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建忠
曹思聪(1888—1962)，字颖僧，今陕西榆林市横山区响水镇响水村人。清光绪十四年，生于响水堡一盈实之家。父子正，晚清拔贡，曾著有《晚香堂诗集》。思聪自幼聪慧过人，又得其父和其师横山人“同进士出身”王庆云之耳濡目染。幼时就能自如诵读《诗经》《论语》。清光绪廿二年(1896)，思聪入怀远县高等小学堂就读，又蒙“帝师之师”河南巩县人万融川（曾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之启蒙老师），以及四川人光绪二十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怀远知县张祥龄之垂教。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考入榆林中学，宣统元年(1909)经县、府选送，至西安两级师范学习。民国初年，以全省第17名的成绩留学日本，主攻政法，兼学文史。尤其接触驻东京之史学同仁，开始西夏学研究。1917年8月回国，1919年，又与留日同窗曾天宇等相约，入北京大学史学门(后改为史学系)深造。5月在北大法科礼堂聆听《京报》邵飘萍报告，参加五四运动。8月初回榆林，与北京同学创办进步杂志。1920年任陕北道视学、陕北联合县立中学学监。1921年，赴北京地方自治模范讲习所学习，返任陕北地方自治讲习分所教务主任兼陕北各县自治监察专员。1922年，被选为陕西省议会第三届议员，任陕西省政府参事，陕北镇守使公署高级咨议。1927年出任定边县县长，次年调任陕北佳宋商税局局长。1931年改任神木县县长，次年任陕北工程委员会副委员长、《上郡日报》馆馆长，1934年任陕北赈务委员会主席，陕北二十三县学督。1940年应聘为国民党陆军第86师参事，并兼任绥德师范史地教员。1951年任榆林县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府参事、陕西省文史馆馆员等职。
早年对西夏学的开拓
曹思聪是近代西夏学研究的奠基者，是中国边疆学会的奠基人，更是陕北土生洋滋的文史大家，其研究成果影响深远。
1903年3月，曹思聪阔别家乡和亲人，乘日商“株式会社”轮蹈海东渡，经长崎、神户，到达东京，就读于东京日本私立法政学校法律本修科。1917年元月，考试毕业，名列第一，获成绩优等奖状。为继获文凭，又入东京私立法政大学大法科学习，得其所求，于7月回国。
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汇聚了聂历山、罗福成、罗福苌等早期西夏学的顶尖学者，时日本为西夏学研究的中心。此间，作为来自党项民族第二家乡陕北横山、自命为“圁滨山人”的曹思聪，有幸在这一时期会晤这一批先行者，接触西夏学文献尤其西夏文字，通过解读、文物考证、资料整理展开西夏历史文化的探索研究。此间吉野、板仓、中村、志冈、小林、副岛等是日本西夏学研究的先驱。其中曹思聪的老师小林、副岛亦为此时日本西夏学研究旗手式的人物。先生的简历中有“将小林、副岛诸先生的讲演颇存心得，铭记于心”之记录。作为一个主攻政法的中国留学生对东洋发现的西夏学资料情有独钟，以至终生以西夏学研究为己任，孜孜以求，锲而不舍，与其身世关系极大。
曹颖僧日本留学时留影
曹家世居横山，早在明初，其始祖延绥指挥使武略将军曹兴戍边来到陕北，其后英贤接武，代代簪缨。清乾嘉时期，曹氏“晚香堂”存书就冠压延绥，地方史籍储备极为丰富。马鹤天在《西北考察记》序言里讲：“留日学友曹思聪，富藏图书，博稽群集。明代以来世居横山，对明代及沿边掌故，尤有深切研究……去岁余曾游响水，过其庐，见其家藏典籍，上自古之轶闻旧史，下至今之游记杂志，旁及日文、西夏文之刊物，并国内各书局，各大图书馆、各藏书家之目录，无不备收。且不仅广收富藏，一开其帧，展其卷，则见朱笔墨蹟，随处斑斑，足征其曾皆勤于批阅，而详加批点。旧闻曹思聪噬书若痴，动辄以重金交换，年年以牲口隔省驮书，书库中汗牛充栋，可谓实矣。”
时至今日，每一位试图进入西夏学研究领域的人都知道，现存的西夏文献九成以上都是中原或者西藏佛教著作的译本，给人的感觉是佛教在西夏的普及程度不亚于吐蕃，要进行西夏学的研究，必须读西夏文与汉文双语原著《番汉合时掌中珠》。可曹思聪在接触“掌中珠”之前，就于延绥、伊盟古遗址里接触了为数不少的西夏文资料。早在1915-1918年曹思聪就和时著名书法家、陕西富平人、两度任横山县知事的张纯瀚研习誊写过西夏文佛经。毋容置疑，早年留日专攻政法的曹思聪回国以后在政法上并无建树，却津津自乐于西夏学研究，即使从政从教间隙，依然潜心于此，探究不止。
