国茶楼酒肆的先生们提供不少素材。

汤显祖，江西临川人，明代著名戏曲家，代表作“临川四梦”中有大量赣语成分，《牡丹亭》中故事发生地南安即今江西大余

此时江西的都市文化与庶民文化都极为兴盛，省府南昌城的街巷中，盲女们以南昌方言唱小曲取悦市民，形成“南昌清音”；而其它各地的地方性剧种陆续出现，以对外贸易中心广信府为最，著名的弋阳腔后逐渐发展成赣剧。

赣剧《红珠记》

江西手工业也极为兴旺，能工巧匠们产出各种产品销往各地，饶州府景德镇向全世界供应瓷器，广信府铅山县生产的纸张享誉全国，袁州府制造烟花爆竹的技巧流传至今…….江西人的手工业成就如此之高，以至于时人惊叹到：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在此背景下，明末南昌府奉新县人宋应星写出了《天工开物》。

景德镇，中国传统瓷器产地，明代成为朝廷宫廷用瓷的重要生产基地，鼎盛时期人口超过十万，直至民国时期均为江西第二大城市。图为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

在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背景下，江西宗教也开始世俗化，南昌西山地区在南宋时兴起新兴道教教派净明道，此派有浓厚的“儒道合一”色彩，要求信众不必出家，认真从事世俗事业改善生活。发端于许逊信仰的净明道有着浓郁的江西地方色彩，元人总结的净明道所推崇的十二位历史人物中，有八人为江西人。明清时期，江西的商帮和移民将此信仰传播至全国各地，在各地兴建万寿宫作为江西会馆，使得万寿宫与许逊信仰成为江西文化的重要标志。

南昌市新建县西山万寿宫，净明道发祥地

丰富的农产，发达的手工业以及开放世俗的文化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依托省内多条内河，江西形成发达的航运交通网络，形成无数发达市镇。

江西四大镇。明清时依托发达的手工业积累及水运交汇的地位形成的四个著名工商强镇，即南昌府新建县吴城镇，饶州府浮梁县景德镇，广信府铅山县河口镇，临江府清江县樟树镇，图为广信府河口镇明清老街

江西人经开始将省内出产的粮食、茶叶、陶瓷、纸张、布匹、木材等物品卖到全国各地，唐宋时便有江西人开始远行经商，至明代江西行商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了“江右商帮”，江右商帮主要活动地区仍然是湖广与西南，至今在云贵川仍遗留着数百座万寿宫。

江西商人对于开发西南贡献极大，明清时甚至有江西商人被云贵少数民族尊为首领的记载，西南很多地区至今将万寿宫称为“江西庙”，图为贵州思南县万寿宫

除万寿宫外，江西人还遗留下其它珍贵遗产，如茅台酒。

华联辉，赣商后裔，晚清贵州最大盐商，1862年恢复茅台镇中断七年的白酒生产，这便是后世“茅台”的前身。巧合的是，华联辉的祖籍地临川为中国白酒诞生地，2002年李渡镇（1969年划归进贤县）发现元代酒窖遗址。图为华联辉雕塑

盛世时江西人的开拓精神如此之强，除向西开拓山地外还向东走向海洋，以至于中国最早的著名航海家竟是生于内陆的江西人。

汪大渊，元代隆兴人（今南昌），著名商人，航海家，汪大渊于20岁时远游泉州港，被“海道所通、贾船所聚、蕃商集居、杂货山积”的景象深深吸引，后随商船远游南洋至西洋各地，其著作《岛夷志略》为历史上最重要的中外交通史文献之一。图为南昌市象湖湿地公园中的汪大渊雕像

宋元明三朝700年可谓江西的黄金盛世，但封建时代的发展高度有其极限，江西既接近顶峰，那衰败也将来临。

事实上，从明中期开始，江西已显出颓势，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人口外流，明代江西有些奇特：物产极为丰富，但居民的生活水平却相对贫困；一座座城镇兴起，但人口却开始外流，南昌，吉安，饶州，抚州等赣北诸府尤甚。赣人大肆移民至受战争破坏而人口稀少的湖广地区，除形成大量赣语区外，还留下“江西老表”这一戏谑称呼。

赣语为南方六大汉语（粤、吴、闽、湘、赣、客）中分布地域最广的方言，目前全国赣语人口超五千万，其中江西省外仍达两千万以上，大多与明代江西移民有关，此外，客家语、徽语、江淮官话黄孝片等也与赣语有浓厚亲缘关系

