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元帝成熙二年（265年）八月，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嗣为相国、晋王。但只过了四个月，这位年仅二十的晋王，还等不及过年，就逼使与自己同龄的魏元帝曹奂“禅”位，废他做陈留王，自己登基称帝，立国为晋，改元泰始元年。又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司马师为景皇帝，司马昭为文皇帝。从此，魏国告亡，晋朝开始了。这是祖孙三代四人欺人孤儿寡母的结果，丝毫不值得夸耀，所以后来东晋明帝听王导讲祖宗得天下的故事，竟羞惭得抬不起头，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历史上，“逆取”的事例并不鲜见，但在得天下后，如能“顺守”，治国做出成就，后人也一样会给予肯定的评价。可是，这位后来被谥为武帝的年轻天子却并非如此。
虽然他在位时没有多少过恶，例如那位被废翻的曹奂得保善终，一直活到了五十八岁，但也说不上有什么政绩。老丞相何曾就曾对儿子们说过：“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为此，他忧心忡忡，断定晋朝的国运不会长久，所以他指着孙儿们说：“此等必遇乱亡也！”他预测得很对，到永嘉之末，何氏一族在丧乱中惨遭了灭门之祸。
昏庸的晋武帝司马炎
晋武帝治国无方，但好色却很有名。泰始九年（273年），他选公卿之家以下的女儿进宫，在采选结束前，还禁止天下人的婚嫁。次年，他又取良家百姓和众多将吏的女儿三千人进宫供其挑选，当时母女号啕，哭声一直传到了宫外。
至太康二年（281年），他还将原来的吴国宫女三千人也纳进宫里，这时后宫的女子竟有万人之多。在后宫，武帝常好乘羊车游乐，羊在哪里停下不走，他就在哪里留宿过夜。羊要吃草，也爱咸味，有些宫人就在房门上插上竹叶把盐汁洒在门口，引得羊车停在自己的门口。
司马炎
皇帝本人无所作为倒也无妨，只要托付得人，一样可以治国平天下，如齐桓公用管仲就是一例。晋武帝用的人确有好的。如博学多识的中书令张华，他曾促使武帝定下决心出兵灭吴，而一旦出兵，他又亲任度支尚书，以保证军需粮草的供给，因此是个很有作为的政治家。
再如镇守襄阳多年的羊祜，他与吴将陆抗对峙，竟深受陆抗的钦佩，说他是属于乐毅、诸葛孔明一流的人物。一次陆抗生病，羊祜送药给他，陆抗坦然服下。部下谏劝，陆抗就说：“岂有鸩人羊叔子！”叔子是羊祜的字。羊祜苦心经营在作灭吴的准备，但陆抗在世时，他知道不容易成功就没有发起进攻。
咸宁二年（276年），陆抗一去世，他便上疏请命伐吴，但朝中却有很多人表示反对。为此他常叹道：“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当断不断。天与不取，岂非更事者恨于后时哉！”咸宁四年（278年），他抱恨去世，时年五十七岁。临终前，他举荐杜预继任。杜预素来与他同志，在灭吴的征战中，他率军攻克江陵（今湖北荆州）后，沅湘以南的州郡都望风迎降。羊祜慧眼识人，而杜预也终于实现了羊祜的遗志。
所用非人
张华、羊祜、杜预，他们都是名著一时的经国之才，但他们在晋武帝的朝廷里，却不属于主流派。主流派是何曾、贾充和杨皇后的父亲杨骏等人。何曾、贾充都是魏时司马氏的党羽。何曾在魏时已官至司徒。他看得出武帝庸碌，但他本人也不是品行高洁的贤臣，在生活上奢侈无度，“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
他明知子孙会遭乱世，却不教他们戒骄戒奢。尤其他的儿子何劭，比父亲奢华更甚，每天饮食的费用要达二万钱之多。以后，他的几个孙子也大都如此，加之骄而且吝，又盛气凌人，便为同僚和乡里人所恨，所以不免杀身之祸。
贾充是司马昭、司马炎父子的心腹，成司马氏之事的人是他，但败司马氏之事的人也是他。当年魏主高贵乡公曹髦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等讨伐司马昭，司马氏的兵士见魏主挥剑亲战，毕竟有些顾忌，谁也不敢上前。这时，太子舍人成济问中护军贾充：“今日之事如何？”贾充毫不迟疑，道：“公等养汝，正拟今日，复何疑！”成济得令，一家伙便把曹髦杀了。事后，贾充诿罪成济，灭其一族，自己反而封侯升官。
司马昭
司马师没有儿子，司马昭将次子司马攸继嗣给他，自己则继承了兄长的大将军、录尚书事的官职。他曾一度考虑再传位给司马攸，但何曾、贾充等人都称赞其长子司马炎有“德才”，山涛也说“废长立少违礼不祥”。为此司马昭就考核了司马炎的“才”，觉得不错，才打定主意，立他做晋王世子。其实，司马炎何尝有才，那是因为他的心腹羊琇事先替他拟了若干份时政意见书，又让他读熟了，所以他才应付得了父王的考核。司马昭是个极精明的人，但在这件事上却被糊弄了，由此不仅抛弃了声望远在司马炎之上的司马攸，而且还种下了日后政争的祸根。
