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徐向前率领解放军解放了太原城。家乡一些亲戚朋友就来找他，希望徐向前帮忙谋个官当。徐向前对这些亲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耐心说服教育他们安心在家务农。但是，还有人不理解，认为没能沾上他的光，说徐向前这个五台人“不近人情”“六亲不认”。
有一天，徐向前的两个亲姐姐来找他，希望他能在生活上给点帮助，这让徐向前有些犯难。原来，早在抗战初期，他的两个姐姐就都把儿子交给徐向前参加了八路军。之后，两个外甥都牺牲在了战场上。
徐向前对姐姐说 :“我是个空有虚名的穷司令 !我们共产党都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不能为自己。你们来了，只能住几天，我也没什么好吃的，我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们，东西都是公家的 !”
徐向前常常教育子女做人要干干净净，清清白白。他曾为子女们写下“言之贵在于行，行之贵在于果，大小事皆然”的警语。
二女儿徐鲁溪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是我国的第一代硕士研究生，主持的项目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家三口挤在一间 8 平方米的小屋里，后来单位调整住房才改善了条件。
为此，徐向前对她好一顿“审问”，最后了解到确实是单位正常调房而不是特殊照顾，这才安下心来。大女儿徐志明和小女儿徐小涛直到退休还都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普通医务工作者。
谈及父亲，儿子徐小岩回忆说 ：“他经常嘱咐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掌握、研究新东西，特别是科学技术。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学习各种新知识。他最担心我们不求新、不上进。”
20 世纪 60 年代初徐向前对初来乍到的一位年轻秘书，关心之余严爱有加，他初次见面嘘寒问暖后将思绪穿越回了烽火岁月，严肃地说 ：“战争年代，机要工作是首长的耳目。没有耳朵和眼睛还能打胜仗吗？所以，我们党历来对机要人员非常信任，非常爱护。有时为了战斗的胜利，为了保证文电的畅通，要不惜付出牺牲。可以说，机要就是生命，机要就是胜利。”
接着，他话锋一转说：“说机要人员重要，是指他担任的任务特殊，他的工作性质特殊。但作为从事机要工作的个人，绝不能特殊。有时自觉不自觉地滋生一种优越感，这就是毛病了。”
谈到秘书工作时，他又语重心长地说道 ：“机要人员是经过严格挑选和严格训练的，做我的秘书工作，很大一部分也是机要工作。你从原单位到我这里来，环境条件变了，要提醒你，在我这里工作，不能有特权思想，不谋求特殊照顾，不能提特殊要求。”
他解释说：“你们有困难和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你要先和我讲，由我来考虑。因为你随便向人家提问题，人家分不清是你的意思还是我的意思，容易给人家出难题。”
1962 年春，徐向前去广州休息了一阵子。时任广州市粮食局局长前去看望，此人曾是徐帅的老部下，在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当过报务员。当徐向前一行从广州返京时，宾馆同志告诉随行秘书说，这位局长给首长带了一点东西且已送上火车。
回到北京一看，秘书才知道是 30个咸鸭蛋。那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实在没啥好吃的。这位秘书就让炊事员蒸好了给首长吃。
徐向前一见端上来的美食难得一享，初时自然而然约略表现出了一丝喜形于色口吻说：“啊，今天有鸭蛋！”
但是只见转瞬他警觉地恢复了平静语气问 ：“哪来的？”
夫人黄杰说：“是秘书从广州带来的。”
徐向前听后，立即找来秘书追问是怎么回事，秘书照实汇报了原委。徐向前听罢，近似恼怒地说：“谁让你收人家的东西，你是代表你，还是代表我？好，你收的，你拿去吃！”说完把盘子一推，就是不吃。
1975 年，曾当徐帅秘书的那位同志从四川万县调往石家庄前，细心地想到徐帅家楼门房檐下那把藤椅实在是破得不能再用，老人家常在院子里散步总要坐到藤椅上休息。便花了 41 元钱定做了两把藤椅托运给徐帅。
然而，当他到了石家庄不久就接到徐帅办公室的邵管理员一封信，信中说：“首长让我把这两把藤椅寄回，并谢谢你的关心。”
原任秘书看完来信后开始觉得不是个滋味，本想这仅41 元的东西只表示一点心意，未曾想首长也执意不收且信文简单到没作任何解释。
可是后来很容易就想通了：这类事自己早已领教过且深谙徐帅作风人品——“帅门家风，戒己律人”，是不需要任何解释和说明的。
1990 年 6 月 27 日，因肺结核病复发，徐向前再次离开了家，离开了住了 28年的柳荫街，住进医院。
临行前，他怅然道 :“唉，这次走就回不来了……”好像是老人家的直觉，很有预感。在医院里，徐向前对妻子黄杰和儿女们郑重地讲了他的三条遗言 :“我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河西走廊。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贯彻党的路线，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6 月 29 日，老战友李先念到医院看望他，徐向前再一次郑重地向李先念重复了这三条遗言。足见，遗言低调不愿留名，风范永存一世英名。
