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O年七月，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草有远见地明确指出，“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上在这之前的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在为党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中，尖锐地提出了要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敢于在日军占领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严重性要有足够的认识，要有充分的精神和组织准备等一系列极为重要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正确意见，是极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及发展趋势提出来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都是很强的口就国内来说，一九四O年冬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以他的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自崇禧的名义，发表了臭名昭著的“皓”(十月十九口)“齐”(十二月八日)两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污蔑，强令黄河以南的抗日部队限期撤至黄河以北口我党为顾全抗战人局，在驳斥蒋，何、白造谣污蔑的同时，表示可将在皖南的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国民党一方面在电台上大肆宣传皖南新四军将要北上的消息，实际上要求口本人封锁长江，阻止新四军渡江;另一方面又调兵遣将，阴谋伺机歼灭新四军于北上途中。
毛主席的重要意见和当时严重的形势虽然引起了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的极大注意和重视，但级个别存有严重右倾观点的同志，并没有很快觉悟。时过不久，一九四一年一月，新四军九千余人，在泾县的茂林遭到国民党军八万余人的伏击。血战七昼夜，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及众多干部被捕，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被害，除两千余人突围外，其余同志大部分壮烈牺牲。这就是被毛主席称为“惊天动地的大事”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命令陈毅同志为新编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毛主席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谈话，揭露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罪恶目的，警告日蒋反动派“放谨慎一点”“仔细........自己的脑袋”，大义凛然地指出:“.....…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时局不论如何黑暗，不论将来尚须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和在此道路上须付何等代价，日寇和亲口派总是要失败的。”
我们是在豫北卫河东岸的内黄地区得到“皖南事变”的消息，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处理这一事件的命令、谈话及重要指小的当时全区军民愤怒、悲痛的情绪可以说达到了顶点，求战欲望简直达到了不可抑制的程度。我个人也是这样，几天几夜总也冷静不干部来。新四军中有我许多的老战友，他们如今怎么样了?他们的音容交替地在我面前出现当我听说周子昆同志确实被害时，心里非常难过。
我和周子昆是在延安“抗大”认识的。那时我是军事第七队的学员兼队长，他是我们队的教员他对教学严肃、认真、负责;对同志热情、谦虚、诚恳。为了完成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尽快培养出探人敌后抗战的军事指挥员，经常顶着烈口，爬山越岭，带领学员搞现地教学有一次，毛主席要我给大家讲讲游击战争的问题我怕讲不好，周子昆同志便耐心地帮我准备发言稿为了搞好教学，他经常向我了解红一团的作战情况。有一次，学校要每个学员写一份带理论性的关寸游击战争的经验总结我是打了多年游击战的，但要把实践经验变成理论确实有些困难。一天晚上，我冒着大雨钻进他的窑洞，他正伏在灯下备课，听我说明来意，他立即放下手里的工作，高兴地和我研究起来，直到鸡叫。
象这样一些经过党的长期培养和战争考验的好同志，没有倒在与异族侵略者厮杀的战场上，却惨遭暗算，饮恨亡命于卖国投降派一手制造的·千古奇冤之中，怎么能不令人痛心疾首呢!
那些日子，我们抓紧时间向部队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我和崔田民、卢绍武等同志也交谈了许多、许多。我们从“皖南事变”谈到全国面临的危机，从华北战场谈到冀鲁豫根据地，从敌我力量对比谈到部队今后的艰巨战斗，越谈越感到:在整个战争形势恶化，抗日根据地被日、伪、顽蚕食、分割、封锁的情况下，要把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巩固和坚持下去，只有紧紧依靠党，依靠人民群众，以斗争求生存，在斗争、生存中求发展必须教育、动员全区军民“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强烈的民族义愤和阶级感情，迎接抗日战争最黑暗、最艰难、最残酷和最严峻的考验。
凶残的敌人给我们增加了巨人的悲痛，也增加了我们战胜敌人的力量。
“皖南事变，后，毛主席代表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了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指示，为我们坚持敌后斗争指出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和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