司马炎即位称帝后，任贾充为车骑将军，后来又加他尚书令、侍中，地位仅次于“八公”（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实际上就是当朝宰相。
贾充和朝官荀顗、荀勖、冯紞等结为同党，操纵朝政。泰始七年（271年），鲜卑秃发树机能在西北越闹越厉害，朝中就有人想借此把贾充挤出朝廷，建议武帝派有威望有智谋的重臣前往镇抚。武帝问谁可担当这一重任，他们便推荐贾充。
武帝大喜，就任命贾充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留侍中、车骑将军之职不变。但贾充不愿离开朝廷，可又无法推脱，只得准备赴边。这时荀勖向他献计：只要和太子结为姻亲就可以留在京城。贾充说不知谁可去提亲，于是，荀勖又自告奋勇，去向武帝请求。
太子司马衷就是后来的晋惠帝，时年十三岁。武帝本来想为他娶卫瓘之女，但经不起杨皇后和荀顗、荀勖等人的内外求劝，便决定与贾家联姻。
杨皇后是中了贾充妻子郭氏的“银弹”；二荀则是一心一意为贾充奔走的奸臣。贾充之女贾南风性情凶悍，生得又矮又丑，荀勖却说她“才色绝世”，“必能辅佐君子，有《关雎》后妃之德。”事情就这样定下了，泰始八年（272年），比司马衷大两岁的贾南风被册封为太子妃。
她就是日后“八王之乱”的祸首，当时自然是谁也料不到的。婚事成了，太子的老丈人自然留任本职。不仅不必远走西北，而且不久还加了司空的官衔。
司马炎唯一的贡献险些被奸臣破坏
贾充是奸臣，一生都在做坏事。历史上，晋武帝惟一的贡献，是灭亡吴国完成了统一。可这件大事，就险些被贾充破坏。
西晋灭吴，本来不难，咸宁二年（276年）羊祜请命伐吴的奏疏就说得极为清楚。他说：“今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今不于此平吴，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寻干戈，经历盛衰，不可长久，宜当时定，以一四海。”由此可见，灭吴要比灭蜀容易。他还指出，吴靠的是据江而守，但长江东西数干里，晋兵几路挺进，只要突破一处，就可大功告成。这是极清楚的，稍有常识的人都会表示赞同。
但朝廷议论却多是不以为然，贾充、荀勖、冯紞等人更是竭力反对，因此一拖就是几年。
王濬
咸宁五年（279年），益州刺史王濬的奏疏说得很苦，“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又臣年已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则难图也，诚愿陛下无失事机。”他怕错过了时机！更怕丧失建立大功劳的机会！杜预从襄阳上疏，也尖锐指出贾充之流的祸心，说他们讲不出用兵必败的理由，只因为他们以前反对用兵，现在就不肯改正。
杜预疏到之时，武帝正在和张华下棋。张华见了推开棋盘说：“陛下圣武，国富兵强，吴主淫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武帝听了，这才决心出兵。贾充等人还要反对，他没有听，但又做出一个荒谬的决定，命贾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即伐吴的“总司令”。叫个认为战则必败的人当总司令，岂非荒谬之至。
贾充不肯受命，说自己年老体弱，做元帅不合适。可是武帝偏要他做，说：“君若不行，吾便自出。”贾充这才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任命。然而，他率中军驻扎襄阳，远离前方战事，这个“总司令”实际上没有起过什么作用。
伐吴之役，始于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第二年的三月十五日，王濬楼船开到石头城下，孙皓投降，吴国灭亡。可笑那个奉诏移屯项（今河南沈丘）的“总司令”，在他人大功告成的前夕，还上表说什么：天气渐暖，江淮低湿，疾疫必起，应该立即班师。如果出了问题，“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
看他的遁词，大概是曹孟德兵败赤壁的恶梦在他心里作怪。杜预知道了，连忙上表力争，恳请万勿罢兵，只是杜预的使者还没有到达洛阳，吴国已是一片降幡出石头了。这时贾充悔莫能及，又怕武帝办他的罪，就赶到洛阳请罪，可武帝不仅毫不责怪，反而还安慰了他一番。这种不分是非的做法，哪里像是一代开国君主！