江西人除移居外省外，同样迁徙至本省山地，尤其是赣南，引发大量混乱与纠纷，明清时期被迫在江西多个山区设置县区加强管理。而移居至赣南山地的客户，渐渐形成特殊的客家民系。

明代中期以来江西各地山区不断出现流民寇贼，朝廷被迫在多地新设县治增强统治，安义、崇义、万年、兴安（横峰）、定南等县均在此时设立，这些县名体现出朝廷对于安稳秩序的期待，但实际反映出这些地区的混乱难治，图为安义县赣派古村落

9世纪开始，部分南迁的北方汉人因南方富庶平原被开垦完毕而移居到官方统治极为薄弱的赣南闽西山地，明代开始，江西中部的吉安府等地也开始出现人口南迁，这些迁徙至此的南北汉族由于不属此地户籍被称为“客户”，与畲、瑶等土著少数民族通婚，这一群体由于被官府和土著汉族歧视，内部交流极为密切，不断融合，至清代形成浓厚的共同体意识，即“客家民系”，图为赣南客家围屋

人口外流实际反映出的是江西人均资源锐减，发展潜力几乎耗尽，至清代随着全国其它地区由战乱中恢复并得以开发充分，江西人口占比，进士数量，政坛影响力均出现下滑趋势，尽管仍为重要经济文化区域，但相对优势开始下降。

江西的衰退实际反映出的是封建经济盛极而衰的必然趋势，但江西发展程度高，衰败的预兆来临也更早且更明显，但江西文化中部分保守、闭塞等成分又加深了其衰退趋势和程度；更遗憾的是，江西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近代承受了更深重的灾难。

首先是惨烈的战乱，江西曾因偏离政治中心，加之地形封闭从而成为乱世桃源，但自元代以来，中国大一统成为必然趋势，江西再不可能偏安一隅。元末明初的群雄争霸，明末清初的南方攻伐，江西均受创惨重，而清末太平天国运动，江西几乎全境陷入战乱，损失巨大。

其次是位置的边缘化，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大门，广州“一口通商”地位被打破，沿海开放，长江成为中心商路，京广水道价值锐减，江西从通衢要区沦为封闭的内陆省份，之后京广线绕过江西更使江西工商业日益萧条。

长江港市九江可以说是此轮剧变中江西的唯一受益者，1861年九江开埠后成为江西全省唯一对外开放口岸迅速兴盛，由传统的江西边缘地区转为经济重镇并延续至今。然即便是唯一的工商重镇九江江西也无力守护，20世纪30年代九江便开始衰落，江西之弱势可见一斑。图为保存大量近代遗迹的九江庾亮南路历史文化街区

江西可以说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代表，近代中国在全世界的地位下滑与江西在全中国的地位下降几乎同步进行。若仍选择行政区划的变动作为江西衰败的标志，则为临江与饶州两府的废弃。

临江为“赣江三军”之一，管辖赣中清江、新余、新干、峡江四县，由于交通极为便利，明代临江府城（今樟树市临江镇）及樟树镇相继成为江西省内繁华商埠，临江府也成为江西工商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饶州府则管辖饶河流域鄱阳、余干、万年、德兴、浮梁、乐平、余江七县，鄱阳在东汉便独立设郡，为江西省内最传统的二级行政区之一，饶州土地肥沃，航运便利，在农业时代相当富庶。

临江与饶州两府在民国初期 “废府存县”中被废弃后，便再未恢复成二级行政区，临江没落的背景是江西区位优势丧失后，樟树镇的迅速衰退；而传统饶州府的没落更是一曲挽歌，清代伴随封建社会开始衰败，曾经的膏腴之地饶州沦为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区，且不断受水患灾害冲击破坏巨大，而九江开埠、浙赣铁路通车等变局又使得鄱阳丧失了转运中心的地位，最终使得鄱阳丧失江西地区中心的地位。最终鄱阳归属上饶而清江（樟树）改隶宜春，这种行政区划变动可以说至今仍留下后遗症，但巧合的，新余和景德镇后来分别成为两府余脉，或许正是历史对于这两个重要州府的留恋。

鄱阳湖东岸的鄱阳、余干、都昌等地区由曾经的富庶膏腴之地沦落为江西省内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令人嗟叹，图为鄱阳县饶州府文庙

