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东北人民解放军收复了吉林等一些城市，而长春也成为了一座孤城，在这个时候，郑洞国指挥新编第七军，第六十军以及地方保安部队一共十万人驻守，希望可以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这样就可以使得其无法南下作战。在东北战场，我军已发展到70万，地方部队还有30万。解放区面积占整个东北的97%，人口占86%。而国军在东北的兵力下降到48万，地方军7万。这也使得东北战场成为全国五大战场中，我军正规军数量超过国军的唯一战场。
长春是东北著名城市，始建于清朝同治四年（1865年），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长春为伪满洲“国都”，成为东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境内铁路、公路、航空四通八达，战略地位显要。如果强攻，势必毁坏现有的一切，全部从头开始。而且，两次战役也给林彪带来了一些心理上的阴影。
在1946年的沙岭村战役中，林彪部队首次领教了国军精锐的战斗力。虽调动了9倍于敌的部队，但仍战败。此后，两次“四平战役”又让林彪知道国军精锐的战斗力不可小视。林彪认为攻打这些城市其实是十分费力的，长春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防御工事也十分的坚固，碉堡五个区的统计就有1291个。而且打下长春的胜率也比较低，所以还是建议围而不攻。守城的城防司令是名将郑洞国，他所带领的军队也很有战斗力，手下的国民党新一军在印缅战场上也曾参与过松山战役，跟日军打拼。
《孙子兵法·谋攻篇》道：“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也就是说，不动刀枪而能取得胜利，才是兵法最高境界。林彪之所以围而不打，原因大致如此。当时媒体曾这样报道：“长春城防是聘请数十名专家精心设计，搜集世界各国防御工事的资料，动员技工数十万人，使用水泥6万袋，铁板1500吨，历时一年零一个月才构建的‘固冠全国’的永久工事。”可见，长春城防的坚固在当时确实是公认的。
中共围城部队原计划经过3个月左右围困，使城内守军断粮并衰弱，或投降、或在出逃时歼灭。为此对长春周围50里进行严密封锁，禁止城内人员出城，断绝城内粮草进入渠道。令中共围城主将肖劲光没料到的是，城内守军向外突围两次未果后，6月中旬（在城内有粮情况下）国民党军警宪特押解驱赶百姓出城。郑洞国的目标是驱赶20万百姓，想把20万人两个半月的口粮全部收归部队，供10万部队多食用5个月，从根本上使中共部队围困战流产。此举还有另外三个目的：一是发动大批难民向我方步哨冲来，使我方无法抵抗；二是宣传中共“见死不救”，涣散我围城部队战斗意志；三是派谍报人员混入百姓队伍，借机出城。
地主还乡团混出卡后，到我后方土改区疯狂杀害农会干部，以扰乱根据地。在这些原因的影响下，当时城内一共有四十万居民，再加上部队一共五十万人，城内的粮食平均每人四十五斤，可以吃两个半月，这也就代表着，长春如果守城，也就只能守两个半月，所以，郑洞国采取了三个办法，首先就是发行本票，其次就是出台了战时粮食管理办法，最后，就是制定了关于往外疏散人口的规定。
按照郑洞国的想法，一定要疏散出城二十万，在围城初期，我军就便采取的是使民就食于敌的策略，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守军粮食的消耗，但因为郑洞国以上三项手段措施，使得老百姓的存粮也全部都被搜刮完了，所以共产党只能改变策略，分为三个阶段往外放百姓，根据文献记载，我军三个阶段一共收纳了15.4万多人。面对卡哨内出现饿死百姓的情况，中共部队8月初下令放行卡哨内难民。不料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人，城内难民又疏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
最多时卡哨中滞留难民达8万人之多，当时城内守军的一个共识是，“匪我双方孰能狠心孰胜”。城里守军对居民的驱赶仍在加剧，面对郑洞国一硬再硬，面对大批百姓被饿死，中共围城部队终于彻底退让了。自9月11日起，凡要求出城的百姓均给以全部放行，并全力救济。古今中外困饿战极少有围困方在绝对优势下中途放弃的。
那时守军主力新七军还有3个月存粮，当时经过几次城外战斗，我军已占领长春西郊的大房身机场东部的拉拉屯北部高地，切断了空中通路，使长春完全处于东北民主联军包围中，成为一座艰难的孤城。锦州战役仅持续31个小时便被我军攻克，这对于坚守长春的国军来说是极大的震撼，守城信心和军队士气受极大影响。而郑洞国最终投降不是因为困饿，而是因为锦州“大门”最终关闭，使新7军丧失了逃生的希望。
10月19日长春解放，新七军军部仓库被打开，“里面装的有大米、白面、罐头、饼干、白糖，还有很多桶豆油”。围困期间，国民党军比百姓多围困38天，但10万部队、警察宪兵特务、军人眷属、政府官员无一人饿死。被饿死百姓人数为五万余人，这是最靠近当年历史事实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