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15日，红25军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与陕甘苏区红军胜利会师，成为红军长征路上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队伍。
几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际，正是日本侵略者企图侵占华北之时。在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下，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肩负起民族大义，举起抗日大旗。
然而，国难当头，蒋介石却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对日不抵抗政策。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田越英：中华民族已经面临外敌的入侵，蒋介石还在说要攘外必先安内，现在的敌人不是倭寇，主要是共产党，对待外族入侵都不重要，他的观点就是这样。
1935年9月26日，蒋介石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甘、宁、青、晋5省军队“围剿”红军。
图：张学良（左） 蒋介石（右）合影
1936年2月20日，东征的抗日先锋军突破了阎锡山的黄河防线，进入山西。蒋介石急忙任命陈诚为山西“剿共”军总司令，调集10个师，号称20万人，分两路开进山西增援阎锡山，同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与之配合，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陕甘根据地。
5月5日，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表达了敦促蒋介石抗日的意愿，通电倡议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 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
1936年1月，张学良忽然接到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密电，告诉他此前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已被释放回来，要求面见张学良。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巡视员姚文琦：高福源在瓦窑堡的时候，亲身感受到红军的友好态度，感受到了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的英明正确。所以，他主动要求回到东北军，劝说张学良走联共抗日的道路。
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张学良决定尽快与红军展开谈判。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携同刘鼎和王以哲，驾机由洛川飞抵肤施（延安），在城东的一座教堂内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会面。
红军和东北军达成协议，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并建立了电台联系。
周恩来在之后给张学良的信中写道：“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这样的话，张学良就下决心，他个人拿了两万块钱，后来他又给咱们20万银圆。一夜的交谈以后，他对于中国共产党是认可的。
延安谈判后，中国共产党同东北军，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督战，随行的除陈诚、卫立煌等一批军队高官外，还有50架战斗机。
在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屡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都遭到蒋介石的训斥。
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临潼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同时，第17路军控制了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随后，张、杨向全国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身在张公馆的共产党员刘鼎立即给中共中央发去密电。
张学良也致电当时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坐张学良派来的专机飞抵西安。
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谈判。
周恩来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同意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6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蒋介石还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回南京后，可以直接进行谈判。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来源：CCTV国家记忆
编辑|汪佳梅 监制|赵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