正如“赣江三军”的设立标志着盛世的开启；饶州与临江两府的废弃则标志的中衰的来临。临江府的废弃反映出江西省内曾经发达的工商业已一片萧条，而饶州府的废弃则标志着封建农业时代的繁华江西在近代已跟不上时代。宋明时叱咤风云的江西终沦为闭塞落伍之地，但落伍并不代表沉寂，仁人志士开始求亡图存，这片土地上，仍能孕育出磅礴的力量。

1919年，20岁的弋阳青年方志敏考上了九江南伟烈大学，在全省风气最开化的通商港城，他读到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深受感召，依然投身革命。

方志敏，邵式平，黄道三人均出生于清代广信府，被后世称为赣东北三杰，方邵两人为高小同学，黄邵两人则为北师大同学，此三人感情极深且友谊带有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色彩，颇有中国古典文学中“桃园结义”之风。1928年3人回到家乡发动 “横弋暴动”并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方、黄两人陆续牺牲，仅邵式平一人见到革命胜利的曙光，后邵式平成为建国后首任江西省长

在赣西的脏污煤坑里，革命领袖点燃了数万湘赣矿工的革命之火，1922年，举世闻名的安源矿工罢工爆发，20年代安源的共产党员数量占全国近1/4，成功中共最早的生力军。

晚清时为解决汉阳铁厂燃料之需，袁州府萍乡县的安源煤矿开始开采，萍乡因此成为中国最早的重工业城市之一，1920年代，萍乡安源煤矿有数万湘赣矿工，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图为安源工人纪念馆

受反动势力围剿而奄奄一息的革命火种，退守到赣南的崇山峻岭间，依托着客家人民，开始了对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新政权的尝试，虽是星星之火，却孕育着这个苦难民族的希望。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地处闽赣粤三省客家地区通衢之地，水运发达，1930年瑞金县城有5万人，为次于宁都和赣州的赣南第三大城市

在红色政权之外，江西人也在为摆脱困境而努力，安义人熊式辉放弃富庶的浙江省政府主席职位而回来建设家乡，成为民国以来第一位江西本土行政长官，熊式辉督赣十年，促进工农业生产、改善交通、发展文教，为江西发展贡献巨大，可叹成色刚显，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抗日战争爆发，终未竟全功。

熊式辉，江西安义人，1931年12月-1942年3月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在位期间推动江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建设，给江西做出极大贡献

江西在抗战中损失极为惨重，根据粗略统计，江西军人伤亡10余万，平民伤亡50余万，全省留下的近代工业积蓄损失殆尽。作为闭塞的内陆省份，取得些许建设成果极为不易，此番损失殆尽，恢复更是难上加难。

近代的江西实在是多灾多难，还未从太平天国运动的惨烈损失中恢复，又成为内战主战场，1935年相比1928年，江西人口由1800万降低到1569万，全省一片萧条。而正当江西人民在极端困境中艰难取得一些成果，又在惨烈的抗日战争的被付之一炬。

人口锐减以至于带来人才断层；交通闭塞以至于难以获得资源；民风保守以至于政治上始终弱势；巨大破坏造成了先天不足，使得江西至今仍为较为落后的地区。

但从宏观历史上来看，即便在最困境时，江西仍在忠实履行着对这个民族的地缘责任，就如同它在之前2000年间所做的一样。

江西仍然在向全国供应粮食，1954年江淮水灾，江西外调粮食8亿斤；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江西在自身也困难的同时主动供粮43亿斤，做出巨大贡献。建国以来，江西是全国唯二每年都能向全国外调粮食的省份之一。

江西仍然在接纳困境中的同胞，20世纪初安徽枞阳等地居民开垦彭泽， 1943年赣南在广东饥荒时吸纳潮汕难民，上饶、抚州等地在上世纪60年代吸纳逃难或因修建水库被吸纳的浙江移民，江西诸多县的人口结构甚至都因此改变。

抚州资溪县，全县10万人口中浙江籍占1/3，多为新安江水库移民。

江西人仍然在国难当头时站出来坚定地捍卫着国家，抗战时期，江西共征兵103万，位居全国第四；每年供应粮食5000万石以上，年均占全国的12. 9%，可谓毁家纾难。

九江德安县万家岭大捷纪念园

从这个宏观角度来看，自豫章郡建立来，江西一直顽强承担着对民族的使命与责任，无论顺逆与盛衰，似乎2000年来，从无变化。

2200年前，汉王朝的远征军来到江西地区，他们在山林蛮荒之中顺着河川行进，在肥沃的平原设置郡县，将首府定名为“南昌”，这蕴藏着 “昌大南疆”的良好祝愿，显示出一个新兴强盛民族的雄心壮志。

