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下至庶民百姓，上至达官显贵，大家皆赞同“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究其根本，学而优则仕，一旦金榜题名后，便可人前显贵、从此平步青云。
尤其在封建时期，又以考中状元为大多数学子的人生目标，于是流传出“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的民间俗话。
古人皆认为考中状元后就能当大官、光宗耀祖。翻看相关历史典籍，若学子真的金榜题名，考中状元后，就能跻身官宦，甚至获得某些“特权”吗？
封建时期，统治者们想要选拔出优秀人才，无外乎三种途径。
首当其冲就是源于先秦时期的举荐制；战国末年的察举制，其次就是兴盛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
举荐制和察举制，单从字面意思就很好理解。春秋与战国时期，不少有学问的俊才四处毛遂自荐，比如孔老夫子就带着一帮弟子们周游列国，宣传儒家文化。
察举制，类似于如今的“内推”。科举制就是大家熟悉的科举考试。
古代科举考试程序较为繁琐，每三年，各地会举行一次乡试，又被称为“秋闱”。乡试之前，各州县会举办“院试”，挑选一批精通笔墨、品行端正的学子参加乡试。
每个地区的录取率都不同，经济基础较为繁荣，文风盛行的大省录取率自然就高一些。西北、西南等经济凋敝的地区录取率自然就会受到影响。
通过乡试考核后，学子们要去参加“会试”，会试的第一名叫“会元”，俗称准进士。由于会试一般是在乡试过后的来年春天举行，又被称之为“春闱”。
通过会试考核后，学子们自动成为贡士，可以参加殿试了。殿试由皇帝亲自出题考核，一甲三等分为状元、榜眼、探花，还有二甲赐进士及第，三甲同进士……
那古代科举的录取率到底有多低呢？
据统计，自唐朝初年开设科举，至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近1300年的历史中，涌现了数以百万计的举人和十多万名进士。
作为其中的佼佼者，“状元”郎则是屈指可数，只产生了592名状元（一说504人）。加上其他短命政权选考的状元以及各代的武状元，中国历史上总计可考的文武状元大概为777人。
清朝国祚267年，共举行112次会试，进士人数约27,000人，平均每年只录取100多人。一级甲等，二等、三等录取人数更低，每科绝不会超过30人。
如此令人发指的低录取率，难怪范进中举后那疯癫的样子了。
高风险，高回报。既然古代科举录取率这么低，冠绝这些知识分子之首的状元，想来待遇必定惹人艳羡。
古装剧里经常有“榜下捉婿”的桥段，考中了状元无异于成为人生赢家。一手握金钱，一手抱美人。殿试结束后的不管是一甲、二甲还是三甲，都可入朝做官。
三甲（同进士）大多直接进入翰林院成为后备人才，等着递补做官。二甲进士自由选择是否留在京城翰林院，还是选择去地方做官。
一甲三人则另有安排，状元任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出任翰林院编修，官阶相当于6~7品。
翰林院主要职责为朝廷选拔人才，培养优秀官员、起草文书，离天子很近。一甲三人其地位、待遇和今后发展前景，与二甲、三甲的进士们不可同日而语。
《清史稿·选举三》：“一甲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进士授庶吉士、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推官、知州、知县等官有差。”
咱们暂且不讨论二甲、三甲，单单就论状元郎是不是一辈子只能担任翰林院修撰？
更通俗点来说，翰林院是个“清水衙门”，就算离皇帝比较近，可没有那些“肥缺”来得更加实在。
大家要清楚这一点，修撰虽为闲职，却是朝廷重点培养的储备干部。举个不恰当例子，状元、榜眼与如今的军校毕业生一样，一旦下连队是有正式官职与军衔的。
翰林院的“实习期”满后（一般为5~6年），或留在朝中历经侍读、侍讲等升迁分发六部（兵部、礼部等等）、进入内阁；又或者外放地方，历经知县、知府、总督，有朝一日升迁成为一方大佬，继而独当一面。
或许有人会说了：三甲的同进士一样可以外派做官，好不容易得到皇帝赏识成为状元，难道还和三甲的待遇一样吗？
大家应该听过这么一句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与之类推，古代状元虽然与三甲进士看上去待遇一样，但都是等着递补当官。
好比现如今不少知名大公司招聘新员工的最低门槛都是985或者211毕业，若求职者有其他特长肯定会额外加分。
再说得更简单点，清华、北大这些学校的毕业生们，往往在求职的过程中，学历会比其他学校的毕业生更具有优势。
状元乃皇上钦点，起步标准就与三甲进士差之千里。一个状元与一个进士同时外派做官，在各自不出现重大失误的前提下，状元的升迁速度肯定会比进士更快。
这就好比我们是HR的话，肯定会优先录取好学校、学历高、履历丰富的毕业生。
升迁速度快、被别人高看一眼，这就是中状元后最大的“特权”。
再用两个具体的例子来给大家介绍下状元与进士的升迁速度。
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江苏金坛人于敏中考中“一甲一名”，被授予翰林院修撰。
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于敏中升为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读。乾隆九年至乾隆十五年，于敏中任提督学政。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升为正二品兵部侍郎。
同样是在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重庆人周煌以二甲第四十六名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
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任散馆授编修；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担任山东乡试副考官。
乾隆七年至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周煌辗转各地担任监考官；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任云南按察使司副使，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迁升右春坊右中允。
注意，至乾隆十九年时，于敏中已经升任正二品的兵部侍郎，而周煌还只是小小的正六品右春坊右中允。
这还不算完，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周煌奉乾隆之命，前往琉球国册封，出海考察两年有余。
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周煌升侍讲学士。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任福建乡试正考官。兜兜转转至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周煌才任兵部侍郎。
大家看到了吧，两位同一年得中功名的举人，于敏中耗时17年当上兵部侍郎，而周煌却花了30年的时间才勉强赶上状元于敏中。
另外，周煌未担任兵部侍郎之前，不仅辗转各地担任监考官，还要出海考察数年有余。与于敏中一路顺风顺水相比，周煌完全能用“历经波折”来形容自己的仕途。
周煌跟于敏中二人的升迁速度，特别真实地反映了状元与进士拥有的“特权”。
进士是刚刚摸到了做官的门槛，若今后想出人头地，凡事都得亲力亲为，千万出不得差错。 状元只需老老实实做学问，外派当官，十几年后高低混个正二品的大官，然后舒舒服服告老还乡。
也就是说，古代学生考上状元之后，马上就能担任正六品的翰林院修撰，这是进士需要努力数年才能达到的品级。
纵观历史，既有于敏中这种叱咤宦海的佼佼者，也有苦尽甘来的周煌，更有郁郁不得志的状元。（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的状元马世俊，至死就当了个翰林院侍读）
至于状元有什么“特权”，大家看看于敏中和周煌的例子就会一目了然。“特权”正如每年的高考一样，考试成绩的好坏只能代表以前的努力和付出。
能不能有所成就、能不能出人头地，皆取决你以后的表现。
参考文献：《清朝状元列表》《清史稿·选举三》《清史稿·于敏中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