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纪广林，讲述古成纪秦安的历史文化
秦安县令谢济世：
竟是《雍正王朝》中赫赫有名的人物
文｜成纪广林
谢济世，清一代名臣，是《雍正王朝》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余伏案十余载，钻研地方史志，始知晓谢济世还作过秦安知县，内心不禁惶惶然。
查《清史稿》及秦州、秦安新旧志，均无谢济世在秦安任职的只言片语。《清史稿》乃国史，谢济世后来轰动朝野，要记述的大事非常多，遗漏作过小小的县令此类事迹，似乎讲得过去。但州县地方志书不应将其漏记，其因可能是当时兵荒马乱、文书遗失之故。
近观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清谢锡伯铭端砚”，知谢济世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任秦安知县。
这是一件造型简单、极其普通的端砚。长17厘米、宽10.8厘米、高42厘米。砚面斜坡，光素无纹，石质润洁如肤。砚背有楷书铭文七行：
康熙五十七年，余府君署巩昌府秦安县事，前知县魏士升亏仓粮三千八百石，已求县民代为赔补。彼时正值军需旁午，百姓转运络绎，米价甚贵，索之于魏，囊空如洗；征之于民，贫窘难输。余府君代为捐完，魏士升无可报恩，送此砚，云是家传老坑之石。余不识其真否，留记以示后之子孙知之。谢锡伯志。
从砚的石质、造型、铭文内容看，其年代应为清初无误。
铭文中有魏土升、谢锡伯之名，另有谢锡伯称之为“余府君”者。过去的收藏家，常把此砚视为谢锡伯之父、全州人谢济世之物。
查光绪《重修常昭合志》及道光《秦安县志》，魏士升，字允菾，苏州府常熟县人。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副贡生，充任教习，升秦安知县。
秦安县，明代为陕西巩昌府，清因之，属甘肃省。地近西陲边境。康熙末年，准部策妄阿喇布坦遣兵扰藏，藏人乞援。当时清廷认为西藏为青海、云南、四川之屏障，西藏的战乱，实为西北之祸，故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出兵西境。连年的征战，虽然巩固了国家的统和维护了疆士，但却消耗了兵力和国库，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同时，天灾也接踵而至。道光《秦安县志》：
国朝康熙五十七年地震，毁门楼及四角亭，周遭剥削，女墙垛口俱尽。
建筑物损坏许多，但无力修复，人民生活当然更加困苦。时清廷不得不免除陕西等地的赋税，《清史稿》载：
夷虏跳梁，大兵远驻西边，一切征善，秦民甚属劳苦，所有陕西、甘肃明年地丁粮税俱行蠲免，历年逋赋，亦尽除之。
砚铭实反映了当时军务繁杂、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的社会情景。而魏士升在任期间所亏仓粮三千八百石，或由于他贪婪无厌，或为民亏损，当然都得“求县民代为赔补”，而谢某“代为捐完”，也决不会自掏腰包，也必然出在百姓身上。
一方砚台，尽管是祖上遗物，石质尚佳，也抵不了三千八百石粮食，只不过是一点回报罢了，不想却记录了秦安地区一段灾难的历史。
谢济世（1689年—1755年），清朝文学家，字石霖，号梅庄，广西全州县人，康熙四十七年，举乡试第一。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中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
雍正四年(1726年)，官至浙江道监察御史，参劾河南巡抚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并“列举十罪”，雍正将奏章掷还，而谢济世还坚持要上疏。雍正帝发现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认为谢济世是受了李绂、蔡珽的指使，命令广西提督、署巡抚事韩良辅调查。刑部尚书励杜讷问谁是指使者？他答以“孔、孟”。是年被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讲学著书不辍。
雍正七年（1729年），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搜查谢济世的居所，因为注疏《大学》《中庸》毁谤程朱获罪，且对时政“恣意谤讪”，雍正帝尤愤怒《注》中所云：“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十月入狱，狱中“欲自毙，绝粒五日”，但未死成，史称“谢济世注《大学》案”。十一月二十七日，同陆生楠绑赴刑场，陆生楠先被斩首，此时刑官问谢济世：“汝见否？”济世答道：“吾见矣!”锡保在刑场才宣读圣旨：“谢济世从宽免死，交与顺承王锡保，令当苦差效力赎罪”，留军前效力。
清高宗即位，召济世回京，任为江南道御史。乾隆三年，授湖南粮道。乾隆八年正月，向湖南巡抚许容当面揭发李澎、樊德贻等两知县劣迹。许容反向朝廷诬告，户部侍郎阿里衮、孙嘉淦办理此案。补授湖南驿盐长宝道。乾隆九年（1744年）六月，蒋溥密奏其谬附舆论，最后以老病致仕。乾隆二十年（1755年），家居十二年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