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郭沫若撰写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确立，也标志着他“跨界”进入了历史研究领域。
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在重庆积极从事宣传抗日救亡和反对国民党专制的文化运动，并致力于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在文学创作方面，从1942到1945年，他接连推出了5部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并且复排上演了写于1925年的历史剧《棠棣之花》。这些历史剧的题材背景主要是在先秦时期，与他正在进行的先秦社会历史与先秦诸子研究有着相互联系，他将这一时期写出的先秦诸子思想和社会历史研究的论文结集为《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出版；而历史剧当以刻画历史人物为核心，这些历史剧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力，成为他评价历史人物研究的重要推动力。郭沫若说：“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在几篇短篇小说中，我处理过孔丘、孟轲、老聃、庄周、秦始皇、楚霸王、贾谊、司马迁。在几部历史剧中，我处理过聂政与聂嫈、屈原、信陵君与如姬、高渐离等。但有的创作流产了，而只剩下了些研究文字。在本书里面所收集的，如像《万宝常》《甲申三百年祭》都是。”这本书就是包含郭沫若的数篇有关历史人物研究的集子——《历史人物》。
《历史人物》 郭沫若 著
文津出版社
《历史人物》由上海海燕书店初版于1947年8月，收入《论曹植》、《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王安石》、《王阳明》（附录4篇）、《甲申三百年祭》（附录1篇）、《夏完淳》、《鲁迅与王国维》、《论郁达夫》、《论闻一多做学问的态度》等9篇（含5篇附录）研究、评价历史人物的文章。这9篇文章中，有7篇写成于1943—1947年间（《王阳明》作于1921年、《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作于1935年），大致反映了郭沫若在20世纪40年代历史人物的研究心得。
《历史人物》在20世纪50、60年代数次修订重印，入选篇目都有变动。本书以1947年初版为依据，增补一篇《再谈郁达夫》，读者可以得见本书问世之时的研究样态，亦可以据此体察阅读郭沫若出版该书时的历史人物研究情境。
《历史人物》一书，最突出的特点正如郭沫若在“序”中所言：“关于秦以后的一些历史人物，我倒做过一些零星的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在不同时代、因评价者的不同立场观点而有很大差别，历史人物在后人不同的评价标准中往往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历史形象。“人民本位”是郭沫若所持有的，也是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认同的历史人物评价标准，诸多历史人物因“人民本位”的评价标准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语境中显现出与旧史学和当时其他史学流派相异的历史地位和历史面貌。郭沫若笔下的《历史人物》即集中体现了“人民本位”历史评价标准下的数位历史人物形象。
譬如，郭沫若痛感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因“一生陷于奴隶的境遇不能解脱而终至于饿死”的境遇，“感受着了一种迫切的冲动，觉得非把这位不幸的古人介绍出来不可”，于是作《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一文；“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王安石具有“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的态度，“是尤其难能可贵的，决不是一般的读书人所能做到”，因此郭沫若在《王安石》中提出“中国产生了王安石，真是一个光荣”；在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和《关于李岩》中，郭沫若为李自成及其农民起义军正名，称李自成是“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是“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并对“以仕宦子弟的举人而参加并组织了革命的李岩”给予高度评价，“他一定是一位怀抱着人民思想的人”。
对于当代史人物，郭沫若也用“人民本位”的标准进行评述。他认为鲁迅“从旧写实主义突进到新现实主义的阶段，解脱了一切旧时代的桎梏，而认定了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神圣任务”，王国维则“停顿在旧写实主义的阶段上，受着重重的束缚不能自拔”，“对于王国维先生的死我们至今感觉着惋惜，而对于鲁迅先生的死我们却始终感觉着庄严”；郁达夫“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闻一多从“玄学思想蜕变出来，确切地获得了人民意识。这人民意识的获得也就保证了新月诗人的闻一多成为了人民诗人的闻一多”。
从《历史人物》一书中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可以看到，郭沫若注重从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以历史人物在当时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为重点考察因素。所谓“人民本位”，就是重视历史人物的善恶，看其言行是否有益于人民。只有这样，才能更大程度地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达到正确评判其功过是非的研究目的，也能够改变或纠正一些历史人物因长期沿袭下来观念而被脸谱化、片面化、绝对化的不实认知。这成为郭沫若的历史人物研究的显著特点，在《历史人物》一书中得到具体展现。正因如此，郭沫若的历史人物研究在近代中国史学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中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而像《甲申三百年祭》这样的名篇，在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共党史中产生了一般历史研究或历史人物研究所难以企及的现实作用，这甚至都出乎郭沫若本人的意料。
历史研究本就很难做到绝对的客观，而历史人物研究则更容易掺入研究者的主观意图。就郭沫若的历史人物研究而言，同样也存在着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人民本位”的评价标准固然有其合理内涵，但是“人民本位”这个概念因缺乏深入论证而在使用时显得有些模糊。郭沫若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翻案”是否出现过“矫枉过正”的情况？他在历史剧创作氛围中注入的对其中历史人物的情感，可能也会妨碍对学术研究中历史人物历史作用的冷静判断，“凭自己的好恶”或许会影响到对历史人物之历史地位的客观评价。
当前，郭沫若本人也已经成为了“历史人物”，而社会出现了许多对郭沫若的不实指责和不客观评价。这些现象，值得读者明察、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