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诸侯的等级一直是个困惑难解的问题。战国去古未远，可是那时的人已经搞不清楚，就连号称博古的大儒孟子也说，“其详不可得闻也”，他只听说过一个大略，其内容为：“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春秋以后成书的《周礼》、《国语》《礼记》也有类似的记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这些与孟子的说法同是以公、侯、伯、子、男为序，不同的是有的以天子为一位、子男同一位为五等；有的无天子，而公、侯、伯、子、男各为一位共五等。《左传》襄公十五年说：“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可见《左传》也有类似的记载。近人又有从《左传》中摘录所有关于诸侯爵位的称谓，按等级分类。结果证明在春秋确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并且爵位固定。只有在升黜时，才有改变。可见有人完全否定五等爵旧说，是缺乏根据的。
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只是符合春秋时的情况，西周时又是如何呢?
商代已有侯甸、男卫邦伯等大小不同的封君。周武王克商后，大概基本上承袭了这一套而略有改变。《尚书》和西周金文中的记载：“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惟予一人钊报诰。”“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众诸侯：侯、田（甸）、男，舍四方令。”
根据这些周初文献和金文记载，我们可以断定商代已有侯、甸、男等封爵，周初大概就继承下来。孔子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西周的爵位内容可能已随时代的变化而稍加变化，但西周确有侯、甸、男、采、卫等爵是可以肯定的。
这些爵名的来源不同，如“侯”来源于“射侯”，即射箭的靶子。射箭是贵族最要紧的本领。王在许多武臣中挑选几个最会射箭的，叫他们于王畿之外建国，替王去守卫新占领的土地，命他们为“侯”。
这当然就是最重要的职务，又因侯在王畿之外，故也称“边侯”。“甸”为王室“治田入谷”。“男”旧注谓任也，言任王之职事。“采”旧注谓事也，与男同为任职王事。“卫”是捍卫王室意思。所以，这些爵名都是来源于为王服务的职事，其职位的轻重高低是不同的。
孟轲
孟子所说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的次序在西周是否如此，由于史料缺乏，其可信程度难以完全证实，只能说是事出有因。
不过，孟子说公爵为诸侯之长则未必可信。因为不管是文献还是金文，公的称谓很杂乱。“公”之构字，可能有平分的意思，作为称谓则是老人之称，《汉书·眭弘传》注：“公，长老之号,《方言》六：“凡尊老……周、晋、秦、陇谓之公，或谓之翁。”王献唐认为，“公”就是“翁”：“公为尊称。用于祖宗，用于长老”，后来“尊贵的人也称为公”，“一国君主是最尊贵的，也称国君为公，不论老幼。”“公”似由老人之尊称，引申为尊贵者之称，进而为君主、权贵之称。
天子之命卿尊亲如周公、召公、虢公、虞公等称“公”，先代之后。如宋也称“公”，《尔雅·释诂》谓“公”为“君也”。如此则凡诸侯均可称公，未必为爵位名。
“伯”为家族之长，本为通名，以后才转为专名。“伯”，郭沫若先生释为大拇指的象形字，由此引申为兄长，即伯、仲、叔、季之伯。诸侯之长称“伯”。周文王称“西伯”，即殷商间的西方诸侯之长。
“子”原亦家族名，在家族中地位较低，其后转为爵名，亦比较低。“子”是成年男子之尊称，如孔子、老子之例。甲骨卜辞中有很多“多子”、“多子族”，这里的“子”特指王子。长子是“太子”，“多子”则是由长子分派出去的族群。朱凤瀚先生把“子”解释为族长。
“男”字从田从力，“田”是土田，“力”是农具耒耜之类。“男”本是从事耕作的成年男子，进而被用为爵号。甲骨卜辞中可能已有男爵了。甲骨卜辞有“多田于多白”，胡厚宣先生认为侯与伯相近，男与田通，因此“多田”与“多伯”，实际就是侯、伯、子、男。
这些爵位在西周时是否都已出现，现在还说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