曹颖僧具备阅读梵、汉、蒙、夏、日多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汉、日文特精。之后他又专修国学，基础深厚，中西兼收，故其著作多为国内学人推崇，加上引用文献研究地理，将死历史写成活地理，其可靠性、历史性、真实性非一般的史志著作可比。曹思聪1916年翻译日本学者参观俄国彼得堡、中国黑水城西夏文献以后的著述《佛经之都》。1925年，曹思聪撰写民国《横山县志·西夏传》，1945年成就《延绥揽胜》，尤其在1959年，编就《西夏文史荟存》。中西夏文对照的《荟存》第三卷佛经《华严经》，用楷书书写，字体既工整又不拘谨，可以说在书写技巧和功力上已经相当娴熟。曹思聪西夏学研究成果颇丰，更为西夏学研究之滥觞之作。
对陕北区域文化的研究
五四运动以后，马鹤天、顾颉刚、曹思聪一大批爱国志士，密切关注祖国边疆，倡导国人重视边疆学，不遗余力，奔走呼号，并于1923年，创建了中华西北协会，后形成中国边疆学会。他们几乎都满腹经纶而又睥睨官场，最后都走上亲自边疆考察的道路。他们陆续整理出版了好多部考察行记和论著，作为一个学派，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1923年，马鹤天编《内外蒙古考察日记》，来榆林，约曹思聪前往伊盟考察。马鹤天往返九个月，行地万余里，对内蒙之王公政治，外蒙之共和政治，以及社会、经济、种族、宗教、交通等等，做了详细记载。这部日记在民国时代享有“蒙古文化宝鉴”的美誉，背后却有曹先生的功劳。
1935年，马鹤天奉命出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大员，并被任命为九世班禅大师回藏专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察哈尔蒙旗撤退到榆林，马鹤天任特派专员驻榆林办事处期间，掀起了中国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此一时期，榆林成了中国边疆学会的中心。这一阶段边疆学派成果累累。马鹤天《内外蒙古考察日记》《蒙古行》，侯鸿鉴《西北漫遊记》，曹思聪的《延绥揽胜》应势而生。
1928年曹思聪完成《横山县志》的编纂，尤独开志载《大夏传》和《西夏传》之先河，亦为中国县志载西夏史、大夏史之发轫，《西夏传》亦为后人成就西夏史之纲目。《横山县志》因此成为志苑佳品、中华民国名志，影响深远。
曹颖僧作品
1934年秋，辛亥革命功臣刘守中著《续汉书郡国志释略补注》，来榆考察。经井岳秀推荐，曹思聪承担境内文献掌故之提供，井因此倍赏其才，并嘱其完成一部延绥史纲。当年秋，先生于“夜雨秋灯之暇，集方與地志诸书”，结合其三十余年陕北游历，纂为陕北《沿革》《揽胜》两编，上编历代沿革共11章，涉及西夏史事内容的达5章；下编名胜、古迹、山原、河流、关险、寨城、桥梁祠祀、陵墓、水利、边防10章，涉及西夏史词条达31处，成为研究陕北历史文化最有价值之地方史志。
曹思聪于《延绥揽胜》自序中言：“吾人居今日而言山川城寨胜迹，须以史地与方志为皈依，安敢自作聪明，厚非古人。然考诸往籍，除非当年少数郡邑外，其所指宋代以前某处，确为今日某地者，率系揆情度世、概括揣测之辞，推其所以至此者，一由金石弗传，文字磨灭；二由历史中断，文献失征；三由地名递变，古今异称；四由兵燹浩劫，民族更迁；五由山河荒芜，名迹销沉。具此数因，始知殷夏去周匪远，而孔子忧叹其难，况在后世乎？”曹思聪这段话，道破了宋代以来，陕北地名研究之不易，这也是编撰《延绥揽胜》的意义。
《延绥揽胜》为后人研究陕北古代史提供了可靠依据，此书被列入中国边疆史地丛书，与清代榆林府知府徐松的《西域水道纪》堪称姊妹篇，被誉为再现陕北历史地理之鸿篇巨制，成为中国北方一部重要的史志著作。
地方教育大家
1918年，思聪任榆林中学法制经济教员，榆林中学根据省政府及道署要求开“俄蒙文专修科”，在各班“择其有志俄蒙文之学生”，编为一班，每日授课二时。后又在沿边六县高小添设了蒙文课。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曹思聪、李鼎铭编纂了《蒙古历史教科书》，后改为《北方民族历史教科书》。1940年，绥德师范迁移响水，先生除了落实校址、解决实际问题外，还亲自参与编写教材管理和教学。
