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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港中大、兴办“百合”系,深圳第一世家的百年传奇

近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宣布,百合控股集团捐赠1.5亿元设立“道扬书院”,襄助大学发扬及传承香港中文大学书院制的传统,共同为深圳、粤港澳大湾区及国家培育人才。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道扬书院

“道扬书院”的命名,是为了纪念香港中文大学创办人、中国近代林业事业的奠基人凌道扬。很少有深圳人知道的是,凌道扬为代表的布吉凌氏,人才辈出,许多家族成员都是专家学者和科学家,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不仅与深圳历史紧密相连,而且对深圳、香港乃至国家作出卓越贡献,堪称深圳第一世家。

01

布吉开基

深圳的历史,远的可以从新石器时代说起,近的可以从改革开放说起,但是真正人烟阜盛、市井繁华,则要从康熙年间实施“复界令”说起。

康熙实施“复界令”并推出一系列招垦募农政策后,大量客家人从梅州等地迁往现在的深港地区,从“山客”变为“海客”。凌氏一支便从梅州平远县来到了新安县(今深圳)布隔村(今称“布吉”),便以此为根,开枝散叶。

布吉凌氏宗祠

凌家扎根布吉,人丁兴旺,清咸丰二年(1852年)在布隔村南面建丰和圩。这一年,凌振高带着10岁的儿子凌启莲及其他家人,由韩山文、黎力基二牧受洗入教,成为深圳最早的基督教徒之一。

后来,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也在1853年于布吉老墟街接受韩山文洗礼,后者根据其口述完成《洪秀全的梦魇与广西暴动的起源》。

当时深圳信仰基督教的人极少,凌氏家族不但最早信奉而且持守信仰。他们与传道牧师一起,同治三年(1864)在李朗黄泥峡建成存真书院(即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现在的地址),光绪二年(1876年)改名为传道书院,后又改为李朗乐育神学院,也即深圳历史上最早的一间神学院。

传道书院师生合影 约摄于1908年

存真书院培育了一批人才,成为凌氏家族崛起的摇篮。凌启莲则是该院最早毕业的一批学生之一。此后他的儿子、孙子们不少都在这间学院读书。因此,凌启莲也成为布吉凌氏崛起的关键人物。

凌启莲存真书院毕业后,就开始在五华之樟村、元坑,长山口,东江之古竹,新安樟溪、李朗等地传教,献身教会36年,至57岁才解职回家。1932年在布吉寿终。

凌启莲

自凌启莲开始,凌氏家族便将“维系风化,扶植纲常,丕振家声”作为己任,坚守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培育好的家风。凌启莲有八子,除三子善新3岁夭殇外,其余七子均事业有成。

凌启莲孙辈27人,其中19人先后留学欧美,归国后均在政府、高校、医院及科研机构任要职,对政、学、商、军各界很有影响。

2009年凌启莲曾孙凌宏孝著有《凌启莲和他的子孙们》一书,详细介绍了凌启莲子孙的事业成就。其中最卓著者当属我国林业事业奠基人凌道扬。

我国林业事业奠基人凌道扬

02

学贯中西的凌道扬

1888年12月8日,凌启莲长子长孙凌道扬在布吉丰和圩出生,随后进入教会学院学习。

1898年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深圳河以南、界线街以北的九龙半岛地区及附近200多个岛屿都被英国租占99年,这便是后来的“新界”。这一年,因家境困难,十岁的凌道扬告别父母,前往美国檀香山一位叔父家做童工谋生。

两年后,凌道扬的八叔凌善芳自耶鲁大学毕业,途经檀香山,顺道将其带回国,并于同年秋天把他送进上海圣约翰书院(后改名圣约翰大学)。凌善芳1900年修建广九铁路时任高级工程师,完成了广九铁路石龙段到深圳的测量、绘图和建筑工程,由于积劳成疾,于1911年病逝,时年28岁。

1911年10月广九铁路华段通车,蒸汽机车抵达深圳

创办于1879年的圣约翰大学的科学课程全部用英语讲授,同时兼有国文和国学教育。在此求学多年,凌道扬学贯中西,奠定了一生的基础。

1909年,凌道扬圣约翰大学毕业,经七叔凌善安推荐进入京师大学堂任英文教员,教授贵族子弟英语。1910年,他陪同两个八旗子弟出国,赴美国麻省农学院就读。

当时,美国学者梅耶发表报告称中国山西五台山地区正因滥伐森林导致水涝旱灾频发,时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还就此在国会上作了一个关于自然保护重要性的演讲,这让凌道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震惊,也让他对美国锐意振兴林业和林业教育深有感触。他认为“林业兴废,关系政治盛衰,民生枯荣,国立消长”,于是立志研读林学、拯救大洋彼岸岌岌可危的祖国。