更可笑的是，这以后贾充还在降王孙皓的面前出了一次洋相。孙皓既降，晋武帝便封他为归命侯，见面时，武帝对他说：“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孙皓答道：“臣子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
一边的贾充见他嘴硬，就想给他一点颜色，出语道：“闻君在南方凿人目，剥人面皮，此何等刑也？”他料想这下打到了暴君孙皓的痛处，使他无话可答。不料孙皓面不改色冷冷地答道：“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这下反倒戳到了贾充的痛处。谁叫他是杀害魏主高贵乡公曹髦的元凶呢！他满面羞惭，再也开不出口了。
太康三年（282年），贾充亡故时年六十六岁。他再也不能做坏事了，但他的党羽荀勖、冯紞，还有外威杨骏等人，却是依然如故，一直做将下去。
立储非人埋下动乱祸根
还在贾充未死之时，一次武帝忽然问张华：“谁可托寄后事者？”武帝其时不过三十七岁，他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史无明文，后人不得而知。当时张华回答：“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武帝知道父亲当年考虑过要立为晋王世子，一向把他看作是眼中钉，所以哪里听得进张华的话。
张华
荀勖、冯紞因伐吴一事，一直记恨张华，这时就乘机说坏话，武帝就任张华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把他派到北方边疆去任职。不久，武帝听了另一些人的话，又想调张华进京。这时，冯紞便在武帝面前用钟会灭蜀后又谋反的故事影射张华，说对于统兵的功臣，不宜过于信任。武帝耳根最软，听了这话，调张华进京后，先给他做无关紧要的太常，继又免去职务，只给他保留一个徒具尊位的侯爵名号。
不仅如此，荀勖、冯紞还图谋要把司马攸赶出洛阳。“勖等以朝望在攸，恐其为嗣，祸必及己，乃从容言于帝曰：‘陛下万岁之后，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勖曰：‘百僚内外皆归心于齐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试诏齐王之国，必举朝以为不可，则臣言有征矣。’紞又言曰：‘陛下遣诸侯之国，成五等之制者，宜先从亲始。亲莫若齐王。’”
武帝依言一试，反应果然强烈，于是他当真把齐王看作威胁皇权的大敌，非要把他赶走不可。在这情势下，太康四年（283年）三月，齐王愤怨发病，呕血而死。
太康十年（289年）十一月，时任尚书令的荀勖也死了。其时，沉溺酒色的武帝患病很重，侍中、车骑将军杨骏在宫中侍疾。
太熙元年（290年）四月，他的女儿杨皇后（这是惠帝生母杨后的堂妹，第一个杨后临终时要求立她为后）召中书监华廙、中书令何劭进宫，口宣帝旨，令二人写下诏书，任命杨骏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从此内外大权完全集中到了杨骏一人的手中。
杨芷
这是杨皇后在武帝时常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求旨骗来的。七天以后，武帝驾崩，时年五十五岁。
仅有的可以称道的道德
平心而论,晋武帝还是有些可以称道之处的。他有时能听些逆耳之言。有一次，他问司隶校尉刘毅：“卿以朕方汉何帝也？”刘毅不假思索地答道：“可方桓、灵。”武帝大为惊奇，说：“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刘毅答道：“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
刘毅的话十分尖锐，武帝却并未动怒,笑道：“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听得进逆言是好的，但遗憾的是听了不改。晋武帝就是这样的人。
晋朝开国，对魏时制度很少改变，只有封国一事，与魏时大不相同。晋武帝时，君臣上下都认为，曹魏宗室没有实力，是势孤而亡，因此应当大封诸王。分封王国以郡为领地，封地有两万户的为大国，设上、中、下三军，兵士五千人；一万户的为次国，设上、下二军，兵士三千人；五千户的为小国，兵士五百人。王国有了兵力，内战便容易打起来，矫正一种流弊而又生出另一种流弊，这是一项极端错误的决策。
政争和内战的种子都播下了。这一群开国君臣的作为，是不能算及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