1920年曹思聪任陕北道视学、陕北联合县立中学学监。残缺不全的《曹颖僧回忆录》可见大量的篇幅，竭力呼吁为榆林教育争取支持，以及跋山涉水督查陕北二十余县新学建立和学校运转诸况。
《陕西教育月刊》1925年第44期督察员赵邦楹视察横山县学务状况报告书载：横山教育异常发达，教育局长魏长城尤能竭尽全力……县城内县立高级小学一处，成绩卓著，校长曹思温办理十三年，精神不减……全县初级小校共计61处，学生1570余人，其中初级女校12处，学生280余人……横山向为文风闭塞之区，自刘知事热心提倡，始渐发达。现在办学人员，克尽厥职，和衷共济，朝气焕发，实事求是，为其特色。
1924年2月陕西省视学韩兆视察榆林中学，呈文省厅褒奖榆中：榆林各县联合中学开办有年，成绩卓著，一切设备编制均能尊章，教授管理无不合法，学生程度颇有可观。此举的结果是，省长批准、地方富户的捐赠，常令榆林教育恒久呈现柳暗花明、姹紫嫣红之气象！更为可贵的是，在此间，发展教育尤其发展新学，成了各县县长的主要职责，政府训令和惩戒条例里都有具体内容，像后来的“一票否决制度”，深入官心民心。
1921年，先生任陕北地方自治讲习分所教务主任，频频在各地举办讲习所。此举虽然是弱化的中央政府以分权取悦国民“自救”的一种方式，但在当时，由举办训练班发展到办专业教育、普通中小学教育和成人教育，实在难得，曹思聪则将民众的公民意识、自治参政的能力，应运到各地建立董事会办学上，之后各县纷纷推行知县选派县视学为董事长、选定教育骨干和富商大户为董事会董事的新模式，例如横山县成立了视学李培新为董事长，曹思温、谷占峰、李锦枫、曾进贤四人为董事的董事会。
地方实业先驱
水是陕北人的生命，逐水争水也是帝王诸侯在此争疆拓土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2年，曹思聪任陕北工程委员会副委员长、陕北水利委员会督办，当时最先开展的工程自然是水利。曹思聪实际上也就是水利工程委员会的主管，在政府投入很少的现状下，他首先采用入股的办法重新整修废弃和淤塞的陕北各渠。
横山定惠渠渠首位于横山县响水堡东南十里赵石窑，于1939年夏，曹思聪电请陕西建设厅李仪征，北上踏勘地形。1940年复派测量队实地测量，呈报全国水利局，设计全渠工程经费为350万元。1941年1月，将此渠改归陕西水利局管辖，令即着手，开工修筑，并任刘学海为陕北水利工程处处长，以陈靖副之，兼任总工程师。曹思聪先生半年中亲临工地，指导监理，且督促工程监理人雷履初，事无巨细，严格把关。传言石底清洗不够，先生勒令返工清洗；工程选石细化到眼观锤敲；工程中没有水泥，没有采用现代的水泥预制浇灌，曹先生选用青石坐白灰代为实施；闸门砌石凡一块不达标者，必拆毁重建。
米脂织女渠修建，曾经1924年、1927年两次尝试，均因款项无着，未能兴工。1936年曹思聪任上恳请，陕西省国民政府作出以工代赈拨款8万元的决定，省水利局派工程师李维第率技术人员来米脂指导施工。织女渠于1937年6月开工，1939年4月渠成通水。织女渠渠首开凿1000米隧道穿岸边石崖，引入无定河水。经山坡明渠到镇子湾村，再进入土渠，至小桑坪村止，全长18公里，1939年正式通水，可灌溉农田5000余亩。
文余
曹思聪家族“晚香堂”存书，经历“文革”，均被焚抢殆尽，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曹氏数代人富藏的文物、学术价值极高的孤本、珍本、善本均无幸免。在那人妖颠倒、斯文扫地的年代，红卫兵不识古文古字，甚至把西夏文与汉文互译本《番汉合时掌中珠》及古装本《康熙字典》，特别是曹先生和达官雅士的往来信札、先生精校的古籍手稿、延绥一带珍贵的地方文献、陕北望族的旧闻谱谍、古籍奇书，以及成捆的外文杂志，均以“封资修”“糟粕”在横山县城集中销毁。先生留日，在榆在京、西北学会、边疆学会，甚至陕西文史馆工作时的照片为当地“红卫兵”肆意撕焚。横山中学语文老师贾重华在火堆中抢出的曹思聪编著的中华民国名志《陕西横山县志》，进入21世纪以后在横山几乎成为孤本。浩劫中得以保存的四大本《回忆录》，也于1984年为陕西地方志办工作人员张瑞林所获。张命运多舛，获《回忆录》两年后服刑，最终亡于狱中。追考张某无子，服刑前曾于西安南稍门外居所与一老妪一起生活。张的意外使曹的《回忆录》淹忽于无形。曹思聪编纂的《西夏文史荟存》，2018年终由榆林市横山区政协以文史资料出版。因为诸多原因，曹思聪西夏学研究成果在学术界流传甚少。曹思聪这个延绥翘楚、文史巨擘，只存在于人们的点滴记忆中。
来源：各界杂志2022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