在麻省农学院结业的凌道扬,选择了在美国继续深造,1912年考入了耶鲁大学林学院,学的就是他后来为之奉献一生心血的林学。

青年时期的凌道扬

那年他的祖父凌启莲70岁生日,殷切寄语后人:“触目儿孙皆长,尔小子休忘骏业。从此志图远大,同德同心,最好维系风化,扶植纲常,成为一个民国伟人,做一个乡闵善士,他日家声丕振,会观兰桂赛春芳。”

03

倡设植树节

1914年,凌道扬终于完成耶鲁学业,获林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有史以来获得该学位的第一人。

那时的中国重山复岭、濯濯不毛,森林覆盖率仅占国土面积的8%,以至于水土流失严重,水灾旱灾频发。凌道扬抱着“森林救国”的思想和热忱归国,投身祖国林业事业。

回国后,他先后担任农商部技正、金陵大学林科主任、交通部及山东省公署顾问,践行自己提出的“森林救国论”,致力于森林科学研究和宣传普及工作,成为北洋政府官员中有眼光亦有魄力的新派人物之一。

1915年初,有感于国家林业不振,凌道扬联络金陵大学美籍学者裴义理,向当局提出,“欧美各邦,植树有节,推行全国,成效维昭”,建议以每年的4月5日清明节作为“中国植树节”。7月31日,该建议被接受,时任大总统袁世凯签署法令,确定从1916年起正式推行“中国植树节”。这标志着中国的植树造林开始进入法制化和正规化的轨道。

1916年清明节 黄兴、张謇在南京主持中国第一个植树节

植树节后来被定在3月12日则与孙中山有关。孙中山很重视绿化,1912年9月28日至10月1日对青岛进行考察时,对这里的绿化惊叹不已,甚至建议要组织中国内地“五百个县长”轮流来此考察学习,推广其经验。因此,当凌道扬以无限的热忱实践“森林救国论”时,孙中山给予积极支持,并邀请凌道扬为其《建国方略》《三民主义》作农林发展规划。

凌道扬将其林学思想、农学思想及水土保持理念融于《建国方略》中“实业计划”部分章节中。正因孙中山对林业发展的推崇,1925年3月12日逝世后,南京国民政府为纪念孙中山,将植树节改为每年3月12日。

上世纪20年代植树留念

凌道扬认为,“森林实施方法之建议”应包括注重教育、因势利导、政府提倡三方面。为此,他应当时的大元帅黎元洪之邀,参与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森林法》的制定,因此被誉为我国林学界的泰斗。随即,北洋政府颁布《森林法》,其中对公有、私有森林的备案,地方官的权责,保安林的编入、解除办法,官荒山地的承领办法都有详细规定,对林业法治化管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凌道扬在其1916年的著作《森林学大意》中指出:“注重教育、因势利导、政府提倡” 图源:360百科

凌道扬还在1917年发起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林业科学研究组织——中华森林会(后易名为“中华林学会”),百年来,该会始终在林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1922年,美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展开了一次“中国当今12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在195位候选人中,凌道扬获得高票,蒋介石、周作人、郁达夫、戴季陶等只能望其项背。凌道扬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04

打造青岛“理想园”

凌道扬归国的时候正逢一战结束,德国战败,日本攫取德国的利益占领了青岛。中国据理力争,在1922年12月收回青岛主权。

为了保持青岛绿化这块招牌,北洋政府委派一流专家凌道扬出任中日“鲁案”善后督办林务委员,直接介入与日方交涉。

林业谈判中,日本谈判代表提出中方补偿林木损失费折合银圆36万余元,凌道扬一方据理力争,将其核定为15万余元,不足日本要价的42%。后以日本在青岛8年所获盐利相抵,达成互不赔偿之协议,为完整地收回青岛主权争取了主动权。

穿着洋装的凌道扬

凌道扬出任青岛农林事务所所长后,从造林、保护、采伐等全方位规划了青岛的林业发展之路,并把青岛的林业和六个公园结合起来,进行合理改造,对公众开放。

他主持制定一系列加强和保护园林绿化的规章,为了扩大造林面积,还恢复了李村苗圃,每年植树节前无偿分给乡民种植。据载,1923年青岛全市造林228.6亩,植树132330株;1924年造林109.83亩,植树125900株。

红瓦绿树已经成为青岛如今的标志

为了保护青岛的森林植被不被盗伐与破坏,凌道扬还克服重重困难,争取到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积极支持,建立起一支森林警察队伍,成为制止盗伐林木的执法力量,有力地震慑了不法分子的盗伐破坏活动。期间,寓青日本木材商唆使日本浪人盗伐树木。凌道扬对其制裁毫不留情,组织林警抓捕了50多人,日本驻青岛总领事森安三郎不得不出面协调、具保。