2200年后，江西仍以此城作为省会，名亦未变，但今天面对强邻环伺的现状，或许 “昌大南疆”这一如此霸气的名称颇令人感到尴尬。

但，江西事实上并未辜负前人的良好的祝愿。

江西是世外桃源，自东晋时九江接纳北方六郡移民始，不断包容着全国各地的苦难同胞。多少受难同胞，获得过江西的庇佑。

江西是殷实重地，自六朝开始，不断向外输出着粮米木材等资源。有多少外省人民，受用过江西的粮米。

江西是南方要塞，宋元以来，无数江西先民西进，为湖广乃至西南地区的开拓做出巨大贡献。有多少南方民众，身上带有江西血脉。

江西是人文圣地，从古至今江西的文人，哲人与革命家不断丰富着这个民族的文化脉络。有多少后生晚辈，对此而虔诚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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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纵观历史，江西的确很好完成了这个民族给予的使命。

历史学家形容江西的历史脉络是“从边缘走向中心，又从中心走向边缘”，这指的是：江西由先秦时期华夏边塞的南蛮之地，在全国经济重心的东移与南移的过程中接受中原文明改造，成为国家中心经济区域；而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冲击，沿海苏浙闽粤“半月区”成为经济文化核心时，江西再度退化为边缘的内陆保守省份。

然而即便在这个简单脉络中，江西仍然是复杂的。

即便是在最强盛时，江西也从未成为政治中心，而相反却在民国最混乱的时期，衮衮大公，森森冠盖往来庐山与南昌不绝，江西成为“全国太上政府”驻地。

而即使是在最虚弱时，江西供应的稻米钱粮仍对全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很难想象国难当头时若缺少江西的供应，苦难会更深重几分。

可以说，无论在何时江西的存在感都绝对不低，但对于外人甚至江西本省人来说，江西的形象的确是模糊的，这其实与江西的文化的多元与内敛有关。

江西的多元，来自其连接数省的地缘环境，江西的文化似乎兼容了各地地缘环境的不同特点，如赣菜“嘉疏精稻，擅味于八方”一般，即使是现代的江西饮食，也有着兼容并包的特点。在人文特质上，江西也似乎混杂多种风格，江西与江浙同样科举极盛，但江西士绅们的社会影响力显然不如江浙一般强大，因为江西人同样重视同乡与宗族；然而与宗族性更重的闽广相比，江西的宗族和乡党又明显儒风更重，并未充满庶民悍勇与原始的鬼神气。

煌上煌卤味最先便源于南昌下岗女工徐桂芬融合温州与潮州卤味特色，并结合江西风格而制成

江西的内敛，则或许源于封闭的地缘环境以及古代盛行的隐士文化，江西人似乎相对保守而平和，历史上的江右商帮衰败的重要原因便是其与当地官府士绅的关系不如徽晋商人一般紧密；近代作为革命胜地的江西出了327位开国将领，却未出一名开国元帅与大将。

著名将军县兴国

多元与内敛当然不能说是负面特征，但在当今这个时代，缺乏自身鲜明特色又不善联络沟通确实不利于形成品牌效应。不过，如同没人因敢因江西政治上的弱势便忽略江西人民在近代革命斗争中的牺牲与奉献；也不会有人因赣菜的无闻而认为向全国供应千年鱼米的江西缺乏饮食文化一样，轻视江西文化毫无疑问是愚蠢的。

赣菜米粉蒸肉，清代才子袁枚《随园食单》：粉蒸肉，用精肥参半之肉，炒米粉黄色，拌面酱蒸之，下用白菜作垫。熟时不但肉美，菜亦美。以不见水，故味独全。江西人菜也

封闭与保守阻碍着江西的发展与进步，但江西人身上坚韧与血性另的一面又往往创造出奇迹，2014-2017，江西经济7年内竟前进6名。当外省人民惊讶于江西在默默无闻间取得的成就时，或许遗忘了这个省份曾经的辉煌。近年来，江西屡次因缺乏存在感而成为热门话题从而极大提升了知名度，颇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但这实际恰好体现出江西在国内的存在感之强：正因江西充满存在感，所以外省人民才会因难识江西特性而好奇，不是吗？

所以说，江西仍然是深奥与复杂的。

这个省份仍有无数的美景值得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