在青岛,凌道扬与广东老乡康有为比邻而居,帮着康有为种植和布置庭院花木,两家在青岛留下美好回忆。对于凌道扬来说,青岛是他森林救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地方,是他林业救国的“理想园”。

凌道扬(左)与康有为

05

创办香港中文大学

1947年春,凌道扬受邀任职联合国粮农总署,1948年底,凌道扬从联合国粮食计划署退休,定居香港粉岭。

当时大量中国学子涌入香港,私立中文学校犹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凌道扬任香港教育委员会委员,参与创建了崇基学院。

凌道扬(中)考察崇基学院新校址

他认为,立于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学院的使命是发扬博爱、和平精神,以挽救人类危机;保存中国文化,以沟通中西,对人类进步作出新贡献。

当时港英政府对中文教育不重视,全港仅有香港大学一所高校。1959年,新亚、崇基、联合三家中文专业学院院长组织成立“香港中文专上学校协会”,凌道扬担任主席,向香港政府争取成立第二所大学——“以中文为教学媒介的大学”。

同年,凌道扬又担任了香港中文大学筹备会主席,并以此身份推动香港中文大学创建。

1963年10月17日,香港中文大学正式落成,75岁高龄的凌道扬婉谢一众挽留,功成身退。

三书院联合成立为港中大剪报

今天的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大门两侧,镌刻着他当年题写的对联:“崇高惟博爱,本天地立心,无问东西,沟通学术;基础在育才,当海山胜境,有怀抱兴,陶铸人群。”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大门两侧凌道扬撰联的两根纪念石柱

1993年8月2日,凌道扬在美国溘然长逝,享年104岁。凌道扬去世后,其子女捐款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建造了一座“凌道扬园”

时光进入21世纪,香港中文大学设立了深圳校区。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在创校时表示,深圳龙岗正好是凌道扬先生的故乡,所以是非常有意义的巧合:“我们学校后面的山里有一条道,叫凌道扬道;上面规划建一座林,叫凌道扬林;凌道扬林里面,会有一个凌道扬先生的雕像。我们要让世世代代的学生,都能够看到凌道扬先生创办香港中文大学的艰难,以此感谢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的贡献。”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 图源: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官网

现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又多了一个道扬学院,凌道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梦想与努力薪传不尽。

06

崇文重教

除了凌道扬,凌氏其他子孙也精彩纷呈,一旦时机允许便返回深圳造福乡梓。捐资给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设立道扬学院的凌国强便是如此。

出生于布吉镇李朗村的凌国强早年当过社区警察,做过村干部,九十年代投身地产行业和教育。在布吉打造百合山庄成功后,凌国强与弟弟凌国庆开始大手笔收购烂尾楼,先后建成百合星城、百合•银都国际、天虹商场和购物中心等,特别是百合•银都这一布吉新地标,使之在深圳地产界享有盛名。

凌国强也特别看重教育。他先后投资1.3亿元开办了春蕾第一幼儿园、春蕾第二幼儿园、春蕾小学、深圳外国语学校龙岗学校,共83个班,校园占地面积达7万平方米,累计创设学位4000多个,构建了布吉著名的国际化教育基地。

百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凌国强在捐赠协议签署仪式上致辞

2014年,因为合约到期,百合控股集团结束了与深圳外国语学校长达12年的合作,深圳外国语学校龙岗学校更名为深圳市百合外国语学校,开始自主办学,但百合外国语学校的办学成绩依旧突出,2019年中考,百外564人考试中有33人超过440分,400分以上的达到了552人,302人被深圳“四大高中”录取,占比54%。

深圳市百合外国语学校

“百合”系学校在深圳异军突起,并从深圳走出去,在惠州、江西、贵州等多地以联合办学的方式,输出“百合”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方式。

按照凌国强的计划,未来的“百合系”将是一个拥有60到100所学校的庞大教育集团。颇具实验意义的是,当下这个教育集团正在与深圳市大鹏新区等地探讨“公办学校全托管”的全新办学模式。

对于凌国强来说,人生两件事,便是慈善和教育。他说:“家乡是我的起点,也是我的远方。”

除凌道扬、凌国强外,凌氏子孙皆英才辈出,尤其在商界、教育界、医学界等领域对新中国建设具有开山之功。如凌道扬之妹凌筱瑛是新中国第一批妇产科专家,和林巧稚齐名。凌道扬之子凌宏璋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终身教授,半导体电路和集成电路专家,被誉为IC之父。

志图远大,崇文重教,布吉凌氏堪称深圳首屈一指的书香世家。

深圳布吉凌道扬故居

文|深圳客编辑部

图片来自于晶报、“龙岗记忆”第三集《凌道扬》深圳图书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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